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电影（给法学生的电影）

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者乔托·卡努杜将电影艺术上升为第七艺术，而其他六类艺术分别为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乔托·卡努杜认为电影是其他六大艺术的综合，是一种运动中的造型艺术。法律理论是静态的，法律实践是动态的，电影则以影像艺术将静态与动态有效融合。通过电影学习法律知识，观察法律运作，审视法律制度，在他者的世界中，感受法律的“面子”与“里子”，从而看见更为广阔的风景，抵达更为遥远的世界。

《被告山杠爷》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急剧向现代化转型，在经济发展、物质进步的另一面，是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撕裂与阵痛，《被告山杠爷》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山杠爷的悲剧，就在于外面的世界已然旧貌换新颜，可山里的风景却是一成也不变，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人治与法治之间就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山杠爷也就成了过时的人，与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扞格不入。

当然，依据费孝通老先生的理论范式，乡土中国本来就是个熟人社会，具有遵循差序格局、信奉礼治秩序、服从教化权力的特点，因此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就需要尊重基层逻辑和乡村实际，适当发挥传统习惯与村规民约这种习惯法的作用。

不过，山杠爷的被“清算”虽然悲情，却不冤枉，他德高望重，他大公无私，但贤能政治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好人暴政。影片中山杠爷采取打人、关押等暴力手段来完成上级任务，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殊不知有更多山杠爷式的基层干部（更多的是连山杠爷也不如，甚至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在计划生育、上交公粮等过程中，为了贯彻上级意志，采取十分冷血暴烈的手段，制造了多少桩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秋菊打官司》

199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取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巨大荣誉。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虽然是一部关于“打官司”的电影，但当时在国内法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少讨论和解读。

滥觞于苏力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国内法学界开始对这部电影给予关注，并对影片文本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和讨论。“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影片的同一个或多个问题做出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丰富了我们对这部影片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努力的方向，是把《秋菊打官司》涵摄进法学的领域中，用法律人的眼光重新“观赏”影片，“批判”影片。

毫无疑问，《秋菊打官司》已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影片，还蕴含着丰富的法学与社会学命题，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样本。尽管影片距离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且不说影片的某些现象和观念至今仍存在于中华大地上（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影片所传达出的重要讯息我们至今可能仍然没有尽数捕捉。或者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影片的主题也在处于流变之中，研究这些内容对建设法治社会、推动司法改革或许仍有裨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秋菊打官司》，重新思考影片中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法律移植与法治本土化、法律与人情、法制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等都有新的启发和借鉴。

《马背上的法庭》

在崇山峻岭之间，在边远偏僻之地，老冯与老杨兢兢业业几十年，只是为了将法律输送到乡土。但成文法在这里还没有生根发芽，更没有形成信仰法律、尊崇法律的文化。于是老冯不得不在成文法与习惯法之间来回平衡，完成定分止争的法律任务。

感人的是老冯对国徽的执念。法律的背后是国家，国徽是国家的象征，也是现代的图腾，仿佛有了国徽，法律才真正有立足之地。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老冯犹如西西弗斯般，不断将法律推上高山上的村落。遗憾的是，最后还是倒在了途中。

《克莱默夫妇》

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原理，是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克莱默夫妇》通过一桩离婚案件探讨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家庭集体生活的牺牲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重新审视婚姻伦理、探讨儿女抚养问题。

克莱默女士突然的离开，让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的开头，家庭主妇是另一种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戏剧冲突因此展开，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的事情，为了物质奔波，情感被落在了后头。

刑事辩护律师总是让人看到坏人最好的一面，离婚诉讼律师总是让人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但幸好克莱默夫妇没有走向失控，结局虽不圆满，却也完满。

达斯汀·霍夫曼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以其精湛的方法派演技为这部影片增光添彩，好的剧本与好的演员，方能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义海雄风》

电影并非一次性消费品，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打破市场衰变率，因为美好的东西，历史会为其背书，时间会为其增值。

古罗马法谚曰：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义海雄风》讲述了一个追求正义的故事，影片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可谓庭审片中的佳作，也是法学院最常推介的影片之一。

影片中的阿汤哥虽年轻稚嫩却已锋芒崭露，杰克·尼克尔森虽老态尽显却仍霸气外露，一老一少，张力十足。

《新蝙蝠侠》

智能手机、高楼大厦等元素分明表征哥谭是一个现代都市，同时又是一个罪恶之城。在这座城市凸显了多种现代性的症候，投射到城中的居民，则有一股病态的情绪，从洛克的“不安”（uneasiness）、卢梭的“自尊心”（amour-propre）、黑格尔的“哀怨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和克尔凯郭尔的“忧惧”（anxiety），到托克维尔的“焦虑”（inquietude）、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以及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

《新蝙蝠侠》虽为超级英雄片，但更是反英雄的，影片也更像是披着超级英雄片外衣的悬疑犯罪片。布鲁斯·韦恩只不过是披上了战甲的普通人，会轻易被人击倒，会时常陷入低沉。

相比于蒂姆·伯顿和诺兰，这部《蝙蝠侠》更加黑暗压抑，但要说最大的改变，也不过是换了导演和演员。

《光荣之路》

尽管林肯早在1862年就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黑人地位的改善却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在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因此100年后爆发了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争取种族平权。

正因为如此，《光荣之路》中黑人对白人的胜利不仅仅只是篮球场上的胜负之分，它还打击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证明了黑人并非一无是处的低等种族。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所以故事才显得底气十足，毫不露怯。《光荣之路》与《光辉岁月》《卡特教练》一样，在热血励志中融入种族议题，使得影片在逼仄的胜利追逐中，输出了更为严肃的表达和深度的关切。

《光辉岁月》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创作者只要认真把这种平凡而又不凡的故事影像化，就足以成就一部好电影，而这类电影也会享有糟糕剧本的豁免权。

在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宣布种族隔离违宪并废除一切隔离措施，但在南方保守州，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种族平等任重道远。《光辉岁月》将种族议题有效融入运动励志之中，平等诉求与体育精神并行不悖。在友谊与团结、和平与公平、关爱与尊重等体育精神的感召下，人与人可以超越种族，摒除偏见，抵达更美好的目的地。

影片正是在“两轮驱动”下，完成了一次漂亮且有力的表达。

《怒火·重案》

陈木胜作品的最大弊病，在于文戏与武戏的出入，或者说，文戏的拉胯常常拖累了整部电影。武戏拳拳到肉，货真价实，文戏则如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如果文戏不掉队，就是《我是谁》《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否则，就是《男儿本色》《新少林寺》《危城》。

《怒火·重案》作为陈木胜最后的作品，很欣慰属于前者，为陈导早夭的生涯画上了虽不完美却称得上圆满的感叹号。影片是港片中典型的黑白双雄片，一个警察，一个悍匪，斗智斗勇，势同水火，是近年来少见的港片佳作。

“港片已死”的论调早已甚嚣尘上，但只要香港电影人不死，港片就有火种，有希望。遗憾的是，吴孟达、廖启智、陈木胜等香港影人一一作别人世，成龙、梁朝伟、刘德华、周润发、周星驰、郭富城等巨星也逐渐凋零，香港影坛却是青黄不接，薪火不承。希望《怒火·重案》不是香港警匪片的落日余晖，更不会是港片最后的荣光吧！

《华氏451度》

《华氏451度》是特吕弗的第一部彩色片，也是第一部英语片。华氏451度是纸张的燃点，在这个世界中，书籍被严格禁止，阅读即是犯罪，消防员的工作任务从灭火变成了放火，他们异化成了思想警察，焚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影片是一部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电影，充满着批判的政治意识与尖锐的内省自觉。书籍是思想的火花，焚烧纸张依然无法灭绝文明的火种。男主角最后成为了bookman，既是意识的觉醒，也是文明的胜利。在新世界里，书籍存留在了无法被焚烧的脑海中，文明拥有赓续不断的生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