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手指》堪称《祈祷落幕时》的姐妹篇，但对人性的剖析更为深刻（红手指堪称祈祷落幕时的姐妹篇）

前一段时间引进国内院线的日本电影《祈祷落幕时》是东野圭吾“加贺恭一郎”系列中的最后一部，在这部电影中，加贺的身世之谜得到了全部曝光，也意味着这一角色的所有的迷津不复存在，这样，这一个角色的潜藏的能量便意味着被全部淘空，而这时候，这名角色的可利用价值也开始大幅下降，所以，这一系列很自然地宣告结束了。

“加贺恭一郎”系列中，写作于2006年的《红手指》也涉及到加贺恭一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与《祈祷落幕时》的情节相互参照，更清晰地看到加贺恭一郎的内心情感世界。

《祈祷落幕时》里，详细地交待了加贺的母亲当年为何出走，而加贺为此把母亲出走的责任归咎于父亲，一直不能原谅父亲，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拒绝前去探望。但照料父亲的女护士将其父临终前的一句话告诉了加贺，使加贺明白了父亲心中对他一直有一种深刻的爱，这份爱，也让加贺重新认识了父母之爱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帮助他去重新认识他正处于困惑之中的一起扑朔迷离的案件，找到了凶杀案的真相。

而在《红手指》中，加贺的个人情感经历，与他所破解的凶案，也有着某种关联。《红手指》里对加贺恭一郎的父母背景，只是作了点到为止的介绍，表面上看，加贺恭一郎对生病住院的父亲不闻不问，拒绝前去探望，但电影最终揭示出的真相，却是加贺父亲一直愧疚于当年把加贺的母亲逼出了家庭，使加贺母亲在孤独中死去，所以，他大概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就是用同样的孤独来惩罚自己，也是以此用切身的体验，去感受离家出走的妻子最终的孤独时刻。

当然，在《祈祷落幕时》里，我们看到加贺的母亲离开家庭之后，又结识了另外一个男人，她的生活反而非常充实，并非像加贺父亲所想象的那样孤苦伶仃。这可能是两部作品定位不同导致的人物设置方式的差异吧。

而这一段父亲的自罚过程，也使加贺后来在查清手里的一起凶杀案时能够触类旁通，因为“红手指”中涉及到的案件中，被儿子认为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其实也是因为怀念丈夫，而故意装扮成了老年痴呆症，以感受丈夫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这个老人用装病的方式，来纪念丈夫的行为，与加贺的父亲最后拒绝儿子来探望的动机如出一辙，这也构成了电影里平行两条线之间呈现出某种意旨上的对应。

《红手指》里的主体案件，基本是未作掩饰地和盘托出的。所以，电影里没有什么推理过程，但这并不影响整个作品依然适合“推理作品万能公式”的适用范畴：

下面，我们将推理作品万能公式再次拷贝如下：

一是找祸型（无人策划）。它是指一个无关的小小的因素，与主体案件没有关系，只是在偶然的时间里，出于偶然的原因，恰好撞到主体案件的范围内，从而被当成了主案件的前因，诱导误会。比如在福尔摩斯探案的第一篇小说《血字的研究》中，房东女主人因为痛恨死者的无耻行径，曾经唆使自己的儿子殴打过死者，被警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凶手。

二是嫁祸型（有人策划）。这里分两种。第一，推卸型。其机制如下：1、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没有作案时间。波洛探案中的《阳光下的罪恶》、《尼罗河上的惨案》，肇事者都在努力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虚假表象。2、移动作案时间。比如波洛探案中的《滴血的钻石》，凶手早已害死了老者，但通过手动绳子，操控了屋内的物品，并用玩具发生尖叫的声音，以达到死者才死的假象。作案时间的推移，可以有效地逃避嫌疑。3、装作受害者，其目的也是改变作案时间，造成作案时间的变化。这是最高深的一种障眼法。如扮作死人，其实人并未死。克里斯蒂小说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无人生还》就写了一个被害死的人，其实就是真正的作案人。第二，转嫁型。这一种类型比较简单，也就是凶手找一个替死鬼，引导注意力。在《血字的研究》中，作案人是在墙上故意留下了一个神秘组织的“血字”符号，以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显然，在《红手指》里，它采用的模式，是这个万能公式里的“转嫁型” 这一款，就是寻找一个替死鬼，由这个替身来承担凶手责任。

而《红手指》在采用这一手法时，来得更为触目惊心，震人心魄，因为它的这种“转嫁”，完全是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转嫁”，而这种转嫁的取舍中，恰恰窥见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残酷的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弃老宠小”。

那就是对孩子，我们有一种本能的卫护的动机，但对老人，却认为首选的模式，是放弃与抛却。

《红手指》里，身为初中生的儿子，在与二年级的小女孩玩耍时，因小女孩迫切要回去，便失手勒死了小女孩，导致了凶杀案的发生。

由此，未成年孩子的盲目、任性、无知的行为，迅即地引燃与激化了父母之间的矛盾，他们的身份也变得尴尬起来。父亲要报警，但母亲却认为这会害了孩子，于是，为了保护孩子，父亲不得不将小女孩的尸体运走，扔进了公园，但是这种拙劣的掩藏罪证的手段，难以逃过警方的侦查。面对着无可抵赖的逐渐缩小的包围圈，男孩父亲与母亲被逼无奈，不得不采用了“嫁祸型”的转移手法。

这个嫁祸的手段有一些残忍，但是却合乎人之常情。因为两害取其轻，一头是儿子，真实地犯了事，一头是老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将凶手的责任，从儿子转嫁到糊涂不谙人事的老母身上，是一件看起来颇顺理成章的事。

电影由此展开了一次对人性选择的深刻扫描。看起来合乎情理的事，却蕴含着最残酷的人性的真谛。

母亲被作为牺牲而抛弃掉，是因为她年老，远没有孩子那样，拥有远大前程。牺牲母亲，保全儿子，看起来符合人类的进化论的生存原则与选择。

但是，这样的选择，恰恰可能破坏人类文明的基本守则，打破人类的人伦道德规范，它会带来某种可怕的社会机制的崩溃与倒塌，所以人类的道德文明是用约定俗成的方式规范着社会的常识性的伦理道德，任何对这种道德的挑战与破坏，都可能带来社会的动荡与瓦解。

我们注意到，当一种激进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看起来是一种冲击力强大的新兴力量，但是这种冲击波过后，却会发现它所产生的后延影响是弊大于利，最终，人类不得不调适那种冲击性的力量与思潮。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性开放思潮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强烈地冲击着现实社会，但此种思潮终因它的破坏性的伤害力量，而难以被一个正常社会正常地接受而最终日益淡化消遁。

所以，《红手指》里抛出老母、保护孩子的选项，无论是从人类的道德还是从内心的情感两个层次来说，都无法容忍于社会，合拍于道德，协调于人伦。

当影片里的母亲在儿子年幼时含辛茹苦地传递着母爱的闪回，冲击着儿子的头脑的时候，这种“转嫁”凶手的手段，便反制了儿子的良知，他终于在母亲之爱的感召下，坦白了自己的这种卑鄙“嫁祸”手段，将真正的凶手、也就是自己的初中生孩子给坦白了出来。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红手指》走了一条最惊心动魄的人性的选择路线，但是电影还是留下了一个温婉的表现区间，并没有把人性更为复杂的一面，以撕裂而严酷的方式表现出来。

实际上，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影片里的老人，承认她是凶手，与儿子一起合谋来达到保护她的孙子的目的，那么，这个作品里所展现出的现实可能才是最合乎情理的，但却将严重挑战人类的道德准则。

现在电影的目的，只是控诉儿子对母亲欠缺孝道，却没有讨论人类存在这种“断腕”选项的更为严峻的后果，就是砍掉不重要的部位，而保留珍贵的枝节，然而，这种选项的背后恰恰蕴含着一种上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的近乎是壮士断腕的“献身”趋向与取向。

在影片里，老人装扮成痴呆症，以逃避儿子与媳妇对他的冷漠与厌弃，逃避生为一个正常人处于这种情境下的身份尴尬，但是当她知道会成为替罪羊的时候，她的内心伤害是巨大的，但是在人性的合理范围内，她是否会为孙子的缘故，甘之若饴地承受这种“替罪羊”职责呢？电影里却表现老人一直用她的正常眼神还有她用故意涂抹的红手指，暗示她根本没有杀死小女孩，因为小女孩的身上，没有被红手指所使用的口红颜色留下痕迹。老人以此洗雪了自己的被栽赃的罪名，但却产生了对于这个家庭更为致命的后果，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彻底地被抹杀摧毁。所以，这个电影里的结果保全了道德与法律的完整，但却产生了另一种情感上的窘迫与创伤。

在这个作品里，老人一直以痴呆症患症示人，看起来不属于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设定，也使得老人对自己代“孙”受过的洗雪的情节，可以等同于我们提供的那个推理作品万能公式中的“死人也能成为案件动力”的一款模式。因为老人因为她的痴呆，显然被家里的人认为是一个视有若无的“活死人”，所以在老人面前，家里人一直没有对她有所隐瞒，老人知道凶案的真相，这样老人澄清真相的手段，也是推理作品万能公式里的一个非常常规的套路。所以，在本部作品里，作者运用公式里的两个经典模式。

《红手指》的最震撼人心的创意，就是在利用“转嫁型”推理小说手法时，残酷地在亲情成员之间完成了这种“转嫁”的替换与取舍，从而把平常无法显影出来的亲情中的分量等级给凸现出来，揭示出家庭亲情指数中的隐秘的亲疏波谷线，这是对我们平常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亲情关系的一次毫不通融的真实揭穿，它的震撼力与触目惊心处正在是这里。这也是东野圭吾作品里比较深刻的一部。因为他敢于历难犯险，触及到人类家庭中的一种普遍的亲情劣根的共性现象。扪心自问，我们无人敢声称在东野圭吾的这个作品中，能够逃脱掉作品里设计出的选项中轻松跳出五行圈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