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核心内容（新文化运动的上半场与漫长的下半场之间）

林少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文化”是以反“复古”为旗号的。在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所著《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一书中，“复古”与“新文化”这一对充满张力的词却巧妙地融合在了对章太炎的评价之中，令人耳目一新。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毛尖对陈子善的评价：“只要陈老师在，鲁迅和张爱玲就能在一个朋友圈。”林少阳亦是，他仅用一个字——“文”，就举重若轻地串起了章太炎的“复古”与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章太炎是反儒家的儒家，而新文化运动亦为反儒家的儒家运动。清末革命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上半场”，五四则是“下半场”，章太炎便是两个“半场”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人。

同一个鲁迅，为何前后差异如此大

“鼎革以文”中的“鼎革”一词出自《易经》，意指改朝换代。“文”是什么？何以能有改朝换代的力量？要讲清章太炎笔下“文”的内涵，素来是个难题。在不同的语境中，章太炎的“文”有文字、文章、文体、文学、文化，甚至国粹的意味。而林少阳在东亚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给“文”赋予了更有力量的解释：它不仅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核心，还是东亚汉字圈中近代学术与现代性的关键，关联着儒家传统与西方的伦理政治理念。正是因为如此，“文”才能够成为清季思想革命的重要手段。

全书分为九章，展示了章太炎与晚清政治革命、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通过对其矛盾性的解读，极好地呈现出了章太炎“复古”表象后的现代性。“以复古为解放”是梁启超对清代乾嘉汉学的高度评价；作为清代学术的集大成者，章太炎则是“以复古为革命”的先驱。

章太炎未曾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态度也不甚赞同，为何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强调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即源于他培养了一批以其为思想标杆的五四旗手，其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莫过于鲁迅。林少阳以鲁迅名作《破恶声论》为例，展示了青年鲁迅与章太炎思想之间的深度关联：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明显受到章太炎“以宗教行革命”思想的影响；鲁迅反“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思想立场多得益于太炎；鲁迅提出的“兽性爱国主义”概念与章太炎对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怀疑性批判不无关联；鲁迅视佶屈聱牙的古文为“输入文明之利器”，也深受太炎语言观的影响……诚然，这一时期鲁迅接受章太炎的影响是有迹可循的：他与周作人以古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是从复古的文学立场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回应；他也曾自陈当时“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集外集〉序》）

如果说20世纪初的鲁迅是章太炎“复古”的追随者，那么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则是章太炎思想的转换者。这种“转换”有的时候却以一种叛逆的形式展开：鲁迅不但对章太炎所看重的“国粹”“国故”冷嘲热讽，对“古文”“文言”更是毫不留情。新文化运动后的鲁迅在现代思想界以“反复古”的精神斗士形象示人，与章太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一个鲁迅，为何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简单地认定新文化运动后的鲁迅与章太炎的“复古”思想背道而行，那又如何解释鲁迅晚年强调对自己早年的文言文章“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集外集〉序》），如何解释其逝世前两次撰文回忆章太炎？

随着近年来章太炎研究的升温，我们幸而得以通过李振声、陈雪虎、彭春凌、仲济强等学者的研究看到鲁迅与章太炎之间深度的精神关联：小到鲁迅以章氏强调的“真”来反对“瞒和骗”（《论睁了眼看》）、把太炎对中国人鬼神经验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小说中沉浸于鬼神想象“木刻似的”祥林嫂（《祝福》）、吸收太炎名家的主张作为其杂文循名责实的核心论式、效仿太炎从《说文解字》入手讨论文学的起源；大到把章氏以国学对抗孔教的思路用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教运动、在章氏音韵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呐喊”来唤醒“无声的中国”、在太炎所推崇的魏晋文章中追寻个人反抗与独立……换个角度来看，鲁迅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公开表现出对“文言”和“国故”的敌意，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矫枉过正的思想动因，一如他在“铁屋子”的寓言中所陈。“文言”与“国故”，本来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容易被复古者所利用，变成反对白话与新文学的武器。可以说，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并不仅只在其青年阶段，也延伸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意义自毋庸赘言，然而要读懂鲁迅，不能不读章太炎。

一个“章太炎”，被年轻一代分成几块

鲁迅自然是章太炎的好学生，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五四旗手也汲取了章太炎的精神资源。正如林少阳所言：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一个“章太炎”被年轻的一代分成几块，各取所需。胡适吸收了章太炎的“国故”，周作人、沈兼士将章太炎的方言音韵之学用于《歌谣》杂志。他们成功地将章太炎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换为了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上述新文化旗手中，胡适、吴虞并未列籍章门。然而胡适初到北大时，曾下苦功夫研读章太炎著作，以至于其学生毛子水甚至认为胡适是“唯一能发扬太炎之学的人”。陈平原在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把章太炎、胡适看作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代表。正如林少阳所提示的那样，胡适把“整理国故”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环，这与当年以章太炎为核心的国粹派所倡的以保存国粹来效仿欧洲文艺复兴的思路颇有相通之处。“国故”二字便出自于章太炎的名著《国故论衡》。同样的，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其攻讦孔家店的思想来源也主要来自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

作为白话文学的旗手，胡适的语言文学观也曾受到太炎启发。毛子水曾指出章太炎的《文学论略》主张“文”的用处就是“达意思、达语言”，因而启发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关于国语文学的思想。章太炎拆除应用文与美文之间藩篱的文学论，也给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带来了最初的灵感。在文学上，他也是章太炎的知音。对于太炎颇有争议的泛文学观，胡适曾为之辩白，称其文学义界之说可以防止“美文”不注重内容。章太炎曾反对“学说”与“文辞”之分，胡适也坦陈自己“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把太炎的学术著作《国故论衡》《检论》都视为“古文学的上等作品”。章太炎曾多方强调“修辞立诚”，而胡适也要求语言“言之有物”，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虽然这些联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但对理解胡适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胡适写于1924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不仅高度称赞章太炎对近代诗歌批评的结果“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甚而把章氏推为50年来之第一作家——也就不至于像胡先骕那样感到匪夷所思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胡适，与章太炎也毕竟是两代人。他们在诸子学、语言的选择以及读经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见解。五四一代的学术，已经在胡适对章太炎的继承和批判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影响本有正面和负面之分，章太炎对新文化人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引导作用，也有负面的“刺激”作用。应该看到，新文化人对章太炎的思想既有吸收也有批评。周作人在继承了太炎方言思想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方言调查来恢复汉语语言文学的活力，却也曾隐约表达过对太炎文学观念的不同意见；钱玄同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得益于章太炎言文一致的观点，却也曾批评其师的学术与科学方法背道而驰；顾颉刚曾肯定章太炎在整理国故、音韵学及攻击今文经学派方面有益于现代学风，又在“古史辨”中把他视为落后守旧的人物；傅斯年将章太炎视为清学结束期的代表，却又尖锐地批评他的文字学研究是学术的倒退。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身也在提示着章太炎及五四的复杂性。“青”既要胜于“蓝”，就不能完全依从于“蓝”。要理解新文化人对章太炎态度的两面性，毛子水的解释不妨一听：“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

学生与老师之间，并不一定是言听计从、亦步亦趋的，也可以是像梁启超与康有为那样批判性的继承。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旗手对于章太炎的批判性继承，正是对章太炎“狂狷”精神的最好阐释。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章太炎被其学生们有选择地继承下来，转化成为了新文化的现代资源，至今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这便是“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也可以成为我们在太炎150周年诞辰之际纪念他的一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