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沉浮的语录（职场浮沉与人生解释学）

◎俞耕耘

35岁的女高管沈素被警方调查，在看守所待了两个月，举报人竟是自己的丈夫。这是李佳奇小说《回声》中故事的引爆点，这一事件也形成人物的“对照记”。就像招聘的上限一样，35岁也成了荣辱分水岭：镜像正面是500强集团市场副总裁，气势逼人，风光无限，背面则是背负“污点”，虎落平阳，一切归零。

在小说题记处，作者引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只有看到故事落幕，才会觉察回声的隐喻，李佳奇原来在写一个折返与归来的主题。只有清算过去，才能重启未来。小说的故事性聚合着诸多元素：职场暗算，背叛出卖，牢狱之灾，女王归来，冤家聚首，逆袭翻盘，隐匿的富二代，未知的复仇……这些原本很容易陷入爽文的套路，作者却不落俗套，利用这些叙述单元，写出人生变盘的各种转换节点，戏剧场景。甚至，他用一个未完成、开放式的猜想结局，在原本准备复仇的高潮处，完成叙述退潮，真正显示了回声的尾籁不绝。

沈素跌落谷底，不得已从零再来。楚歌曾得罪沈素，在广告圈有了负面效应，被公司赶出。两人阴差阳错，兜兜转转，应聘同一家小公司，都成了乙方，最终联手竞聘，拿下大客户。其间又穿插了沈素与前夫，楚歌和女友权俪，从入行到分手的故事分岔。在后半段，沈素知晓她的被害，源于她的接任者，老下属白思琪与乙方韦伯的勾结和构陷，遂试图重回老东家复仇。张十三，一个貌不惊人的烧烤店老板，在背后筹资出力。原来他是沈素老东家董事长的公子，他心里爱慕沈素，准备替她出头，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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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故事线犹如两条支流，最后在一个“三角洲”汇合。沈素与丈夫杨峥，楚歌和搭档兼女友权俪，形成一种互文与双声。“信任、衰老、情绪无处安放，枯燥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是需要他们共同面对的”。婚姻则需要情感的向下兼容，与修复自救。沈素与丈夫的危机，源于激素的冒险遮蔽了思索，将爱情视为一种对手的竞逐关系。“她和他，棋逢对手，势均力敌。”李佳奇也用一种回溯性叙述，去解释症结所在。“一个自己还不够完整的人，也很难通过和另一个人的结合来彻底弥补自己先天的漏洞，实现自我的救赎”，“他并不需要一个同他一样强势的女人，两人常常相左的观点更令他逐渐怀疑自己的选择。”

换言之，爱情并非两人残而求其全，而应建立在整全人格，相互兼容之上。正如书中认为创意，是创造回忆。作者对楚歌和权俪的故事，也在营造回忆叙事。他们就像金童玉女，一个文案，一个美术，双剑合璧，屡获大奖。他们有艺术共鸣，“谁说希望一定是明亮的呢？色彩本身是有生命的，在最为肮脏的色彩上抹上最为鲜亮的颜色，没有死就没有生，反而才是希望本身应该有的颜色。”这似乎也是对沈素的指涉双关，她正是带着“污点”，涅槃重生的。

而我们如果对照序言，又会发现这对人物，与现实作者原型之间，恰好形成对倒与置换。它关乎两个青年对艺术与实用的看法，对回归创作的理想期待，重新探讨了六便士和月亮的主题。因艺术理念走向情感欲望的两人，最终也因价值不同，分道扬镳，楚歌不能容忍权俪抄袭别人的创意。作者对情欲的分析，建立在深刻的主客关系上，男女之间必有主从强弱。

“他甚至一度认为沈素就像是一只猫，人总是认为自己豢养了猫，但在猫的心中，她才是这段关系的主人。被驯服且豢养的人，反而，是他。”这两对男女关系，有太多可比附。甚至，书中两段描述也成了照应：“楚歌这时才得以认真看着她，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权俪包容着他，甚至聪明的她都会让他认为自己是主宰，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看清楚，原来她才是掌握这段关系的主人，他只是她的附属品。”主题的不断再现，是多声部叙述的技术之一。这种关系就像猎物以猎手形式出现一样，蕴含着类似主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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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也深层思索当下的现实性，躺平和内卷是否真的对立？作者敏锐看到了一体两面。没有欲望的生活，就没有生机念想，没有限度的运转，又丧失生物属性，沦为机器。沈素的人生转机，在于一个转身：是一条从硬邦邦的高压状态，慢慢走向松动、平和与柔软。她敢于面对回声，踩着影子，去理解过去之我。

学会生活，理解他者，就像学会呼吸一样，太容易又太难。因为能呼吸，并不代表善于呼吸。看守所的经历使沈素拥有了两种平行体验：隔绝与自由，身份与赤裸，真实与掩饰。“那种强烈对比，在某个时间段里甚至令她沮丧到想自我了断”，“她是真的厌倦这望不到头的隔离，但她还是感恩这缓慢、悠长和寂静”。作者的用意在于讨论身份、地位、资源与利益剥离之后，还剩下什么。答案是自由，它的本质就是一无所有，也是不为所累的代价。

小说击穿了一个幻觉，风光不过是所在位置、扮演角色的附属物，赋予的增殖幻象。成功在于借势，而落败则在于“去势”，没有道具和身份的附加值，只能是肉体而已。作者借游戏情节予以说明，“主人公来到一座孤岛上，系统突然发话，大致意思是，你以为你现在很强了吗？也不看看你用了多少道具，现在把所有身外之物都扔掉，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

林宗诚的直觉预示了沈素和楚歌的某种互补与合璧。小说巧妙设计了一种人生玩笑、巧合，颠倒与错位。当甲方变成乙方时，沈素是换了生存位置，就像管培生往往转遍多个基层部门，才有统合全局的视野。唯有双向历练，攻守易位，才会有认知跃升。而这正是理解他人，取得共情的过程。这个故事也如同三段论式的辩证，人物总是否定之否定后，扬弃得到一个真正自我：先是走出看守所后的“去我”，后是对否定的再否定。“现在的她，和先前的沈素不大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也说不清楚，就像是在失去稳定可靠的港湾之后，又长出了一个真正独立完整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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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奇对广告行业的精微体悟，融入了小说创作观念里。那就是创意策划与虚构创作的同构、同源与转换。小说中多次提到两个见解：广告就是创造感动；客户更在乎你有多关心，其次才是你有多了解。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小说之上，就可以转译为，读者首先在乎故事的情感层，其次才是故事的意义层。感受先于理解，用心先于用脑。没有打动读者的故事，很难引起读者思索，正如没有颜值吸引，很难有兴趣探讨对方是否“正确”。我想《回声》的叙述，建立在一种故事心理学之上。李佳奇深谙与读者同频共振，以职场经验探求人生的症结，给出诸多人生词条的个性化阐释。

“命只是呈现出一生的大概，还有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创造的。”广告人的实质乃是制造渴望，投射未来的欲望期待。消费主义幻象的批量生产，与人的异化过程同步。“嵌入这个渴望当中，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是谁。”它意味从我思故我在，变为“我欲故我在”。符号化占有，变为存在的确证。同时，作者又看重人的主体性作用，比起创意的专业性，专注与用心更能打动客户，服务的本质是创造感动。事实上，正是全力以赴，专注异常的沈素，才散发迷人魅力，使楚歌心生怜爱与敬服。

作者用相当专业资深的应用写作，去包装这个故事。文本中有两套系统，一种是文学叙事的语言，另一种则是套嵌其中的各种公文公告、项目策划、方案及新闻通讯写作。李佳奇自如游走的文本切换，极大限度模拟了故事情景的实在与质感。而竞标的全程细节，创意的讨论过程，也支撑了故事的推进。它意味作者试图用一种近乎原貌的工作现场，去表达一种叙述的原样主义。

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是被讨论、观点与见解累积起来。我更愿用观念性小说来描述这种书写。在作者笔下，职场作为隐喻与方法，是理解人生样态、段落与趋势的场域。就像黑塞笔下的悉达多，和富商学习经商，目的也不在于做生意。职场是可以悟道，可以修行，也可“认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