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童工数量增加（图解童工事件再现）

2016年11月，被多家媒体曝光的常熟童工事件，再一次触动社会神经。

童工，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指未成年的儿童从事工作，工作剥夺了他们童年、入学机会、成长潜力和尊严，并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伤害。我国劳动法和未成年保护法规定未满16周岁的儿童被企业雇佣即为童工。

ILO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有1.68亿童工，低收入国家童工发生率最高，高达22.5%，即每５个儿童中就有超过一个儿童为童工。

中国缺乏有关童工的官方数据，但通过检索媒体报道数据库，童工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顽疾，类似事件屡屡被媒体曝光，并常常与留守儿童、辍学率等现象相伴出现。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童工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北、陕西、陕西等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地区，收入普遍较低。

全球1.68亿童工：依然严峻但总体下降，多在农业部门且无收入

2013年ILO数据显示：

- 2012年全球5—17岁童工人数共有1.68亿，其中8500万名儿童从事最恶劣工种。亚太地区有7772.3万童工，是全球童工最多的区域。

- 全球童工发生率为10.6%，即全球每10名儿童即有1名儿童处于童工状态。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严重，发生率达到21.4%，每5个儿童中有1名就沦为童工。

- 近年来全球童工数量有所减少，从2000年的2.46亿人减少到2012年的1.68亿。

- 童工年龄偏小，12岁以下童工占比高达43.5%，12岁至14岁童工占比28.2%（共4738.1万人）。

- 童工并不是全部都在工厂工作，主要在农业领域工作，接近1亿（占58.6%）的儿童在农业部门从事如搬砖、种植庄稼、除草之类的工作，而工业部门的童工为7.2%。

- 超过1亿的童工是无收入的家庭童工（即作为家庭的免费劳力），占比达68.4%，这在非洲南部的农业国家最为普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5月更新的数据库显示：

- 在已有童工数据的国家中，全球童工发生率最高的是索马里（49%），整个国家接近一半的儿童是童工。在最严重的十国中，共有八个非洲国家，一个亚洲国家（尼泊尔，37.4%），一个南美国家（秘鲁，33.5%）。

中国童工难题：“曝光、政府检查、惩罚企业、解救童工、遣返回家”式困局

中国缺乏有关童工的官方数据，但媒体上曝光的童工事件频频出现。回顾近十年的童工报道，即可总结出童工事件大致的发展路径：曝光——政府部门突击检查——惩罚企业、救出儿童——遣送回农村老家。这一路径屡屡发生，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童工事件依然发生。

- 2005年9月21日，山西省祁县宝成玻璃器皿厂一名叫段辉栋童工受伤害致死。父亲患白血病去世，为了供考上中专的哥哥读书，15岁的段辉栋刚上初一便辍学，每天凌晨4点半出发，到十多里外的古县镇宝成玻璃厂，做“打小泡”工作，每天挣25元。工作7天后，他与厂里另一工友发生口角，车间主任渠红杰顺手拿起一把带尖大钳，抛向段辉栋。不料，钳子尖一下扎向段辉栋胸部，致使其重伤并不治身亡。

- 2008年4月2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四川凉山童工被拐骗到东莞打工，揭露了凉山的儿童处境：在东莞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经过媒体揭发，并惊动中央作出重要批示，最后“解救”出66名童工，并于5月3日护送回家。

- 2013年底，6年后，《南方都市报》再次曝光了深圳一电子厂使用数十名凉山籍童工，2014年1月初，各界力量“解救”出了这些儿童，执法部门随后将所有儿童遣送回四川大凉山。

- 2016年11月，常熟服装业的童工产业链被曝光，中介把孩子从云南卖给当地服装厂，这些十三四岁儿童工作环境艰苦饱受压榨，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5小时，工资年底一结，每月只有800元生活费。最后得到常熟市委、市政府批示，相关部门作出突击排查，并把排查发现的8名童工暂时送至当地中专进行安置，并进行一些授课。待事件处理完毕，薪水被讨回后，当地政府将其送回家乡。

童工难题如何治理？

童工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产物，从十八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起，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都有黑暗的童工史：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被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工厂，至19世纪中叶，童工占英国劳动力规模达到15%；同期，美国儿童也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力，1820年美国东北工业区，童工比例占劳动力总数达到23.1%。

童工伴随整个工业化历史进程，随着社会发展，童工问题被社会各界重视。世界主流政策界和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童工现象的泛滥会给一个地区、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人生最宝贵的时间资源被耽误，大批儿童缺失应受教育，导致该地区劳动力缺乏知识和创造力，对整个区域的经济造成打击。因此，各国基本都已承认雇佣童工是非法行为，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干预各国的童工问题，并制定了2016年消除世界范围内最恶劣童工现象目标。

目前，中国治理童工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法》、《未成年保护法》等，这些法律都明文禁止雇佣不满16周岁的儿童，并作出严厉惩罚。

但从媒体近年曝光的案例看，仍有屡有童工事件发生。另一方面，简单的遣返童工，仍遗留大量待解难题。科学治理童工问题，仍需找到童工发生的原因。

童工发生的原因：是贫穷还是其他？

横轴为经调整后的人均国民收入，纵轴为7—14岁童工发生率，不同颜色的圆点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圆的大小表示该国家的童工数量。图片来源：OurWorldInData.org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贫穷被认为是童工高发最主要的因素。至于究竟是贫穷导致童工，还是童工导致贫穷，研究领域却没有因果上的共识。

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科博恩在一项经验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童工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人均GDP高的国家通常童工发生率低，而人均GDP低的国家则出现更多童工现象。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保罗·舒尔茨对墨西哥的一项研究则发现，通过对贫穷山区的母亲进行教育津贴，提供家庭的收入后，该地区儿童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会显著减少，经济的干预可能对童工的减少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童工发生的唯一因素，教育因素也很重要，童工发生率通常与辍学率呈正比。

2008年9月1日后，全国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学生只需要缴纳课本费即可入学，旨在改善教育环境。但是，2001年起陆续出现撤点并校大潮，村子的小孩要去很远的镇上念书，其交通成本与读书环境都成为制约学生持续学习的因素。据《中国教育报》报道，近期部分省份又将曾经被撤掉的学校重新开启。

家庭的教育观念也可能产生影响。有学者研究，曾经是童工的父母，他们的子女继续成为童工的概率更大。在《中国青年报》11月对云南童工家庭的采访中，学生对学校失去希望、对学习丧失兴趣、厌恶学习阻碍着他们接受教育。父母和儿童是否相信教育能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也成为影响儿童受教育的重要因素。

如何治理童工？如何走出“曝光、政府检查、惩罚企业、解救童工、遣返回家”式困局？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需要政府、教育机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企业、公共媒体的长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