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豪杰群情激愤（群情激愤之后呢）

在这个史上最炎热的八月上旬，在中国的东南形胜（自然、人文条件俱佳）之地，演绎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敌御侮战略试验。起因是美国老妖婆（村妇式的谩骂，对国际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佩洛西的到访台湾，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严阵以待了。

尽管之前在美国放出风声的时候，中国就一再警告、并严正声明，还进行了围绕台湾的战略部署；可那个像西方神话中的巫婆一般的佩洛西还是现身台湾了，似乎美国人已习惯了我们的抗议，不以为意了。

原本以为就在佩洛西的专机甫一降落桃园机场时，就一颗导弹打过去，让那架携带示威气息的飞机在瞬间变成一个火球，继而化为灰烬；或者在第二天她与蔡英文会面时，现场被炮弹击中变成一片火海（事实上蔡英文自己也紧张，只见她站在老妖婆的旁边也并不那么坦然，而是将自己的两只手紧攥在一起）。为了等待这一惬意时刻变为现实，大陆许多人竟致彻夜未眠。

然而那个让人痛快淋漓的时刻并未到来。冷静下来仔细琢磨：一旦真的动武，也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战争过后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粗略估计均会倒退二、三十年，又是中了美国的计了。美国虽然名誉上把台湾当盟友，实则是用来制衡大陆的一枚棋子；如同乌克兰之于北约，北约就是利用乌克兰来消耗、拖垮俄罗斯的。

相信高层的智慧总是顾全大局、思虑长远的！而来自草根的愤怒可以说是义气使然，即使不再溯源到抗美援朝，只盘点近二十几年来的现实：从美国炮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到南海撞机事件，还有一次又一次的达成协议又遭背叛等等，种种公然的冒犯和轻慢态度在中国人的胸中积攒了太多的仇恨；叠加佩洛西的挑衅之行便以群情激愤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国民的这种愤激情绪其实并不陌生，也不只源于美国的诱导，它几乎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血液中，与华夏大地受外敌骚扰、欺侮的历史一样悠久。

浏览历史你会发现：在地球这个村子里，人类的文明进化之路其实大同小异，世界各个古文明的发展进度前后也就相差几百年。如在公元前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汉王朝时，相应地北方的各支游牧民族也人口繁衍、逐渐强大起来，且凭借他们强健的体魄和善于奔跑的骏马来无影、去无踪地对中原北部的农业区进行劫掠；即使在秦始皇那个年代修了一道长城也无济于事，阻止不了游牧民族那如旋风般的马队。一说秦王朝短暂覆灭的原因之一就是修长城耗损了民力，同时被灭亡的六国旧贵族又心存不满、伺机反抗，导致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就那么昙花一现了。

之后游牧部落对汉王朝又故伎重演，虽然送去王昭君和亲也收效甚微。忍无可忍之时，汉王朝只好倾其国库财帛一次又一次地组织远征，最有效的一次是李陵将军带队北击匈奴两千余里，维护了汉朝几十年的平安。

之后光阴流转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动荡的四百年，也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之中开启了与汉族融合的历史新时期，乃至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的李氏王族都有少数族裔血统。然而尽管如此，大唐帝国在与北方游牧民的拉锯战中仍吃尽了苦头，以致戍边将士留存下来的边塞诗中都有怀念汉朝李将军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致使唐朝不得不收降了周边的少数族群首领，结果怀有贰心的安禄山、史思明又掀起了长达八年的战乱：“俯瞰洛阳城，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将中原大地狠狠蹂躏了一番，自此大唐帝国由盛而衰。

如果说以上一千年的被掠夺、受欺辱、发生冲突仅仅局限于北部边陲的话，那么历史延续到宋朝，那种强敌环伺、割地赔款的无奈之举仿佛成了常态。此时北方几大族群的社会制度亦日趋成熟，同样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对于中原王国不再是之前的小股袭扰了，而是大规模的骑兵进犯，从而将大宋王朝的疆土步步蚕食，压缩成以长江划界的南宋，最终期望偏安江南一隅（杭州）而不得。如果说汉、唐帝国面对边患还只是多了一层烦恼的话，可以说中国人的激愤情绪从宋朝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回味一下前几天的民众情绪，不是与当年苏轼的愿望一脉相承吗？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但也伴随着图谋一己私欲、出卖国家利益的小人。在多灾多难的宋朝，诞生了抗金英雄岳飞：“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不也在抒发他的愤懑心情吗？千年以来，后人每当提到岳飞，或朗诵他那气吞山河的《满江红》时，便很容易联系到那个永远跪在他墓前的秦桧，背负着世世代代忏悔不完的罪名。

接下来整个中原被南下的游牧民族所占领，蒙古族成为继辽和女真族之后笑到最后的统治者；但入主中原以后，仍然因为没能妥善解决民族矛盾，使得政权存续不足百年，就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又面临“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的仓皇窘境，无奈之下不惜破费钱财重修秦长城，将自己的农耕文明圈起来。但依然狼烟不断，最终还是被来自东北的昔日女真族部下取而代之了。

大清王朝的前三分之二时光可以说没有外患，因为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就依靠实力和神力（在皇太极行军缺乏军粮时大批黄羊的出现，以及传国玉玺意外地归于皇太极之手）使蒙古族认定这是天命所归，加之从始至终在族群上层实行的和亲政策：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缘纽带，使得强悍的蒙古族与清王朝忠心耿耿地合作了近三百年。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二十年，朝廷才真正感觉到来自海洋的威胁，之后又拉开了近代屡屡受辱的序幕。如此历数下来，从宋朝开始，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中国人几乎一直都在承受着强敌压境的心理压力（除去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的短暂时光）。因而沉闷是长久的，每当如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奋起抗击，试图洗雪国耻时，便群情激愤，唤醒了全民族“誓与山河共存亡”的慷慨激情，由是“待收复旧山河，朝天阙”的愿望就现实地驻存在民众心里；可当激情消退之后，又是遭遇挫折的扼腕叹息！如此这般的情绪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

而在古代与当今不同的一点是：当危机来临，感觉受辱而愤激的只有主战派的官员和民间的士大夫及秀才，简而概之因为他们懂得；普通百姓都是文盲，不了解时事。即使改朝换代对他们影响也不大，仍然一如既往地种地、交租、服兵役，仅此而已。

当今在危急时刻则是群情激愤（全民拥有文化），至于说采取什么策略回应挑衅？最终取决于高层决策：在衡量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而不再像当年岳飞那样接近于以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来抵挡明里暗里的敌人。那么难道说在一致对外的斗争中，我们能够做到同仇敌忾、没有内部敌人了吗？非也！

历史鲜明地将宋朝主战派的岳飞和主和派的秦桧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岳飞壮怀激烈的爱国豪情流传千古，相反秦桧那阴险自私的算计手段被唾骂万年。光阴演变中出现了与古代的另一个不同点：爱国激情和阴险自私的本能均潜移默化地遗存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爱国激情源于教化；而自私的算计则出于本性。

它们表现在：当危机来临时，我们一方面希望国家能够强有力地出击，以发泄民众心头之郁闷；这也可以理解，谁不希望自己隶属的族群强大、胜利？

然而另一方面呢？危机总是暂时的，当或胜或忍度过那一时刻，回归平淡无奇的岁月时，人们又各自操持自己的那份生活，此刻人性的另一面又会彰显无疑：表现在面对国家利益与一己私利的抉择时，有多少人能够联想到它与国家的强大息息相关，做好这些事情有朝一日可以给予欺负到头上的敌人以有力回击？又有多少人总是认为国家利益是块肥肉，绞尽脑汁地想方设法刮一层油下来，让它流入自己的锅里？

值此危机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在郁闷之余扪心自问：是否因为我们得到的多而付出的少削弱了国力，使得我们没能击落佩罗西的专机？以及没能击沉在南中国海游弋一月的美国航母？是否我们对国力的态度亦像没信仰的人眼中的佛教一样：遇到难题才急于抱佛脚，祈求它保佑，而在太平日子里却无视它的存在？

国力是一种合力，它表现在拥有爱国热情的精神上，更依存于精诚实干的每一份事业中！而今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说单纯地群情激愤了一阵子，那么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