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卸任独立董事（通过现代慈善实践资本共享）

采访卢德之当天，是华民慈善基金会7周岁生日。湖南益阳卢佳祥慈善基金会也在这一天正式启动项目，这是以卢德之父亲命名的基金会，卢德之把该基金会当做他的一块试验田，他要参考洛克菲勒基金会，打造一家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基金会。

7年前投身公益，是伴随着他探寻社会发展方向开始的。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卢德之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一直在寻找方向感，他想看到那个让中国在前进中不迷失方向、少走弯路的社会动因。

年轻时，卢德之曾心怀理想投身政界，而后三转其身——从官转身为官商(国有企业)，从官商转身为民商，又从民商走向民间慈善。他创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立虽然只有短短七年，却已在国内外慈善界崭露头角。他已公开表示，在慈善信托等现代慈善制度建立起来后捐出百亿财富。

在宣扬慈善逻辑的背后，他创造两大思想体系：资本精神与共享主义。他的个人言行，则暗合了儒家倡导的立德、立言、立功的逻辑。

如今，在“资本精神”驱动下，他正尝试通过现代慈善，实践“共享”。

华民慈善基金会会长 卢德之

弃官从商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视察武昌、上海、深圳、珠海等地。当时，整个中国正陷入“姓资姓社”之争，关于“92南巡”内容、目的，媒体讳莫如深，都在等待“上级指示”。

中国要往何处去？答案在风中飘了两月有余。3月末，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通讯刊发于《深圳特区报》，披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诸多内容。台面上的意识形态之争，自此渐趋平息，各地陆续开展宣传学习南巡讲话精神的活动。

当时卢德之是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处长，湖南永州一次关于学习“南巡讲话”的报告会上，卢德之被安排发言。

卢德之手里只有几页转载《纪实》一文的报纸，没有中央指导文件，也没有媒体的分析评论可供借鉴。会议前夜，卢德之忐忑失眠，喝了点小酒。

第二天上午8点，卢德之发言。

“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可能讲清楚了，可能是没有翻译清楚，所以读了他的著作以后，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列宁没有讲清楚，要不然也不至于苏联被搞没了。毛主席好像也没有说清楚，所以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革命导师都没说清楚！大家更别指望我能说清楚。但有一个人讲清楚了，这就是小平同志。他不但能说清楚，还知道我们说不清楚，所以让我们别争了，干就是了。他给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卢德之的报告没一句话来自报纸或文件，他洋洋洒洒讲了近一个小时。人们习惯了循规蹈矩的官方语言，听到一个年轻人这样无所顾忌地讲话，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赞赏卢德之的勇气，同时也对他的狂傲放肆保持警惕，甚至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

卢德之本科攻读现代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本想在官场一展抱负，实现人生理想，但环境与他的性格及追求显然互不合适。他决心下海。

“给别人讲社会主义，讲市场经济，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候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但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应该亲身去实践、去感受一下。”卢德之说。此后不久，机缘巧合，卢德之参与组建一家国企，并出任总经理，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人有人性、神性、魔性，你首先要做一个正常人，然后尽可能地接近更多的神性。”卢德之说，“正常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做自己接受的那个自己。”

卢德之做“红顶商人”并不顺心，加上自由洒脱的秉性，他越来越觉得这种半官半商的状态不适合自己。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彻底离开体制，做一个自由人。白手起家，创业维艰，但最终，他得以苦尽甘来，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在财富上站稳脚跟后，卢德之又一脚踏进公益行业。

汶川地震后的5月20日，早已酝酿、筹建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宣告成立，注册资本达2亿元，是当时原始出资额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人和出资者除了卢德之外，还有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该公司董事长李光荣。

很多人认为华民基金会应5·12汶川地震而生，更多人不理解为何投入如此大额资本，实际上，在基金会成立的前一年，卢德之便出版了《资本精神》。从这部书里，能够看到他对财富意义的系统性思考，以及他投身慈善的逻辑。

卢德之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埃尔伍德交流

思想者

卢德之讲湖南普通话，口音浓重。“一个户人，你既要做菜户的举人，也要做精神的举人。”翻译成普通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富人，你既要做财富的主人，也要做精神的主人。”

卢德之很少就慈善谈慈善，那些因为方言浓重而难以辨析的短句、词组中，可能是某个哲学概念，可能是某个经济学观点，可能是某个政治学理论，也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某个重要阶段和重要人物。如果跟他不熟悉，便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所说的内容。

“我要把《共享论》出版了，就有个阶段性的思想成果了。”卢德之对《中国慈善家》说。

他是伦理学博士，也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商人，他对资本进行了重新思考，2007年他出版了《资本精神》一书。

马克思曾将资本描述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的《资本论》，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的执政者们建设国家的方式，更影响着人们与企业家的关系。

卢德之并不认为马克思错了，但他直言马克思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致使其结论有一定局限性。

“他表达的是资本的恶的一面。资本实际上是中性的，其本来含义是，能带来一种新的财富的财富才叫资本。资本到了工业文明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得到了爆发增长，这种增长向恶的方面带来了对多数人的伤害，才形成了恶。”

卢德之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原始社会，人们种田收获，一些被当做粮食，另一些成为种子，粮食被消耗掉了，算不得资本，而种子可以产生新的财富，种子就是资本。

掌握资本的人有善恶，善者为善，恶者为恶。他将资本发展的善的欲望称为“资本精神”，认为资本的增长应为多数人服务。

卢德之并未皈依宗教，但他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过探讨。他借用清教徒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为神圣事业花钱”作为资本精神的内容。

“资本精神颠覆了对原来资本的概念的界定，这当然是可以商榷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说，“他是把他认为向善的一种精神注入到资本里面去，我觉得是一种财富观，是在改变人们对财富的一种看法。”

对资本进行重新思考，促使卢德之创建了华民慈善基金会，此后的四五年中，他围绕“现代慈善”这一话题的演讲稿、文章已达一百多篇。思考让他得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共享。

2012年8月，卢德之在“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全国学术论坛上做了题为“慈善就是共享”的主旨发言。那是他首次公开提出“共享”概念。此后，他又接连做了十几场以此为主题的讲座或演讲，并在2013年开始，将这一概念带到美国的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美国东西方中心……

在《走向共享》一书中，卢德之从政治学、经济学谈到哲学、神学，从中方谈到西方，从历史谈到未来。他将共享描述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追求共同发展的过程。他所提出的共享，除了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是人类相互间多层面多维度的互通有无。并与共产、均平、分享等概念做了区分。

卢德之认为共享是目的，而共产只是方式之一。他不反对共产，但反对乱共产和不断共产。至少在现阶段，他不认为共产是可行的。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诉求多是“均贫富”，但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卢德之所提出的共享，是一种有机制的共享，是“分享的最高形态”。

“他回避了对所有权的争论，而直接讲这些财富是可以共享的，也就跨越了所谓的所有制这方面的争论。”金锦萍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妥协。”

如今，卢德之已出版专著5部。最先是2007年讨论《交易伦理论》，几乎同时提出《资本精神》，而后开始《论中国慈善事业》，提出《走向共享》，今年年初再进一步，尝试《让资本走向共享》。

数月前，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院长托马斯·杜托文(Thomas Tuttle)访问几个重要的会员单位。在特华投资有限公司，杜托文着重介绍了他研究的中国案例，并向执行总裁王力赠送礼物。令王力惊奇的是，杜托文讲的案例是华民慈善基金会，而礼物竟然是卢德之的《走向共享》和《让资本走向共享》两本书。杜托文不知，特华投资有限公司是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而王力本人就是华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吉·杜拉尼评价，“卢德之博士将现代慈善诠释为资本与共享强有力的结合，使我们想起人性的爱不仅是慈善的书面内涵，更是其真正意义，如果我们不相信或不认同人与人的共生关系，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限制我们创造改变的可能性。卢德之博士用他的文字激励、号召我们行动起来，竭尽所能。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即应该把我们的目标与行动立足于共同的价值观与互信上，这样我们才能回归文明的灵魂，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2012年罗格斯社工学院来访

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的黄建忠教授专门访谈了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的陈锦棠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江明修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镇忠教授、罗格斯大学常务副校长理查德·爱德华兹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郭超副教授、美国东西方中心总裁查尔斯·莫里森博士、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总裁梅丽莎·伯曼等等，均对卢德之的著作给予肯定。

卢德之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从创造到共享的人类发展路径，以资本为基础，以资本精神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而慈善则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严格来说，卢德之这些理论还只是框架、雏形，甚至有些只是观点，算不得学术研究，但这足以让他的“思想者”特征更加明显。

卢德之最近正在着手修订《资本精神》，他认为8年前出版的这本书还有些粗糙，他同时打算以对话形式，完成《共享论》。

“资本精神、现代慈善、共享理论构成一个思想体系，这是我对未来的设计，我计划三到五年完成这个任务，把我说的这些东西理论化、系统化。”

卢德之提出这些理论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指导他的慈善事业，但他也说，这些理论恰好表达了慈善最核心的部分。

东西方慈善论坛合影

立足中国

“我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公民。”卢德之对《中国慈善家》感慨，“但这个理想太高了。”

卢德之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方式。几年前，针对“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他便提出，学习外国的同时，要坚持以民族性为基础。

“我们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既然能存活至今，肯定是有它的力量的。人家解决了问题，我们没解决，是应该向人家学习，我很理解。但你不读中国书，只读西方的书，很容易被人家带着走，人家也不会尊重你。”

专访这天，卢德之早餐吃了碗方便面。时过正午，他来到华民基金会办公所在的四合院接受专访时，吃了碗鸡蛋面作为午餐。面端进屋，还有一碟艳红的辣椒碎。下午两三点，北京的高温已酝酿成燥热，辣椒似火，被卢德之就着面条大口吞下。

他说他不反对中国企业家到国外做慈善，也不反对别人移民，但这些方式不是他的选择，理由简单，“不会说洋话，更吃不惯西餐。”

“你为什么去国外？待在这里不好么？”提及一些富豪移民国外，习惯大声说话的卢德之再将声音提高了足有几十分贝。“你说你爱这块土地，怎么又到国外去？‘我太爱你了，我要自己过好日子去了，我们离婚吧’，这是什么鬼话？移民几代以后又回来，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在中国搞一些钱，然后跑国外去了，那叫什么爱国？你来做生意就做生意，说什么爱国华侨？这个国家不需要你这样‘爱’！”

在一些公开场合，卢德之多次谈到富人移民、财富外流的问题，通常是从国家制度、文化角度找根由，表达上更为宽容温和，少有从“个人选择”角度进行过类似批判。

专访中，卢德之几次强调，自己并非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公开场合，也曾多次这样表达过。

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朱光明觉得，在卢德之眼中，“民族主义”常常与“愤青”“狭隘”和“意识形态”等词汇相伴，而卢德之的家国情怀或者天下观，是一种坚持自己，不反对、不攻击别人的中庸之道。

卢德之认为基金会的国际化是必然的，早在华民慈善成立时，卢德之便在成立大会上提到华民基金会要走向国际化。2009年，华民慈善基金会资助并参与中欧社会论坛(China-Europa Forum)的养老分论坛。2012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设立华民研究中心。2014年，华民慈善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和凯风公益基金会联合资助发起的首届东西方慈善论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卢德之是中国最早加入“全球慈善圈”(GPC，Globle Philanthropists Circle)的中国富豪之一。该组织由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戴维·洛克菲勒及其女儿佩姬·杜拉尼共同发起。这一组织更倾向于凝聚政商家族之力，探讨更多的则是“战略慈善”话题。

卢德之与奥巴马的妹妹玛雅(左二)、东西方中心总裁莫里森(左一)、原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右一)交流

建设合作派

卢德之正在探索一条实现共享的新方式—公益信托。

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对信托有这样的描述：“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2013年11月，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召开，卢德之作为论坛轮值主席单位的负责人发言时，谈到可以利用深圳前海的金融创新优势，率先开始进行公益信托的试点。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在台下坐着的深圳市民政局负责人，会后专门找到卢德之交流公益信托的问题。这之后，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交换观点看法，还专门拜访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当时有人泼冷水，称不看好公益信托的试点。“我对这事只抱有50%的把握，但要付出100%的努力，能办成，当然是非常好的。即使是不成功，至少也能知道问题在哪里。第一次公益信托试点探索失败了，也会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其影响力不可小视。”

2014年初，卢德之亲自带队去深圳，跟深圳市民政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在深圳前海开展公益信托的试点探索。

做任何事，总要有些理论上的准备。为此，卢德之指示华民慈善基金会执行团队要先进行课题研究。“我们征询过一些专家的意见，发现不少人对公益信托还比较陌生。”朱光明说。有人推荐了香港的信托专家，交流后发现，他们对信托非常了解，但对大陆的实际情况却并不熟悉。甚至想到过让律师事务所来做，但课题研究方面并不是律师事务所的专长。经过多方考察，华民慈善基金会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来承接这个课题。“金锦萍是务实的，而且懂得掌握分寸。”卢德之说。

然而，《信托法》虽然对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做了专门规定，但缺少实施细则和详细法律解释，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在主管机构、税收政策、财产登记制度等方面存在不足。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推动，开辟一条路，让其他也想从事善事的人，有一个更好的路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信托。其难度与意义是成正比的。

转年年初，深圳市政府2014年1号文件《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家族信托和慈善公益信托运行模式，支持财富传承和公益事业发展”等意见。当年10月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明确提出“创新机制”，“推进股权捐赠、慈善信托试点”，“落实和完善公益性捐赠减免税政策”等重要内容。这给卢德之和金锦萍增添了信心。

“正好在这个时机，具备天时，深圳本身又是一个充满创新之地，也就是地利，然后就是人和了。”金锦萍说。

从最开始，卢德之就希望成立一家专门的公益信托公司。从目前的情况看，深圳地方相关法规若得到通过，他们即可在前海开展公益信托项目。卢德之为此准备了一大笔资产，他志在设立中国第一只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起到示范作用，让决策者看到公益信托这种方式给中国公益慈善带来的活力、资源。即便如此，他仍要面对税收制度方面的巨大障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细节问题，有待解决。

精神不灭

对于“企业家捐时间”做慈善，卢德之很不认同。他觉得会赚钱的就该多赚钱，要参与慈善，把钱捐出来即可。

卢德之每年有数千万的公益支出，“慈善家”这一称号，已伴随他有些年月。他把慈善当成爱好。“你们喜欢唱卡拉OK，打高尔夫球，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干这个(慈善)。也别向我学习，我也不求表扬，这是我个人的事。”

卢德之甚至没有通常意义的业余消遣，把慈善当爱好是他肯舍弃财富的动力之一。

“我相信人有灵魂。”卢德之告诉《中国慈善家》，对于无神论者，可以将灵魂解释为精神。肉体死亡，精神不灭。死亡可能随时到来，所以，他愿意将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并且将每一天过得有意义。他将此称为“向死而生”。

“你做了很多好事，精神离开肉体时大家都来跟你告别，祭奠你，你不会痛苦，灵魂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富。”他觉得，不懂这个道理的富人死去时要比穷人更痛苦。

卢德之曾问一位道士，人死后化为黄土，叩拜烧香何用？对方回答，灵魂已投胎转世，烧香与叩拜实则给了另外一个人。近两年，他商业上的收获可喜，“可能有人在给我原来的那个灵魂烧香。”他开玩笑地说。

2014年4月，卢德之率华民基金会代表团访问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临行前，父亲叮嘱他，洛克菲勒家族是了不起的家族，要多向他们学习经验。卢德之带着父亲的嘱托赴美。到美国第二天，他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国后，卢德之与兄弟姐妹们操办完父亲的后事，就商量着要把原来的卢佳祥助学基金转型成正式的基金会。

卢佳祥在世时，是当地村里有名的善人，乐善好施，常年周济四邻八村的穷苦人，为此，每年要花出大量的钱。本村的大事、邻村的难题，村干部都要跟他做个汇报，请其拿个主意，颇有旧时乡绅之风。

父亲的精神被卢佳祥基金会传承下来，这深化了卢德之“灵魂不灭”的想法。他希望把父亲留下来的基金会做得更好，做成一个真正的家族基金会，并希望通过这个基金会和华民慈善基金会探索中国富人慈善的道路，探索中国富人传承财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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