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谁发明出来的（华为发布十大发明背后）

导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

近日，华为在深圳召开“开拓创新视野：2022创新和知识产权论坛”，并公布了在其两年一度的“十大发明”评选活动中获奖的重大发明。

由于今年投票结果有2项发明投票数量相同，为鼓励创新，华为破例将十大发明奖授予了这11个项明专利，包括：

“大幅提升算力的高效能乘法器和加法网络神经”、“基于多目标博弈的智能驾驶决策方案”、“数智光分配网（DQ ODN）”、“基于叠代的全精度浮点单元”、“高清、大画幅创新AR-HUD解决方案”、“确定性IP”、“风筝方案”、“Blade AAU基站天线部署方案和室内分布式Massive MIMO方案”、“动态频谱共享5G Single Air方案”、“存储全局均衡扩展高可靠AA集群方案”以及“鸿蒙网络聚合加速与内存扩展”。

从2015年起，华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十大发明”的评选活动。评选的宗旨是奖励那些未来有潜力开创新的产品系列、成为产品重要商业特性、为公司和行业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发明或专利技术。

对普通人来说，这些发明的技术细节可能过于“硬核”难以理解，但由于它们都已经或将要大规模商用，我们都会从5G、物联网、自动驾驶等等越来越泛在的无线网络应用中，从整个社会越来越高效的运转中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樊志勇列举的一组简单数据可以佐证：“过去五年，已有超过20亿台智能手机获得了华为4G/5G专利许可；目前每年还有约800万辆网联车获得华为4G/5G专利许可。”

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樊志勇

2021年，华为是中国获得授权专利最多的公司，在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在美国新增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五。华为PCT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一。

尽管如此，华为在这次论坛上并没有过多谈论自身的成绩，而是把更多时间交给知识产权领域的全球顶尖专家们，共同奉献了一场关于“人类知识产权制度应往何处去”的精彩讨论。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会长、原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发言中首先引用了一个知识产权界的“宋柳平之问”：为什么华为同样的专利技术在国外卖的是钻石价，而在国内卖的是白菜价呢？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会长田力普

这句半开玩笑的诘问，实际上道出一个事实，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跟全球已经不太一样了。

“虽然知识产权制度来到中国比较突然，缺乏根基和土壤，而且最初是‘拿来主义’，完全采用了西方的模式，但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改造它、修正它，让制度发生变革，结果是令人惊叹的，”田力普指出，“对于知识产权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超级复杂、变化超快的国家，其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最独特的，反映在知识产权领域，它的变化发展也是世界上最独特独树一帜的。……更加令人振奋和激动的是，这种变化仍然在持续，中国将会从知识产权大国走向知识产权强国，未来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惊讶。”

原欧洲专利局副局长曼努埃尔·德桑特斯（Manuel Desantes）

承接田力普的发言，原欧洲专利局副局长曼努埃尔·德桑特斯（Manuel Desantes）进一步谈到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数千年来，世界一直在循序渐进地线性变化，我们所有的社会、政治、法律和技术制度都适应这种变化节奏，”德桑特斯表示，“然而，在过去30年中，第五次工业革命到来，互联网、社交网络、定位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原宇宙、量子技术、纳米技术等等一系列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格局。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呈指数型变化的新时代，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彻底无法适应这样的新时代。”

德桑特斯指出，知识产权制度诞生于19世纪，主要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服务，旨在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奖励那些新事物的创造者、发明家以及科学和物理成果。我们将其称之为novatio（拉丁语，指新事物）时代。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奖励的是创新本身，而不是创新的运用。

在当前的新时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创新的运用，这意味着需要知道如何将新事物引入市场，造福社会。换言之，重要的不再是我们注册了多少发明或者多少专利，而是如何确保全社会和全人类都能够从这些发明和专利的成果中受益。

德桑特斯认为，如今可以开诚布公地说，继续将专利申请或者持有数量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成功标准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不再是专利数量，而是有多少专利可以投向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够造福人类，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专利的质量。

原国际许可证贸易执行人协会主席海因茨·戈德尔（Heinz Goddar）

来自德国的博默特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原国际许可证贸易执行人协会主席海因茨·戈德尔（Heinz Goddar）谈到上世纪40年代德国工业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在适当的专利制度下，产学研相互促进的过程。

戈德尔谈到，德国有很多化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在上世纪4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发明，使相关产业得到大幅发展。首先是让专利制度去保护这些创新，其次，是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上和其他人分享技术。

“信号记录系统实际上完全变革了整个信号处理体系，也促成了包括激光、发光二极管等发明的诞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戈德尔举例，实际上，这些创新来自大学或公共的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使技术最终的产品化，风无法让全球共享的。但是通过技术许可机制，欧洲的技术进展得以覆盖全球。

德国政府，尤其是经济部门长期捍卫德国中小型企业的利益，其中也包括高度重视专利许可，他们创设了一个总体协议的系统，通过高效的专利许可或转让，使中小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利用大学产生的技术创新，也让大学、研究机构的成果能够真正地在全社会应用普及。

“今天的知识产权制度能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我的回应是，不能。”欧盟-中国联合创新中心（北京-布鲁塞尔）联合发起人、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非常坦率，他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整个知识产权系统实际上旨在确保那些拥有技术的人能够防止其他人获得他们所使用的技术，这是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

“我当然理解知识产权体系对于许多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要花费一部分成本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奈斯表示，“但从很多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我们显然应该把这种保护性的制度以一个生态的方式进行发展，……应当引导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让它不再只是服务于某个利益群体，而是能够自由地支撑全球福祉的发展，从而能够让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意大利知识产权管理公司西斯威尔（Sisvel）曾与OPPO、小米等中国企业有过交手，该公司总裁马蒂亚·弗格里亚科（Mattia Fogliacco）谈到了“专利池”对如今快速发展的ICT行业的重要意义。

弗格里亚科认为，为了应对疫情等人类社会今天面对的挑战，我们必须支持创新，而系统性、可持续的创新依赖专利在市场上能够高效交易。

例如，今天的ICT行业需要互操作性，不但不同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之间要有互操作性，物联网的发展还要求不同种类的产品之间要有互操作性，在非常复杂的技术环境下，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将最棒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确认为标准，将标准作为这些产品能够互联互通，互相操作的基座。这通常都是通过“专利池”来实现的，专利池能够提升专利供应方和需求方的交易效率、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弗格里亚科同时认为，专利池的成功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方面，它需要代表真正的创新，必须要保证被打包的是真正的关键的、必要的、使能性的专利；另一方面，这个专利池应当理解市场的需求，打包的专利是市场急需的。这是是发明人和被许可人多方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多方达成一致后，通过专利池的方式来进行高效交易。

“我们在国内谈论专利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专利大棒、专利壁垒，认为专利是个坏东西，”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樊志勇谈到，“但专利所带来的问题，一般都是由低质量专利带来的。”这些专利可能不一定产生真实的价值，比如只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必要功能，却在专利池里被打包收费。

“但我们也没法想象，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要是没有专利共享会是怎么样，”樊志勇指出，“比如现在的手机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网络中使用，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无论他们买什么样的手机，都能够下载视频、玩游戏。因为这些共通的技术都已经嵌入到标准中了，这些标准不是一家公司贡献的，是很多公司共同创造的。”

“我是在2005年加入华为知识产权部的，当时公司强调的是自保，”樊志勇回忆，“我们刚开始进入国际市场，面临很多许可缴费的主张，甚至能不能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那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积累一定数量的专利，去平衡一些对外的风险。2010年之后，因为华为持续投入，我们发现自己在5G这样的关键领域也有领先的机会，当时我们把知识产权部所有资源都投入5G标准专利工作中去。”

“最新的挑战，是最近几年过度政治化的问题，”樊志勇指出，这带来很多技术的不确定性，一些技术本来是应该共享的，现在没法共享了，别人不共享给我们，我们没法共享给别人。可能未来还有6G统一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标准和共享，技术将停滞不前。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际制度，技术发明本应为全世界共享，而不应该地域化、政治化。

欧盟-中国联合创新中心（北京-布鲁塞尔）联合发起人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棘手的场景中，”帕特里克·奈斯 （Patrick Nijs）回应了樊志勇的关切，“新冠疫情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层面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当前没有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而需要各国各自为战，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恰恰表明了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去尽快打造这种全球治理机制。”

我觉得新冠疫情只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很多痛苦的起点，奈斯继续说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地球存亡攸关的时刻，新冠疫情只会是第一个挑战，我们看到国家主义兴起，西方和中国之间正在脱钩，这将具有灾害性的影响，也正是我们应当要避免发生的情况。我们欧洲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情景，战争，战争会使得一切都降至最低。原本命运相连的国家利用经济资源打造武器相互攻击，而不是把资金投入像5G这样有益人类的技术创新。因此，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我们应该想想应该如何确保联合创新，”奈斯呼吁，“当我今天聆听其他嘉宾发言的时候，我感受到大家正在讨论的这个制度能够使能各方联合创新，实现双赢，而不是让一方独享所有，让另一方一无所有。”

“今天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可以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全球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奈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