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肆意张狂的例子（排异端攘斥佛老）

引 言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滕王阁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文章的语句骈散结合、语言瑰丽，可以说是文学界的一朵奇葩。但是如果王勃出生在中晚唐，那么他就很可能写不出这样优美的句子了，这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古文运动有关。

中唐，在经历了边境危机和藩镇动乱之后，一些儒家学子对虚化浮夸的文坛作风进行了反思，试图重新振兴儒学，这场运动被称为古文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以韩愈和柳宗元为首的儒家学子反对魏晋以来的兴起的骈散文与过于瑰丽的语言描写。在韩愈等人如火如荼的文化革新的背后其实质是对自身政治目的的诉求，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政治目的。

赋予儒学道德内涵——稳固李唐王室的统治

礼学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儒学的核心。隋唐之前礼学的兴盛与世家大族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礼学的谱碟之学和丧服之议在维持世家大族的生存和发展、保持家族门风和门第精神、增强士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但是到隋唐时代，随着世家大族的渐趋衰落和分化，曾经作为士族标志的礼学也逐渐丧失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日趋衰落。

唐代士族的分化和衰落是多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

政治因素如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实施，官吏的选拔和任免权被收归中央，士族中的优秀子弟为寻求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别祖离乡，向政治中心两京等地迁移，或应举或为宦；

战争因素如安史之乱，战乱爆发，中原板荡，大批士人南渡，加速了士族的流徙和衰落；

经济因素如城市经济的繁荣，也吸引了众多士族由乡村迁往城市。

当然，各种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是无论如何，种种因素带来的士族流动和迁徙，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聚族而居的社会形态，世家大族式的家庭组织开始瓦解，宗亲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谱碟散失，传统古礼的实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

譬如，曾经对结系宗亲关系， 起着重要作用的丧服礼在新的社会现实下己无法施行，韩愈《改葬服议》云：

“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甚者拘以阴阳畏忌，遂葬于其土。”

游宦生活所带来的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使丧服礼的实施失去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庶族阶层的兴起也是士族礼学衰落的重要原因。

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必将逐步改变士人阶层的学养结构，而这些庶族士人大多不识古礼，对维护宗法门第的儒教礼法亦不感兴趣，视古礼为无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就记载了一例行古礼反被人取笑的尴尬境况。

安史乱后儒学的倡导者和革新者们意识到仅有外在的礼乐形式和礼仪规范不足以维系世道人心，他们开始强调儒学的道德内涵。李华的《质文论》写道：

“盖达其诚信、安其君亲而已。……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质而有制，制而不烦而已。”

李华反对追求繁褥的礼乐形式和礼仪规范，注重其中维系人心的道德力量。陆贽也曾说，只读《礼》、《乐》而不将之付诸实践又有什么用呢？

朝廷中关于各种礼仪问题的讨论也在进行，如贞元年间关于献、爵二祖是否应当迁于西夹室的争论，太子为昭德皇后着丧服制的争论，元和年间关于二祖妣是否袱祭的争论。

但是因为此时的儒学以道德内涵的实施为主，不重视浮于表面的礼学，因此很多倡导古文运动的官员都反对这类劳民伤财的活动。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之后，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儒学发生了从礼乐到道德的转变。儒家学子们欲图通过儒学的道德要求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从而稳固李唐王室的统治基础。

儒学至上、排斥佛道——整顿唐朝吏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而在韩愈的政治生涯中，最为人称道者便是反佛道。辟佛道是韩愈及其随追者们古文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韩愈的重要哲学著作《五原》等无不是针对佛道而发，韩愈等人排佛，一方面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另一方面，更具现实的政治意义。韩愈在文中多次表明其反佛道的志向。

韩愈《进学解》：

“角氏排异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东之。”

《原道》：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唐代佛道二教极盛，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都有着很大影响，而为害也尤甚。

太宗时的傅奕，武则天时的狄仁杰、李娇、张廷硅等，中宗时的韦嗣立、桓彦范、李又、辛替否等、玄宗时姚崇等人都曾上书论佛、道之害。

安史之乱后，在长期战乱、经济衰败的情况下，寺观广占良田、逃避赋役，实成为百姓难以承受之负担。《旧唐书》就记载了唐代寺庙的修建与维护的开销，大的寺庙的修建与维护需要花费百十万银两，小的寺庙也要三五万银两，自唐以来，寺庙的修建与维护总计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

德宗时常衮、李叔明、彭堰等人，一再上疏反佛道。佛教，本来是空寂无为的；道教，本来是清心寡欲的。但是当今的道士与和尚空有其表，他们不潜心向道、静心修佛，成为道士或者和尚只是为了逃离兵役、不事农桑，这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很多寒窗苦读十余年，有着优秀个人才能的人只能当个小官，而那些无所事事、身无长处的道士和尚甚至能担任二品、三品的高官。

而一些佛道人士凭借皇帝对自己的喜爱，在朝堂上也是肆意妄为，打压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提拔那些投靠自己的官员，很多士子为了追求晋升，对这些人极尽谄媚，这无疑对唐朝的吏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这样的吏治下，皇帝与大臣因媚佛而遗害国政者比比皆是。

王维的弟弟王缙在王维遭诬陷时愿意弃官救兄，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赞赏。他在当然宰相时，极其重视佛教，使得其在政时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很多违法之人进入寺庙以寻庇护，让当时的刑法崩溃，吏治腐败。

韩愈屡次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针贬佛道的弊害，在举朝为迎佛骨而疯狂时，他写下了就《论佛骨表》，清醒地起而谏阻。

韩愈以儒家伦理对抗佛教心性论，就其理论而言，显然无法对抗佛教的心性论，但是着眼于佛教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实有匡救政俗弊害之意义，且在举朝奉佛之际排佛，足见其胆量和气魄。

反对藩镇——加强李唐皇室中央皇权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最大的政治危机。安史之乱平叛后期，史朝义部将降唐之后仍旧占据河北一带，朝廷正值战后修养阶段，既无实力亦无心思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只能任其盘结自固，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

《旧唐书》载北方的李宝臣、李正己、田承嗣等人，各自聚兵数万人，凭借安史之乱获取了权力，皇帝对他们极其优待，但是他们仍有二心，不断地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方镇跋息政令不出朝廷，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政治权威。

德宗建中三年，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立太子皇后，自称孤或寡人；同年十二月李希烈称天下元帅；次年，诏径原节度使姚令言叛离李唐皇室，带领大军围攻德宗宫殿，德宗与诸王妃主百余人仓皇逃至奉天，姚令言拥立朱泚称帝改元，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唐王朝命悬一线。

藩镇割据给唐王朝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战乱频仍，严重增加了朝廷的军费开支，方镇拥兵自立，贡赋不入，又极大地损害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供税地区的赋税负担。

据《资治通鉴》记载，宪宗元和二年，可供朝廷收税的地区相较天宝时期少了四分之三，而要给养的军士的数量却比天宝年间多了三分之一。再加上当时天下大旱，百姓民不聊生。

再者，朝廷号令不行，换将易帅不由中央，乱臣贼子蜂起，藩镇动乱频仍。举例言之，至德二年，河西兵马使盖庭伦等杀节度使周泌，吞并了他的六万兵马；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身死，手下将领李怀玉杀了他的儿子另立了侯杀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开始。

可以说，终唐之世，藩镇之乱，史不绝书。

韩愈曾经两次历职藩镇，深知藩镇之害。贞元十二年，韩愈入汁州董晋幕，十五年，董晋卒，韩愈从丧离汴，就在韩愈一行人走后汁州发生兵变，军士杀留后陆长源、孟叔度，韩愈因从丧得免，实属侥幸。

他的《此日足可惜》一首就反映了当时从丧离汴、汴州变乱、不知家人吉凶、惊惶无措的心境。韩愈一生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力主削藩。

贞元十九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他的朋友董邵南因举进士屡次失利而欲往燕赵一带以求晋升，韩愈作《送董邵南序》以极其委婉的手法讽谕诸镇之归顺以及劝戒董生不要前往。

元和九年，淮西吴元济用兵自立，朝廷主和派甚嚣尘上，仅裴度、武元衡等人主张用兵，宪宗犹豫不决，韩愈作《论淮西事宜状》支持主战派。韩愈分析吴元济必败之状，并暗示宪宗只要战斗就可以获胜。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对中央的权力造成了极大的削弱，以韩愈为首的一些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倡议者，以文章的形式鼓励中央对藩镇的收复，他们的文章中也充满着收复藩镇的自信。藩镇的收复对李唐王室的中央政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国史补》

《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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