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来华传教的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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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稣会的创建

耶稣会创始人原名伊尼果·德·罗耀拉,从1537年开始他只称自己为伊格纳修,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居普斯科省阿兹佩齐亚村一个巴斯克贵族家庭中。

1528年，罗耀拉游荡到巴黎，一面继续给人们，尤其是大学生施以“灵性训练”，一面在大学听课。在巴黎他得到了后来成为耶稣会“元勋”的六个崇拜者，他们全部是大学生，其中便有后来试图进入中国传教而没有成功，死在珠江口外上川岛上的沙勿略。

1534年8月15日，即在玛丽亚升天节这一天，这七位志同道合者来到巴黎的蒙泰马特区的玛丽亚礼拜堂，他们依次大声宣誓，结束学业以后保证终生安贫独身、作为教士效命上帝，首先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并在那里传教；如果朝圣不成便直接效命于最了解基督教事业当务之急的教皇。

1537年1月，他们到达威尼斯，准备由此动身前往“圣地”。后来由于第四次土耳其战争(1537一1540)爆发，他们的计划落空。1537年10月，罗耀拉离开威尼斯去罗马。

1539年4月，他和他的崇拜者经过商讨决定：建立新的教团，对教团首领宣誓绝对服从，教团定名为耶稣会(Socictas Jesu),这样，耶稣会的三个基本特点逐渐形成了：以传教为目的；直接效命于罗马教皇；绝对服从首领。

1539年6月，罗耀拉向教皇保罗三世提出“耶稣会章程草案”,1540年9月27日保罗三世下达“圣谕”（即“战斗的教会领导”)，正式批准耶稣会的成立。

同时，罗耀拉当选为会长。从此他便一直寓居罗马，领导各地耶稣会士的活动，直到1556年7月31日死时为止，1609年得到教皇保罗五世的祝福，1622年3月12日被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追认为圣徒。

总结一下，可以说，耶稣会从西班牙得到灵魂，即那种野心勃勃的历险和进取精神，从法国得到作为它活动的主要手段的科学，从罗马得到教皇的支持，这使它比其他任何教团显得更富有活力。

2、耶稣会创建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罗耀拉和他所创建的耶稣会所处的那个时代。

罗耀拉的故乡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1500一1558)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最后一个由教皇加冕的皇帝，同时又是罗马教会的强有力的保护者。

就是他在1521年4月17日和18日驾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听取马丁·路德揭露罗马教廷的谬说和滥用圣职的慷慨陈词，听取路德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辩护的演说，随之便采取敌视宗教改革的立场。

然而，宗教改革这一冲击中世纪、开启新时代的烈火越烧越旺，路德教派以维腾堡为中心向外扩展占领了德国北部、芬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不仅是瑞士新教运动而且也是西欧新教运动的中心。

整个中欧和北欧脱离了罗马教廷，只有亚平宁和比利牛斯两个半岛还处在罗马教廷的控制下，但也不乏新教“异端”的萌动。

在东方，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的传统敌人土耳其人凭借着他们强大的舰队虎视眈眈。欧洲世俗的和宗教的旧势力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十五世纪末从欧洲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路的发现和开通，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进行着疯狂的殖民扩张并取得很大进展。

从天主教内部来看，十六世纪也有些变化。在西班牙由于政治上取得了统一，它的教会有所发展。

在威尼斯共和国，由于开明的主教吉伯提·维诺拉的倡导，在传教和圣事中严肃的宗教精神占了上风。在意大利则出现了几个强调严格守贫和隐居的灰衣僧教团，如特阿廷、索马斯克等。他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在要求消灭新教、恢复天主教会的正常宗教生活的同时，也希望改革教皇职司、限制教皇权力和教皇收入。

很明显，这三项改革要求都是针对教皇的。

耶稣会还在它酝酿阶段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教皇，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尽管它也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因此，它受到历届教皇的宠信也是自然的了。

在1545年3月15日开始的、在天主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特伦托主教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就不多，属于新成立的耶稣会的人却有三名，其中的两名，即后来接替罗耀拉担任会长的莱尼兹和萨美伦，是教皇保罗三世亲自委派作为教皇神学顾问参加会议的。

他们竭尽全力维护教皇的尊严并对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派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次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十八年，直到1563年方才结束。

会议的最后结果使陷于危机的教皇权力得到巩固。这其中便有耶稣会的一份功劳。教皇在巩固了自已的地位以后便全力来对付宗教改革派，而他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便是耶稣会士。

3、巩固天主教阵地的努力

罗耀拉为了巩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天主教国家的阵地，一方面派出会士在普通群众中用通俗的语言宣讲教义，促使听讲者经常向神甫忏悔，坚定他们的信仰，同时定期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从下层基础上巩固罗马教会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各国宫廷担任所谓宫廷忏悔神甫的会士则从上层影响各国王室。

在一些非天主教国家，耶稣会士要么以教皇使节的身份出现，要么派遣教士去秘密传教。耶稣会士波泽维诺曾以教皇公使的身份先后到过瑞典、俄国和波兰，试图重建罗马教廷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耶稣会曾派会士到英国和瑞典秘密传教。这当然是很危险的，特别在英国，当时它对耶稣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1581年12月1日受教皇和会长派遣在英国建立传教团的卡皮翁(被以谋叛罪处死。

耶稣会很重视海外传教，即向非基督教地区的传教，也是它最成功的一个活动领域。当1539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向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和罗耀拉请求派耶稣会士去印度传教时，罗耀拉立即派他最信任的人、堪称耶稣会第二号人物的沙勿略前往。

4、沙勿略最初使命

从此罗耀拉和约翰三世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这位国王的支持下，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城建立了一个专门培养传教士的学校并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大学。

可以说“世俗的和教会的占领,即征服和传教在中世纪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其殖民帝国之初就是携手合作的，尽管征服者自己经常把十字架搁在一旁不用，以便肆无忌惮地把黄金捞进自己的口袋，然而，教会却竭尽全力使传教活动得到殖民帝国政权的认可，让它承认这是官方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甚至有时由官方直接插手进行”。

沙勿略的东行便是一个例证：教皇保罗三世任命他为罗马教廷在印度洋沿岸各国的代表，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颁发命令宣布他担负的是官方使命，并指示各级官员全力支持他的活动。

1541年4月7日，沙勿略乘由五艘战船组成的皇家舰队的旗舰由台若港启程，1542年6月5日到达葡萄牙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根据地果阿。

从此，揭开了耶稣会士亚洲传教活动的序幕。

接着耶稣会士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刚果河流域，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秘鲁、巴拉圭等地开展了传教活动。耶稣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即从1540年到1640年是它的黄金时代。

正如它的发展是靠教皇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君主，即教会权威和世俗政权的支持那样，随着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支持它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衰微，它也逐渐走下坡路，最后成为殖民主义国家之间和罗马教会内部各教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

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勒门斯十四世签署文告，宣布将它解散。

5、中国传教与礼仪之争

耶稣会士，这些经过十字军和修道院式的严格宗教生活与十字军骑士献身公职的传统，结合对于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严格科目计划训练出来的人，既具有航海家的冒险精神又富宗教热情。

他们认为欧洲即世界，基督教徒之外的人皆异端(“异端”一词在拉丁文原意为乡下人，这与“蛮夷”的含义相去不是太远)。

他们到达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便是他们的“发现”，而不是证明他们以往的无知。这种欧洲沙文主义思想至少跟中国人的中国沙文主义同样严重。

历时一百年的所谓“中国礼仪之争”，除了政治的和天主教内部宗派的原因以外，基督教文化不应迎合非欧洲文化这样一种看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继利玛窦之后任在华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说，中国人的所有宗教，不过是一幕喜剧而已。四他这里说的所有宗教是包括，而且主要是指作为中国主体文化的儒家学说。

以范礼安、利玛窦为代表的主张对中国文化采取迎合政策的耶稣会士，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他们主要是为了传教的需要，这从他们对于他们自以为不利于传教的宋明理学和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佛教和道教的敌视态度可以得到证明。

现在，这些“世界的发现者”，这些“异端的改造者”站在紧闭着的中国国门之前，这里不是巴拉圭，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采用近乎集中营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集中居住、作息、接受福音。

这便是著名的“耶稣会国家”。这里也不是印度果阿，在那里葡萄牙占领者阿尔布凯格可以命令杀死八千穆斯林，葡王约翰三世可以从遥远的欧洲命令他的总督摧毁全部印度教寺庙。

随之天主教传教士从容不迫地建立教堂、传布福音，并且根据天主教果阿教区主教阿莱克修斯·孟内泽斯的训示焚毁景教的全部叙利亚文经典，强制推行景教的拉丁化。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尽管并不强大，然而还不是弱得可以任人占领的明王国。它的人民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我想，这是耶稣会制定迎合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的背景。

迎合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的提出者是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而真正的奠基人和执行者是利玛窦。

它包括下述内容：

1.衣着和礼仪随俗：2.举止温文尔雅，3.引起对方好奇心；4.献殷勤和送礼物；5.介绍欧洲科学知识，6.研究中国文化，包括学习语言；7.跟文人和官员建立友好关系。

1、2项要求传教士个人有良好的仪表举止并尊重中国礼俗；3、4项是打通跟官员的关系的主要手段。

罗明坚和利玛窦主要通过送礼，而且是根据对方身份的高低以决定礼物的轻重，取悦于各级官吏，先后于1582、1583年进入中国内地的。

利玛窦1601年之获准进入北京并定居下来，他向皇帝进贡的自鸣钟、地奥图和西洋琴也并非毫无作用。

5、6项是结交士大夫的手段，与士大夫交往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树立良好形象的必由之路。7项是传教的基础。利玛窦正是依靠官方的支持和士大夫的同情才使耶酥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取得成功，并为个人留下了良好声誉。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基本上都是按照他所奠定的这一方针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区别在具体做法上，如利玛窦侧重同文人交往，而白晋则局限于宫廷的活动。

当然会内也存在着反对派，如继利玛窦之后担任在华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就是反对利玛窦方针最力者。

后来围绕着这一方针，特别就基督徒可否尊孔祭祖问题在天主教内部展开了一场所谓“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持续了百年之久(1634一1742)，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外交事件。

应当指出，这场争论除了政治、宗教和天主教各教团内部矛盾诸方面的原因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基督教文化不愿迎合非欧洲文化，尽管它在历史上吸收了古希腊和罗马以及日耳曼文化而使自己日臻完善。

6、耶稣会中国传教的结束

这样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正是罗马教廷所要坚持的东西，“当时日益强烈的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于非欧洲人民的优越感诸因素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越来越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争论一开始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如龙华民说，中国人的全部宗教不过是一幕喜剧而已。

他“全面批判中国文化”回，这种态度当然是中国文人所无法容忍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外来思想文化不是以自己的中国化为代价而为中国人所承认才得以存在下来的。

这一争论的结局是罗马教廷坚持负责在中国境内的宗教事务，中国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我们看到在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的谕旨中都各有所恃。

克勒门斯十一世1719年颁发的圣谕说：

“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由教皇之使臣定夺。若教皇之使臣不在中国，有主事之人同主教之人即可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俱决断不行。”

看完教皇的圣谕，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朱笔在档上批示：

“览此告示，只可说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语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康熙时代以及后来的乾隆时代，欧洲和中国基本上还处在平等的地位，而在后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的日渐强盛和中国的停滞不前与国力的衰微，双方不可能再有平等的（哪怕是傲慢的）对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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