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的婚恋观真的不可逆转了（女性意识的强化）

在越剧电影漫长的改革过程中，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逐渐涌现的女性意识与时代的发展隔不开，他们试图推翻封建社会的固有的世俗偏见和原有话语机制，满足了女性对于宣泄自身、表达自我意旨的愿望，充满了时代内涵与人民选择。

随着影片剧情的深入发展，女性的反抗越来越激进。她们在电影内容中表达出的对生活的态度、对情感的表达，提高了大众对于女性的个体追求、情感愿望与生活遭遇的关注度。

以下以越剧电影《碧玉簪》的结局演变为例来进行探讨女性意识的变化。《碧玉簪》初登越剧舞台是在1920年。

当时处于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对封建礼教猛烈冲击，老艺人马潮水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对《碧玉簪》进行修改，打磨脚本，结局为李秀英一病不起，最终含恨而终，但是这个结局最终没有被通过。

后来又改编为孙媒婆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说出了事实，而王玉林终于醒悟过来，考取状元，但李秀英已决心出家，不再过问世事，最终王玉林为了求得妻子原谅跪地求李秀英。

在这样的改编下，女性虽然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但还是充满了宿命论的表达，“生来命苦”和“修来世”的封建糟粕思想还充斥在剧作中，缺乏反抗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碧玉簪》改编中也曾遇到过对于结局的争论。《碧玉簪》作为“戏改”的重点剧目，戏曲编剧们视李秀英的妥协为糟粕，希望可以发出反抗的封建传统道德的最强音，所以在改编之时也尝试了新的结局。

当时曾尝试过将结尾处理为李秀英因备受折磨、吐血而死，但上演之后，观众群起反对，聚集在剧场外不肯散去，责问舞台监督为什么要让李秀英死，甚至要派代表与剧团辩驳。剧团拗不过观众，只好恢复了“送凤冠”。”

除此之外，《碧玉簪》也曾经试图想要修改为一个思想性很强的结局，以李秀英离家家庭作为结局，但也并不被接受。这一阶段作为编剧导演的黄沙有其独具的女性视角。

随着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结局也开始走向了不可调和的悲剧，但此时的民众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对于这样潇洒出走的结局无法理解。

作为越剧《碧玉簪》导演，黄沙为该剧确定的主题是只限于夫妻矛盾的，是可以调和的。顾文友在戏中其实并不重要，重点是在他挑拨离间后王玉林与李秀英的生活状态，显然二者处于对立面。

作为封建社会熏陶下长大的王玉林自然无法接受新婚妻子是如此的“不贞洁”的女子，而李秀英也在封建道德与破罐子破摔的边缘行走，最终李秀英反叛，而王玉林妥协，王玉林是被改造的典型，有着人民的朴素情感的人。

如果李秀英真的从家中“出走”，她所面临的是一个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空间本就狭小，作为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相府小姐，她是难以在封建社会中立足的，所以说回家不失为一个现实选择。

作为夫妻，李秀英本身与王玉林没有很大的矛盾，二人结婚初期也都是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结合的，当误会解开，李秀英看到了王玉林的真心忏悔，愿意再续前缘也是她女性意识凸显下的选择，这也真实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

《碧玉簪》的电影改编中也采用了大团圆式的结局，重点突出了李秀英的让步与宽宏大量，上演了一出家庭伦理剧，李秀英也在这种一边反抗一边妥协的成长中追求属于自身的爱情道路。

“女子越剧班里有几出最有骨子‘百看不厌’的看家戏，当首推‘碧玉簪’，最脍炙妇女的胃口，它为旧式家庭中之贤妻孝媳鸣不平，为旧礼教所束缚的妇女扬眉吐气。”

《碧玉簪》的女性观众基础很强大。对于观众无法接受修改结局这一点来说，也说明了女性的另外一种选择，对于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解开误会后依然可以携手同行的爱情，而不是在误会中二人背道而驰，体现出女性在对待爱情方面始终如一的态度，这也是女性的自我选择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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