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最新创业消息（想知道硅谷的秘密）

我第一次走进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的大厅时，有四个人正在靠墙的地方等候其中两人坐在椅子上，另外两个站着他们都盯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正在心急火燎地检查一会儿就要向该公司合伙人演示的幻灯片2009年，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好友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沙山路共同创立了这家风险投资公司——这条通向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中心地带的短短柏油路上坐落着40多家风投公司沙山路是创业者向硅谷推销自己想法的地方，而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大厅在其中知名度最高，谈的生意也最大，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美国硅谷最新创业消息?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硅谷最新创业消息

我第一次走进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的大厅时，有四个人正在靠墙的地方等候。其中两人坐在椅子上，另外两个站着。他们都盯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正在心急火燎地检查一会儿就要向该公司合伙人演示的幻灯片。2009年，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好友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沙山路共同创立了这家风险投资公司——这条通向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中心地带的短短柏油路上坐落着40多家风投公司。沙山路是创业者向硅谷推销自己想法的地方，而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大厅在其中知名度最高，谈的生意也最大。

这里的800本书同时是好莱坞和硅谷两地的缩影。

我过来是为了跟该公司的一些合伙人聊聊，期待碰上一两个精彩的故事。我倒没有什么幻灯片要检查，但这个大厅同时也是一个图书馆，书几乎从地板摆到了天花板。于是，我走到最近的书架，开始浏览书脊。接着，我恍了恍神，再次浏览了一遍。凯文·布朗罗（Kevin Brownlow）的《队列行过》（The Parade's Gone by），尼尔·盖布勒（Neil Gabler）的《他们自己的帝国》（An Empire of Their Own），A.斯科特·伯格（A. Scott Berg）的《塞缪尔·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卡罗尔·比彻姆（Carol Beauchamp）的《约瑟夫·肯尼迪传》（Joseph P. Kennedy Presents）。这些书探讨了好莱坞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也一本不落地摆在我家客厅的书架上。你瞧，我碰巧是个影迷，而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也有人是同道。

大厅里也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和硅谷精神的书籍，比如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的《睡鼠说》（What the Dormouse Said）以及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其他一些书架上的书超越了好莱坞的范畴：有的是新闻媒体史，有的是无线广播史，还有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的《掌权的人》（The Powers That Be），莱斯利·克林格（Leslie Klinger）的《新注释本福尔摩斯探案》（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的《花生漫画》（Peanuts）全集，以及占据一个半书架空间的《Pogo》（这套作品相当于时髦人士的《花生漫画》）。不过，让我着迷的是那些电影书籍。《队列行过》是记录默片时代的信史， 《塞缪尔·戈尔德温》是出类拔萃的好莱坞传记。这些书并不是随意被挑选摆放在这里的，它们属于某个对电影真正拥有浓厚兴趣的人。

所以，我开始询问这些书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最终，我找到了一些答案，但过程并不容易。这个安德森图书馆是非常真实的，但它也笼罩在几层虚伪当中。这里的800本书同时是好莱坞和硅谷两地的缩影。

到底谁拍的？

1908年，美国九家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联合成立了电影专利公司（Movie Picture Patents Company），宣称除了他们无人可以拍摄电影，因为他们控制着原始电影摄影机的专利——该技术由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实验室里与人共同发明。那些专利属于爱迪生，而他背后有电影专利公司撑腰。于是乎，一大群电影制作者搬到了西海岸，那里的法庭并不怎么待见爱迪生。好莱坞成了拍摄电影的胜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里阳光灿烂——充足的光照让电影制作者可以更多地在户外拍摄，需要的照明设备更少——但同时也因为好莱坞跟新泽西隔了好远。

《到底谁拍的？》（Who the Devil Made It）是由导演兼电影史学家彼得·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收集整理的好莱坞口述历史，它的开篇正是电影专利公司横行的时期。亚伦·德万（Allan Dwan）从1910年代开始拍摄电影，他告诉博格达诺维奇，随着独立影人向西海岸迁移，电影专利公司开始招募打手来确保专利案判决的执行。德万回忆称，那时候会有狙击手爬上树，远眺电影片场，并用枪打坏他们视为非法的摄影机。德万在拍摄的时候会尽可能地远离火车站，这样他和剧组成员就不那么容易被找到。

早期好莱坞的故事跟硅谷非常相似，都是创新者逃离旧规则，寻求建立新规则。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大厅里摆满了关于早期好莱坞的书籍，比如说《到底谁拍的？》，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博格达诺维奇和德万讲的故事跟《睡鼠说》并无不同，在后者的记载中，上世纪60年代硅谷涌现出一批自由思想者，他们发明了个人电脑，并跟IBM那样根深蒂固的巨头公司进行对抗。

我向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问起了这些书的事情，他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合伙人之一。“那都是马克搞的，”他说道，指的是马克·安德森，如果你曾经关注过硅谷，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或者订阅了《纽约客》（该杂志去年夏天发表了13,000字的安德森特写文章），那么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我可以稍微做一下总结：马克·安德森帮助创建了开辟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浏览器。他现在是一位风险资本家。他的脑袋真的很大。

早期好莱坞的故事跟硅谷非常相似，都是创新者逃离旧规则，寻求建立新规则。

迪克森说，在公司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书是安德森从自家个人藏书中拿来的。他知道的就这些。但如果说这都是马克搞的，那么其中也有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的一些影响。正如《纽约客》解释的那样，奥维茨是安德森和霍洛维茨的好友，他是好莱坞最大经纪公司之一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AA）的老板。安德森和霍洛维茨创办自己的公司时，他们向奥维茨咨询了意见。

“把所有人都称为合伙人，提供其他公司不提供的服务，并且帮助那些不是自己客户的人，”奥维茨说，“颠覆创新以让自己与众不同，办法就是成为一个把梦想付诸执行的机器。”安德森和霍洛维茨完全照办。不同于典型的硅谷风投公司，他们聘请了一支完整的公关团队，把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故事推上了《财富》和《福布斯》的版面。他们学习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的做法，在办公室里悬挂劳申伯格（Rauschenbergs）的艺术作品。当有人来推销创意时，他们用玻璃杯喝水，而不是用塑料杯。这些书是劳申伯格作品和玻璃器皿的补充，为的是塑造权威。

此外，奥维茨在好莱坞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不过，这并不是图书馆里有这么多好莱坞书籍的原因，这真的只是马克的个人喜好。

造星机器

旧好莱坞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工厂，珍妮·贝辛格（Jeanine Basinger）在《造星机器》（The Star Machine）中这样写道，这也是摆在安德森大厅里的一本书。好莱坞把普通的男女改造成了“被誉为男神和女神的电影明星”。就拿朱莉娅·简·米尔德里德·弗朗西丝·特纳（Julia Jean Mildred Frances Turner，艺名：拉娜·特纳）来说，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一个矿业小镇，有一次在好莱坞高中街对面的Currie’s杂货店喝可乐时被《好莱坞记者报》（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编辑发现，之后在好莱坞找到了一位经纪人。

后来，随着她在米高梅（MGM）声名鹊起，造星机器不仅改变了她的名字、服饰和嗓音，而且还重塑了她的故事。她不再是茱莉亚·琼·米尔德里德·弗朗西斯，她成了拉娜。她也不是在Currie’s杂货店喝可乐时被发掘的，而是在Schwab’s药店吃麦芽巧克力冰淇淋，因为这听上去更好。制片公司对按照自己的意愿扭曲事实不觉羞耻，新闻媒体也是一样，为的就是呈现制片公司好的一面。

这也是硅谷的运作方式：它制造明星，把创业者原来的故事扭曲成拉娜·特纳和Schwab’s药店那样的传奇。

比如说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在Odeo工作期间与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共同创办了Twitter；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在巴黎打不到出租车；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小时候害怕针头。

在跟形形色色的人讨论了那些书之后，我把报道这件事的想法告诉给了编辑：通过马克·安德森的图书馆（包括《Pogo》在内）讲述硅谷的故事。他们喜欢这个主意，但他们希望有图书馆的照片。于是我联系了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公关团队，请求采访安德森，以及给那些书拍照。对方说不行。

他们说的很客气，但表示公司已经过度曝光，指的正是《纽约客》的那篇特写文章。随后，他们又补充说，安德森刚刚当上了爸爸。对此，我不得不说：这些借口让我想不通。毕竟，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就建立在过度曝光的基础之上。在Twitter上，马克·安德森用超过几乎所有人的热情向世界播送着自己的想法，他可是“推文刷屏”的发明者。我想做的只是谈一谈大厅里的那些书，我想写点真实的东西，但却受阻于虚伪的理由。

完整公式

《完整公式》（The Whole Equation）是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在2006年出版的好莱坞史记，其书名致敬了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未完成小说《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中的一段话，人们在谈论好莱坞时经常引用这段话。“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小说中写道，“但只是模模糊糊和只鳞片甲。能够在头脑中掌握图景完整公式的人从没有超过半打。”

对早期的好莱坞来说，这是一句公正的评价。好莱坞混合了商业、技术、艺术，没错，还有虚伪，并在不断的变化着。有些人了解好莱坞的金融运作，比如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有些人了解技术如何推动商业发展，比如约瑟夫·肯尼迪的合作伙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有些人了解技术如何推动艺术，比如大卫·格里菲斯（D.W. Griffith）。当然，这里的每个人都善于作秀。而少数人则深谙这一切，比如米高梅的制片主管欧文·托尔伯格（Irving Thalberg）——或者说，至少他们对一切的了解已经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极限。

硅谷同样掺杂了上述种种主题，包括艺术在内。毕竟，时至今日，硅谷甚至已经在抢好莱坞的饭碗，自己开始制作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不再去电影院，而是转向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Netflix和亚马逊（Amazon）现在成了电影制片公司。Facebook和Oculus正在打造能够带来沉浸式体验的媒体，而那是好莱坞做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克里斯·迪克森和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是这一发展动态背后的推力。理所当然，该公司的大厅里要摆上电影书籍。

最终，我得到了采访安德森的机会，并问起那些藏书。他说，他不喜欢其他风投公司的大厅。它们看起来像是“给自己建的纪念碑”，上面布满了“墓碑”——装裱起来的IPO招股说明书封面，以及卖掉一家初创公司时投资银行家会赠送的有机玻璃雕像。“那感觉就好像是参观一家保险公司的大厅，而不是那种你会想与之交谈的人，”他如是说。因此，他在自家公司的大厅里摆满了书。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花了三个晚上对书进行排序整理。一组架子上摆着编程书籍，另一组上面是关于好莱坞的书籍，第三组是商业方面的书籍，以此类推。

安德森的排列没能持续太久。人们走过大厅时会浏览翻阅这些书，最后不可避免地把它们放到错误的位置。有时候，一本关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书会跑到一堆关于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书中间。而当作家和公关人员来此做客时，很多人会在书架摆上自己的书，有时候甚至会摆上很多。当我向安东尼奥·加西亚·马丁内斯（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提起安德森的图书馆时——他是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在Facebook工作，并著有《丛林魔猴：硅谷荒唐的财富和随机性失败》（Chaos Monkeys: Obscene Fortune and Random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一书——他问我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书摆到那里去。这些错放的和不请自来的书让安德森颇为苦恼，“我不坐在那个房间，”他说，“所以我无法控制。”但别搞错了：安德森就是那个房间。而那个房间仍然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它让你想要跟其中的人交谈。

别搞错了：安德森就是那个房间。而那个房间仍然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它让你想要跟其中的人交谈。

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误导，房间里真有值得交谈的人在。对于交谈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话题——不管是人工智能医疗保健，还是约瑟夫·肯尼迪——安德森都能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进行解构。安德森说，《约瑟夫·肯尼迪传》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其中记录了这位银行家在好莱坞呼风唤雨的日子。安德森说肯尼迪是“跟其他人不同的人”，这句话能够很好地描述肯尼迪，同时也能用在安德森身上。他们都是圈外人（肯尼迪身处一帮纽约犹太移民商人中间，但他本人是波士顿人，信奉爱尔兰天主教；安德森则是一群金融家中间的计算机极客）。“他是那种放眼社会、口出妙语的人，”加西亚·马丁内斯在谈到安德森时说，“这跟大多数风险投资家不同，他们都是跟风者，对这个世界说不出太多有趣的话。”

安德森的很多合伙人，包括迪克森在内，都是一路人。那倒不是说，这些人在投资方面要胜过硅谷的其他风险投资者。最近，《华尔街日报》撰文质疑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迄今为止的业绩，该公司也发表了措辞严谨的回应。在那之后，硅谷内部人士继续就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展开辩论。不过，安德森跟合伙人的脑中显然掌握着完整公式。

他们自己的帝国

尼尔·盖布勒的《他们自己的帝国》详尽地记录了东欧犹太移民从无到有创造好莱坞的事迹。派拉蒙（Paramount）的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米高梅（MGM）的路易·梅耶（Louis B. Mayer），福克斯（Fox）的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原名威廉·弗莱德），还有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的制片公司发展壮大，成为主导电影工业和美国流行文化的力量。

安德森对我说，在开始的时候，好莱坞代表着探索新领域的力量，恰如当今的硅谷。他把电影业称为另一个伟大的加州“有机”工业。“西进去占据无人认领的土地？那个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他说，“但就创造新的工业来说，加州仍然是前沿阵地，一开始是娱乐业，然后是科技业。”

安德森说，如今，我们心目中的好莱坞已经变成了保守当权派。但在早年间，好莱坞是反对当权派的力量。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提到了电影专利公司，以及电影制作者是如何迁移到西部以避开该公司的专利诉讼、打手和狙击手。“这就叫颠覆，”他捧腹大笑道。安德森表示，当你阅读早期好莱坞的故事，你会倾向于认为那就是上周发生在库比蒂诺的事情。有没有专利公司，硅谷都在不断往前走，正是这种态度推动了谷歌、Facebook、Uber和Airbnb这些公司。“如果每个人一直都遵守规则。”安德森说，“什么新事都不会发生。”

当然，好莱坞发生了改变。好吧，硅谷也在发生改变。就像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好莱坞，硅谷正在变成一个权力中心。就像派拉蒙、米高梅、环球、福克斯和华纳兄弟统治了电影工业，硅谷的一些巨头公司也在夺取科技世界的控制权。谷歌、Facebook、苹果、亚马逊，它们控制了其他所有一切赖以运转的基础设施。

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在硅谷创办自己的公司。这里是巨头公司的栖身之所，是钱潮涌动的地方——就比如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这样的风投公司，他们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并且跟那些科技巨头关系密切。虽然这里的人都在谈论前沿和颠覆，但硅谷现在正演变成它曾经反抗的东西。“它从颠覆当权派变成了当权派，”加西亚·马丁内斯说道。那就是拓荒者的宿命：他们成了文明人。

正当我打算就此问问安德森时，他的公关负责人打断了采访。当你成为当权派的一份子，你也会这么干。但一如既往，问题的答案就在安德森的藏书当中。那里面还有一本名为《电影革命》（Pictures at a Revolution）的书，它讲的是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在上世纪60年代失去主导地位，遭到新外部力量的重击，其中包括电视、欧洲新浪潮和美国反主流文化。最后，新当权派总是会被更新的力量打败。

翻译：何无鱼

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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