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诚暗示（我劝陈思诚去重庆拍）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8天，票房破18亿元，稳稳占据国庆档票房冠军位置。作为该片总策划的张一白表示，去年《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模式为“家乡”打下了不错的群众基础，而今年在国家脱贫攻坚收官年的时代背景下，集结了中国“喜剧梦之队”打造的5个喜剧单元，用寓教于乐的形式，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我和我的家乡》的5个故事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5个地理空间，作为重庆人的张一白，一开始就想让陈思诚去自己的家乡重庆拍摄，并开出了优惠条件：安排一切，甚至可以陪他去。但陈思诚对贵州的“天眼”更感兴趣。张一白很遗憾，这是他唯一打算利用职权想干却没干成的事。以下为张一白自述。

与张艺谋和宁浩想到“家国同源”的概念

其实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前，我也参与过类似的“单元式”电影，比如《恋爱地图》《奔爱》。电影史上这种尝试也很多，比如《纽约，我爱你》《巴黎，我爱你》等。拍这种片子，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主题，从不同角度来拍。当我们要做《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也面临着这个尝试，总导演陈凯歌、总监制黄建新还有我共同商量出了“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这么一个概念，以时间为轴线，截取了从开国大典70年以来的7个历史瞬间。

我作为总策划，在想着整个片子关于市场上的一些东西，片子成不成，其实就取决于两点：一是国庆70周年气氛能到什么程度，二是这几年普通观众对大量短视频和碎片化视觉审美的接受能力到了什么程度。《我和我的祖国》后来也算是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也是归结于这两点，一个是时代的气氛，帮助观众关注着这个电影。二是观众接受了这种短片的审美。

《我和我的家乡》主创阵容海报。

当今年做《我和我的家乡》的时候，大家对这种形式不是带着一种猜疑或者排斥了，能接受了。这部电影是为助力国家的脱贫攻坚收官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这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品，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要把它拍成一个政治宣传片，而是想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寓教于乐。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的故事是一个纵轴的话，那么《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故事就是一个横轴，它以东西南北中的空间铺排来展现了家乡的变化。最后选择了国内擅长拍喜剧的5组导演，以及近百位演员形成这么一个阵容。这么多明星都愿意来，其实也是《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形式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去年《我和我的祖国》有一个12字的概念，今年，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还有我在一起讨论，国庆跟中秋正好是同一天，就想到了“家国同源”的概念。《我和我的祖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做这种电影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它才能引起观众跟创作者的共鸣。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提背景，只是找到一个轻松的话题，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最大的亮点就是喜剧天团的集结

作为总策划，在创作上我主要是配合张艺谋导演和宁浩导演一起开会商量，在剧本上，我个人提出一定要加强感情，最后要以情动人，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建议，因为我觉得你再是喜剧，最后它肯定还是靠情感打动大家的。

《天上掉下个UFO》与《神笔马亮》剧照。

比如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单元，我就建议彭昱畅饰演的黄渤少年时候的那段感情，镜头得多点，让大家对他们的感情有一种印象，最后当佟丽娅出现的时候，那种感情才能得到宣泄，不要太简单。还有（《神笔马亮》单元）马丽那段独白“他放弃了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投入到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字面上就挺好笑的，但听到这句话又特别感动，热泪盈眶的。

对于整个片子，我更侧重的是宣发。宣发启动是在电影上映前两个月才开始进入实际操作的，之前更多的还是在想片子本身的方向、定位、特点，只是该到宣发的时候，再来做这个阶段的工作。这次我们的宣发策略还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喜剧，我觉得电影最大的亮点就是喜剧天团的集结，中国喜剧梦之队。

说实在话，在这次疫情之前，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喜剧只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一种类型，用喜剧的形式来参与。但疫情之后，重新启动这个片子，当我们开始要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对整个电影行业来说，喜剧的意义就不光是一个吸引大家进影院的类型和噱头了，更是让饱受压抑的老百姓找到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当然，也希望能够对行业起一个提振作用。

重庆只适合拍犯罪片？我觉得适合谈恋爱

当时确定了东西南北中的空间后，大家都在分任务，闫非、彭大魔去了东北，上海人徐峥去了浙江杭州、俞白眉作为西安人和江西人邓超去了陕北，宁浩还是延续了北京故事，就剩下西南角。我一直在劝陈思诚去重庆，但他死活要去拍贵州。我说，你先别去贵州采访体验生活，你就去拍重庆，我给你安排好，甚至我都可以陪你去，但他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贵州，（其实他先看中了就在贵州的“天眼”，）觉得特别棒，所以一个东北人，愣是跑到贵州去了。这是我想利用职权干却没干成的事。

这几年好多影视剧都在重庆取景，我觉得很好，但为什么一拍犯罪片、侦探片都去重庆，重庆就只适合拍犯罪题材吗？如果创作者真的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而不是把城市当成一个猎奇或者符号来拍的话，其实会拍出这个城市另一面的东西。如果一提到犯罪、黑色题材就想到重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创作的一种偷懒。

《天上掉下个UFO》中贵州“天眼”的剧照。

我是在那个城市长大的，重庆从历史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既有火锅的麻辣火爆，也有小面的温柔，这就是重庆两极的东西。重庆就是小人物的城市，有很多市井的故事。我觉得重庆就很适合谈恋爱，比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风犬少年的天空》。可能未来真正能拍出重庆（质感），至少还得是重庆本土，或者在重庆生活过的导演。

你看香港既有警匪片，也有陈可辛、许鞍华、关锦鹏等拍了很多温柔的、市井的电影，包括周星驰的那种喜剧。

只要有机会我就去拍重庆，免得重庆被拍成一个犯罪之都。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爱情片在那拍，是一个低成本的东西。

被火热的“家乡”生活感动

《我和我的祖国》其实是个人体验，就是你如何把曾经个人情感体验中的东西放到时代中，比如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那个年代，但是我小时候经历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满大街的人欢呼，漫天飞舞的号外，这种场景是我经历过，能找到时代与个人暗藏的一种符号。这次拍摄《我和我的家乡》，除了有创作者对家乡的情感投入，还与他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有很大关系。他们还是花了时间投入到了火热的生活当中，被感染感动，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片子不一样的地方。

《神笔马亮》海报。

闫非、彭大魔他们挑了一个最高难度的故事，我就觉得乡村第一书记的故事怎么能拍喜剧呢，反正换我不知道该怎么拍。从剧本阶段，他们真是一次次跑回家乡去找当地人聊，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真的是跑了很多趟才做出来。最早它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你看现在就是又好笑又感人，那是最难的，挑了个硬骨头来啃。

《天上掉下个UFO》海报。

你看陈思诚，东北人到了贵州，他去贵州拍，我都觉得有什么好拍的，因为我40年前在贵州跟重庆交界的煤矿学校教过书，就相当于乡村教师了，那个时候路特别不好，贵州是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地方，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陈思诚就很震惊于这个东西，拍了一些连接千户苗寨的桥的空镜头，因为时长关系，这些空镜头，就问他能不能删减一下，他说不行，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拍这个电影的原因。

《天上掉下个UFO》中的贵州风情剧照。

这部电影我第一次探班就是去的贵州，去之前做了好多（心理建设），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现在恢复得这么好，要出去其实心里也有点犹豫，去还是不去，也纠结了一下。后来想人家都去拍了，我再不去也不太像话，就做好了各种防护和检测，一到机场心里又犹豫了，机场一个人都没有。当下飞机车往贵州苗寨开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在沿途看到云雾中的青山绿水，心情有一种很放飞的感觉，就像到了世外桃源，确实能够感受到生活在一点点地走向正轨。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危卓

来源：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