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冒生命危险去海拔5km看儿子（单亲妈妈卖房后开始登山）

记者/杨宝璐

编辑/刘汨 宋建华

▷正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的罗静

爬到7950米的时候，罗静停下了脚步，她的希夏邦马之行终止于距离登顶只有100米的地方。

对于这种反差如此巨大的变故，罗静并不陌生，她曾是岁月静好的都市白领，后来经历了婚姻破裂和债务危机。再之后，她开始爬上一座座高峰，声名鹊起，成为了著名的民间女登山家。

对于从希夏邦马峰的下撤，外界惋惜异常，只差这100米，罗静就将完成登顶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壮举了。

罗静自己却很平静，就像她爬完之前那13座山峰时一样，登顶了，也不过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

▷山脚下的罗静

止步7950

5月14日上午，罗静登到了希夏邦马峰的7950米处，此时，距离顶峰，只有不到一百米了。如果顺利的话，她即将成为第一个登遍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女性。

为此，罗静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4月13日，她从拉萨出发去往日喀则，两天后，便来到了大本营。每年四五月是登山的好季节，世界各地的登山者会在这时等待登顶目标的窗口期到来。

下撤命令传来的时候，夏尔巴向导已经在希夏邦马峰顶上打下了第一个冰锥。罗静没有反抗，顶着夏尔巴疑惑的目光，她撤了下来。

事后，登山协会称，山上积雪比较深，可能有雪崩的危险,因此要求他们下撤。。但罗静心里难过，“14号下来之后，居然哭了两次。”她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不少人猜测，此次罗静登希夏邦玛峰被突然叫停，或许跟保加利亚登山家博扬·彼得罗夫的失踪有关。

45岁的博扬是登山运动员和动物学家，罗静与他相识多年，这次在希夏邦马登山大本营里，两人还不期而遇，聊起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4月29日，博扬与同行的其他登山者离开了大本营，他今年的时间安排非常紧，从希夏邦玛峰下来之后，他马上就要去珠穆朗玛峰。

开始攀登希夏邦马没几天，天气状况就变得恶劣，其他人选择下撤，博扬则选择继续前进。大本营的队友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望远镜里，他正在独自攀登。随后，人们便失去了博扬的消息。

相比博扬的“一往无前”，罗静则比较谨慎，她一度从海拔6380米的一号营地下撤至5640米的前进营地数日，后来又撤回到更低海拔的定日县进行休整，然后才再次冲顶。

但即使如此，14号对于希夏邦马顶峰的冲击，仍然停止在了最后100米的地方。

5月22日，罗静已经返回了长沙，刚刚回到平原的她有些疲倦，仔细观察还能发现，罗静鼻尖比脸上其他部分颜色要深一些，这是紫外线辐射留下的痕迹。

对于止步在最后100米的希夏邦马峰之行，罗静不愿多说。下次窗口期的开放，要等到九月份，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这次登顶的夭折对罗静有很大打击，她甚至有些倦怠，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攀登下去。

▷攀登希夏邦马峰途中与其他登山者的合影

婚变与登山

任何爱好变成事业之后，都是一个由从心所欲到平衡考虑的过程，登山也不例外。十多年前，罗静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名字被载入纪录的人。

她很早就喜欢户外运动。十年前，她在北京工作，工作日里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到了周末，她就会参加各种越野、露营活动，偶尔也会去爬山，从一两千米到五六七米，都有过尝试。

生活在2006年骤然发生转折。那一年，罗静34岁，有一天，罗静突然就找不到自己的丈夫了，直到催债的找上门，她才知道，丈夫在外面欠了别人不少钱，高达八位数。

一开始，罗静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我说，那就卖房子吧，然后才发现，那房子其实都没还完贷款。”

那一年，儿子只有4岁。《婚姻法》24条的修正还没有出台，为了替丈夫还债，罗静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然后离婚。

事隔多年之后，罗静不愿再提起离婚前后的是非，“老天安排我经受这样的事，那我就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经历，我还是挺感谢这么一段生活的。”

她卖了房还了债，把家搬到了五环外，手里还剩下几十万，这几十万，要维持自己和儿子接下来的的生活。逆境之下，除了考虑现实生活，罗静也并不准备放弃登山的爱好。

彼时，北京房价还没有大涨，她用手上仅剩的钱投资房产，隔个半年、一年就卖掉，一次挣个十来万，维持生活和自己的登山活动。

她不敢让父母知道自己还保持着登山这项开销巨大的活动，“就悄悄地、一点点地花，让他们注意不到的那种速度来花钱。”说起这段，罗静脸上带着几分小女孩谈起自己秘密的狡黠。

为了省钱，当时，她锻炼不去健身房，就在房间里自己用健身器械锻炼。饶是如此，攀登8000米以上的雪山，仍然不是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光是珠峰，从北坡登顶的话，人民币花费就在三四十万左右。

攀登前七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时候，罗静没有赞助，全靠着个人投入维持。据之前报道称，有3座8000米，还是她向攀登公司赊账登的。攀登之前交一部分，攀登之后再交一部分。后来，随着她在户外圈里渐渐出名，才有赞助商找上门来。　

当登山彻底成为罗静事业的时候，赞助和质疑纷沓而来。在中国，由王石等企业家宣传带起来的登山运动，被认作是“有钱人的游戏”。罗静出名之后，不少人打趣：“我与罗静的区别，就是一套三环的房子。”

罗静很少去回应这样的言论，只是默默地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但这并不等于完全不在乎，采访中，提到关于“登山靠有钱堆出来”的说法，罗静努力维持着平静，但委屈和不平还是随着反驳透露出些许：“首先，我当初为什么可以有三环这个房子？而且就算给你几十万，你未必敢都用在登山上，对不对？我来登山，一定是有实力的。”

▷罗静登顶珠峰后的照片

“罗十三娘”

从布洛阿特峰顶上凯旋归来之后，她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罗十三娘”，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她只差一座还没有登顶。

此次登希夏邦马峰由此有了更加不同的意义，纪录片编导刘震东带着团队一路跟随。

刘震东告诉记者，在拍摄确定之前，他们做了很多研究。登山向来是男性参与较多的极限运动，而罗静身上那种跟8000米以上山峰的反差感，让他们发掘出关于登山运动更多的意义。

刘震东还记得第一眼见到罗静的情景。当时，罗静已经到了拉萨，拍摄团队才从长沙出发，两支队伍直接在5000米的营地见面，“别人都有明显的疲态，但罗静挺活泼的。”

进入前进营地，从5600上升到5900，是反复的拉练过程。第一天拉练下来，等回到5600高度的营地，已经将近晚上12点。“基本全虚脱了，但罗静一点问题都没有。”刘震东说。

有时闲聊，罗静说起她其他的登山的经历，往往别人下撤都会在c1或c2段过夜休整，但她经常不过夜了，直接回大本营。

攀登，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经验、技术，以及详细的部署，这是一个危险又刺激的过程。希夏邦玛峰不是14座8000米以上高峰里最高的一座，但死亡率却在其中排到了第九。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组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共有302人登顶并返回，25人遇难。

拍摄团队分两组，一组跟着罗静走得快，而刘震东则带着另一组人在后面，长焦拍摄登山过程。在大本营碰头之后，刘震东决定，第二天上升到5600米。

刘震东这一组一度“遇险”，他们到达5300米时已经精疲力尽、耗尽了所有补给，却没有发现预定在这里设置的营地。原来，携带物资的牦牛队已经到了5500米的高度。刘震东不敢冒险，他和向导研究后，带着力竭的拍摄组，花了一个多小时又撤了下去。

这只是登山者可能遇到的险情之一，更多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冻伤和死亡。在登山途中，随时可见“尸体路标”，他们永远留在了攀登的途中，给后来人指路。

“登山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每个登山者，在他选择登山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罗静说。

她遇到过雪崩，那是在2015年登布洛阿特的时候，那一次她几乎殒命于此。被夏尔巴向导挖出来时，她以一个倒v字型的姿势被插在雪里。

她也见过无数倒在路上的登山者。“死在山里的人，皮肤会变得透明”，在之前的报道中，罗静描述了死在攀登路上的那些人。

这是一条注定不断得到和失去的过程。从开始攀登到现在，她收获了无数的友谊，也失去了很多队友。

她试图将那些倒在路上的队友，“带上”峰顶。

　

2013年，罗静登顶干城章嘉，那一次，15个队友里折损了5人。

她用自己的睡袋包裹了队友的尸体，等从山上回到大本营后，其他人就把死去的那个遇难队友遗留的睡袋给了罗静。

她又带着这个睡袋登过几座山。有人觉得，用死去的人的睡袋不太好，但罗静不介意。“在我的眼里，他是我的好友，他是有灵魂存在的。”

同年六月，杨春风、饶剑峰在巴基斯坦遇难，这对于罗静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杨春风是她的登山导师， 而饶剑峰刚在不久前跟她相约一起去登另一座山。

后来，她在去巴基斯坦连登迦舒布鲁姆I峰、Ⅱ峰时，随身带上了饶剑峰的照片。登顶之后，她刨了一个雪坑，把照片埋了进去。

“或许现在早就被风吹没了。” 罗静在回忆中静默了一会儿，她那时的举动，让夏尔巴向导把照片里的人当成了罗静的父亲，还嘟囔了一句“这是她的爸爸。”

队长

“有人会选择超越自己身体的极限方式，你能感受到他对那种极致的追求，但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更理性多一点，更关注安全度。”罗静说。

作为单身母亲，她不可能无牵无挂。但她从来没给儿子灌输过登山的危险和生死的概念。“没必要跟他说，只要让他放心，妈妈会尽量一定会保证安全的。”

她始终谨慎地把每一步都踏在可控范围内。“至于天灾，那些东西我也不怎么考虑，就像那次雪崩一样，那是个意外。”

雪崩之后，再去登这个山时，罗静一度很有心理阴影，生怕再次遇到雪崩，为此参考了更多的天气预报。

2017年，罗静组织了一次珠峰—洛子的连登，队员都是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同学们。

在同学中，她不是年纪最大的，但大家都叫她“静姐”，“她就是因为登山才被选入长江（商学院），如果仅仅是作为企业家的话，她是不够的。”一位商学院的同学如此向记者评价。

队员里，易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高海拔攀登。此前，他经常踢足球，去青海感觉也没有什么反应。但为了这次攀登，他还是老老实实做了一个多月准备，每天系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有意识地避免熬夜和喝酒，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

“我以前以为登山的装备也是带两个大行李箱推过去，后来才知道，大的都是牦牛驮上去，小的都是自己背上去。”易海笑称。

在这次带队的尝试中，罗静负责审核和挑选夏尔巴向导和背夫，给队员们亲自制定训练计划。准备的过程中，一向安静、低调的“静姐”展现出了丰富的经验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跟她说，我要登珠峰，静姐问我，你以前最高登过多少，我说，岳麓山五百来米。”易海笑称，其实他曾经登过衡山，但无论衡山还是岳麓山，跟他要前去的那座山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最后，罗静给他制定的目标是此次攀登中的岛峰，海拔6189米。

成功完成这次组队攀登，对于罗静意义重大。这一次，她是队长，她一直走在最后面压阵。她教队员怎样走、怎样呼吸，怎样保持体能。四五千米对于罗静来说，还是低海拔。

到海拔4000多的时候，易海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了。头老是沉闷闷的，海拔每上升一百米，他们就要走一个多小时。

“到5400多的时候，我高反就上来了。”易海回忆。当时，他们在村庄扎营休息，那是岛峰登顶前的最后一站，他吃不下也睡不着，只能烤火。

那天晚上，另一个队友高反很严重，必须立刻下撤，由易海陪同。

易海觉得自己还可以撑一下，但罗静坚决不同意。“我当时不理解，觉得撤下去再上来太麻烦了。我从来没看见她那样着急，就一定要我撤下去。”最后，易海只能按照她的要求，先撤到了4800米。

走的时候，罗静告诉他，站在队长的角度，她特别清楚，出现高反的情况该怎样做。

▷罗静与夏尔巴向导

为了夏尔巴兄弟

攀登高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对于易海而言，高反让他变得反应迟钝，但也让他有机会去思考生意场以外的东西。他曾想象过，攀登途中，跟队友们一边聊天，一边往上爬的情景，但最后发现，“只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想很多在山下不会想的问题。”

而对于罗静而言，最初，登山只是一种体验，但在第一个8000米的山峰登完之后，登山，更像是一种与她生活相契合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不少人对于登山有种质疑，如今登山太过简单，只要你有钱，夏尔巴向导抬都能把你抬上去。当然，这样的说法遭到了登山者的驳斥。

“8000米是一个名利场，很多人登了珠峰，会把自己吹的跟英雄似的。”罗静说。如今，商业登山公司允许攀登者用氧的海拔越来越低，甚至有人从大本营就开始吸氧。不少人凭借着夏尔巴向导的协作登上珠峰，之后就过分拔高了登顶这件事的意义。

夏尔巴在很多人眼里，就只是花钱雇来的向导。“我让你修路你就修路，我让你帮我背包你就得背包。” 在这点上，罗静感情复杂，一方面，她承认这是市场的必然行为，“有人觉得我就是来体验一下，我就要求协作给我最全面最高的保障，这个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夏尔巴对于罗静自己，却不仅仅是向导。

罗静的夏尔巴向导Nernu跟她相识在2014年，那一年，他俩攀登了道拉吉利峰。在那之后，Nernu又陪着她登过了7座山峰，也是他，在雪崩中把罗静挖了出来。

Nernu从2006年开始担任向导，每年要爬4座山，两座在巴基斯坦，两座在尼泊尔，加上准备时间，攀登这四座山要花上4个月。一整年的收入，大约 15000美元。

Nernu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在攀登过程中，夏尔巴向导主要负责定制计划，确定路线、组建团队等工作。如果天气好，带人上山很容易，但如果天气不好，登山还是很困难的。

2014年，珠峰曾发生雪崩，导致13名夏尔巴向导死亡。这也让罗静有了新的规划：等14座山峰爬完之后，她想开办开一个以低海拔攀登为主的探险公司。

“这是我给他们的承诺。”罗静希望，能给自己的夏尔巴兄弟提供，海拔和危险都低一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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