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美艳女特务刘沿航（中统美艳女特务刘沿航）

1946年3月9日下午3点多，哈尔滨水道街九号紧靠华丰楼饭店旁的一座房子。

时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委员、滨江省副省长、哈尔滨市委常委、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李兆麟将军从距离这里只有100米的中苏友好协会他的办公室快步来到水道街九号，伸手一敲门。年轻漂亮的孙格龄应声而出，看到是李兆麟，立刻笑容满面，同时还带有一些感激和羞涩的神情。

她把李兆麟让进小客厅，待他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孙格龄用身子挡住他的视线，拿过一只杯子，当着他的面冲洗后，边放红茶和白糖，边说：“李叔叔，您工作这么忙，还来看我妈，真叫我过意不去，我的心情很不安。她在屋里躺着，您先喝茶，我马上去叫醒她。”

李兆麟说：“也好，你就把你妈妈叫醒，我们一起唠唠。我回去还要给报社赶写一篇文章。”

孙格龄说：“您先喝杯茶吧，我这就进去叫醒她！”

李兆麟太信任与自己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的闺女了，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茶进到嘴里，他感觉味道不正，便用质疑的口气问孙格龄：“这水怎么这么咸？”

孙格龄搪塞道：“是我把茶放多了吧？您喝下这杯，再喝一杯就好了。”

实际上，那是烈性毒药氰酸钾铝的味道，是孙格龄在李兆麟进屋之前就提前放在白开水里的。

李兆麟觉得孙格龄的神色不对，自己的头也发晕，便扶着椅子背站起来，后背靠墙，急忙把手伸向大衣兜去掏枪。可是，由于整个身子剧烈痉挛，难以自持，眼前是天旋地转，一片昏花。

就在这时，隐藏起来的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手端着枪、握着匕首，跳到李兆麟的面前，一连向他刺了几十刀，李兆麟立刻倒在血泊中。之后，四个人不慌不忙地离开屋子，跑了。

当时的哈尔滨，由于苏联红军进行军管，有大量部队驻扎。强大的军威，光荣的传统，受到群众爱戴，保障了较正常的生活秩序。但是，由于苏联红军根据国际有关条款规定，对国民党承担义务，共产党机构不能公开，不能进驻部队，更没有建立人民政权，这对于我党开展工作很不利。

社会治安靠临时组成的公安局和保安队维持。由于其中的成员复杂，没能正常行使职权。加上临时公安局里有许多当官的都是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特务担任，所以，李兆麟将军被杀害后，一直没有破案。

李兆麟将军

该案直到1949年2月3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第3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把中统美艳女特务刘沿航抓住后，在她的交代记录中，我们才知道了3年前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遇刺的全部过程。下面是刘沿航的交代材料：

1917年4月，我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李家村。我的父亲叫王兴，我们家是雇农，住着两间小草房，还是租的，屋子里除了一口大锅，还有我的3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我是出生在猪圈里的，有意思的是，在我出生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父母正好在猪圈里帮着母猪生小猪。父亲在猪窝里铺了两捆比较软的草，又捡来一些碎木块，在猪圈里生起一堆火。在守了好大一阵子后，老母猪生下了两个小猪仔。就在父亲要把猪仔抱进屋时，母亲在猪圈里生下了我。

父亲用自己的破棉袄把我包起来，钻出圈门往屋里跑。这时，东边天空已经发红，布满着花瓣似的金色云朵，同火堆升起的红色火光相辉映，显得瑰丽夺目。

正当父亲抱着我要进屋时，我的哭声让邻近的老李头听到了。老李头迷信会道门，惊异地走过去问：“王家兄弟，是你家的母猪给你添喜了吗？”

父亲着急进屋，就随声啊啊了几声。我又哭了几声，老李头赶上去拉开衣襟一看，果然是个初生的婴儿，便狂喜地说：“难得天气这么好，正应了我教坛主所说。本地方果真降临了‘佛主’。”

你可能说了，都是邻居，难道母亲怀孕，别人看不出来吗？哎，那时家里穷，母亲和姐姐哥哥们靠挖野菜草根刮榆树皮过日子，没有任何营养，即使母亲快生了，并没有显怀，肚子平平的。

母亲在生完我之后，正靠在猪圈的一角团缩着，没有力气说话。听到老李头这么嚷嚷，便没有出来。老李头立刻跪下，开始磕头。之后，到处去宣传，搞得街邻四方都知道了。

家里太穷了，只好把我送人。邻村一个叫刘铁侠的女人，自己有两个女儿，听说了我的事情，便央求父母把我送给她，并给我取名刘沿航。我在她们家就当上了“佛主”，一直被她们全家供着捧着，生活得很滋润。在我到了上学年龄，也读过几年书。当然，刘铁侠也一直利用我的“身份”到处骗钱。

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养母刘铁侠就办了个佛教会，起名叫“普渡佛教会”。教会设在刘铁侠家里，刘铁侠当会长，史姑娘当副会长，我当“无生老母”兼坛主。

由于我“无生老母”的传说人人皆知，所以我们这个佛教会的香火非常兴旺，那可真是有钱的献钱，没有钱的也会想方设法送米送面出力为佛教会办事。

在这期间，副会长史姑娘嫁给了老家在岭西、自己在南京做事的外号叫邓二阔的一个男人，从此人们就开始叫她“邓史氏”了。

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了几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中华民族的残酷统治更为加剧。我们的佛教会也办不下去了，邓史氏就带着我来到北平，去投靠我的养母刘铁侠的妹妹刘铁云及妹夫李静。

初到北平，姨妈和姨夫对我挺好。姨妈有学问，有素养，长得也很漂亮。在我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姨妈亲自上街，给我买了一身时兴的女装——一件白色的高领的绣着胸花的偏襟上衣，黑色的宽皱长裙，还有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一双肉色高筒丝袜子。本来就天生丽质的我，经姨妈这么一打扮，那真是如出水芙蓉，娇艳欲滴了。

第二天一早，姨妈急匆匆地进来，对我说：“你姨夫昨天夜里突然生病了，找来中医看后，抓的三副药里需要用两样东西做药引子。一样是要一块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老槐树的叶皮，再一样是颐和园昆明湖中心的一碗水。这两样药引子，还都要在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拿到手。你可要替姨妈跑一趟啦。”

姨妈说着，把准备好的男装扔给我，叫我换。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我马上换好衣服，出门走到街口不远，看到一辆马车，在等雇主。我立刻上前，向他说明了我要去的地方和要干的事情。而且向他承诺，按时回来，给他三倍的车钱。恰在此时，邓史氏出来，给了我10块大洋。

不到11点，我就回来了，姨妈不相信，我就把自己所到之处，所经过之路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拿出四块树皮、三瓶水交给姨妈说：“用树皮做药引子，应分阴阳两面，内皮和外皮。所以我削了四块。做药引子的水，也分河面、河底和河中间的。请向医生问明白之后再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药效。”

姨妈被我干事的效率和周到细致所折服。后来才知道，这是她们对我的考验，而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时，姨夫李静走了进来，姨妈突然冷冷地对我说：“小航，你立即把全身的衣服脱掉。”

我毫不犹豫地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光溜溜地站在他们面前。姨夫瞟了一眼，没有说什么，姨妈又让我把衣服穿好。

很久之后，当我具备了他们所要求的的一切时，姨妈告诉我说，姨夫说我虽然脸皮厚，听命令，但是眼界窄，没见识，缺知识，心肠也不会太硬，需要再考察。

又过了十几天，有一天晚上，姨妈对我说，她有一个仇人，总想害死她，想让我去把他杀死，说着给了我一把手枪。

我给吓坏了，吞吞吐吐地说自己不敢。姨妈立刻翻脸，恶狠狠地说：“你别紧张，冷静地想一想，搞暗杀是违法的，泄露出去是要被处死的。你要不干，我去干，可我杀人的事你已经知道了，我能让你活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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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听姨妈的话。她告诉我：“据我所知，这个人同另外一个人有秘密约会，那个人肯定不去了。他手里拿着一把伞，戴一顶毡帽，靠一棵小树站着。你为了靠拢他，可以向他问时间，趁他看表时开枪。在和他说话时，你在舌头底下要放一颗糖，以免被他听出声音来。”

我来到了姨妈告诉我的地方，果然看到了那个人，我按照姨妈教我的，在他抬腕看表时，把枪口对准了他。他一扭脸，我大吃一惊：天呀，我要杀的人居然是邓史氏。邓史氏刚要说什么，我心一横，向她的胸部开了两枪，又向他的头开了一枪。看到邓史氏软绵绵地瘫在地下，我急忙跑了。

回来向姨妈交差，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洗洗手，睡觉吧！”

第二天一早，我一睁眼，邓史氏就站在我的床前，我吓得魂飞魄散，迅速地抓起枪，冲她开了两枪。邓史氏冷笑一声说：“你昨天夜里向我打了三枪，今天又打了两枪，还嫌少吗？”

我又一次勾动扳机，枪膛里没有子弹了。邓史氏讥讽地笑一笑：“你只具备了杀人的胆量。”“这是需要的，可是你忽略了一些基本要领。你在同他谈话前，忘记在嘴里含糖块，让他听出了你的声音。你在行动前，没有检查枪和子弹。在离开射击对象之前，又没有检查一下是死是活。”姨妈走进来说了这些话。

邓史氏从衣兜里掏出三个子弹头给我，我一看，是软木的。

姨妈告诉我，我们这些人是以宗教作掩护，给国民党搞特工的，姨夫李静是我们的领导人。

为了让我成为他们想要的人，找了一个叫黄真的人教我学射击。而且告诉我，干我们这行的，第一要吃掉别人，第二要防备被别人吃掉。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浙江省定海县的普陀山。普陀山是全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位于舟山群岛东南部。风景优美，金色的寺庙殿宇成群，古树鲜花千姿百态。

国民党在这座山上办了个学校，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个训练班。学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在当地活动人员的子弟，也有各个庙里有关人员的亲属或姑子、和尚，还有从山下骗来的孤儿。

学员分成两个大班，大班中又分成许多小班。我被分到大班的一个小组，共3个人，互相不知道真实姓名，只称呼临时起的名字或编号。

我们的政治课只讲反苏反共、拥蒋亲美，主要是军事课。其中有陆海军战术，绘制军事地图和看图、航海、侦察、装备、条令等等。此外，还教授特工方面的一些技术，有化装、跟踪、收发报、爆破、派遣、暗杀等等。

有一天，他们派来一个女教官，专门给我上课。这个女教官年龄不大，花枝招展，打扮得很妖冶。她把我领进一个单独的小教室。屋子里挂着男性的画像，还有用棉布缝制的着了色的真人大小的男性模特。女教官教我的内容就是如何勾引这些男人，怎样利用这些男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我告诉姨妈这些事，说自己很别扭时，姨妈脸色大变，抓过我的下巴，狠狠地捏着，瞪着两眼，用失调的声音说：“你懂得什么？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权力都在男人手里，你要想干大事，往上爬，靠什么？要叫他们在你面前变成一条狗，是一条条穿着西服革履、脖子上挂着金牌的狗！”

这门课结束之后，就是所谓的意志训练课。先叫我学坐佛。站在佛像旁，或坐在佛像旁，学佛打坐，一动不动。汗珠子淌在眼皮上，也不准眨眼，两腿麻木也不能伸一伸。坐4个小时才叫我休息一下。

有一天，教官让我们下山。并且命令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冷静。

走到一处营房，教官说进去歇一歇。可是一进院子，几个土匪兵就拎着水桶向我走来，教官对我说：“刘沿航，立正、不许动！”

接着，土匪兵就朝我头上、身上成桶地泼凉水、热水、脏水，倒便盆。我满身散发尿臭味，直恶心。教官还禁止我洗脸，换衣服，立即回庙里。他命令我和他拉开距离，跟在我身后。在经过一个村落时，农家的一些孩子跟在我的后面，说我是疯子，是鬼，是从马桶里泡出来的。他们向我扔石头、抛土块。只要我一躲闪，教员就罚我跪在地下。

还有一次，教员居然让我搂着一具被他们折磨死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的尸体睡觉。我不肯，被他们绑在树上，打了50藤棍，还不准我出声，说哼叫一声，再加10棍子。

1936年3月，我在这里毕业了。姨妈介绍我参加了三青团。还告诉我，我虽然不是特工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必须为他们做事，听从他们的命令。姨妈所说的“特工组织”，就是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

后来由于我出色的表现，获得了上司的认可，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中统特务。在北平，通过办佛教会，我赚取了大量的钱和金银财宝。1938年4月来到黑龙江东南边的五常县，以办佛教会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这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杀人无数，既有日本鬼子，也有共产党，更多的是无辜百姓。

刘沿航是电视连续剧无名卫士里女特务的原型

1945年抗战胜利，此时的哈尔滨由苏联红军驻防，按战胜国的有关协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苏联红军驻防的地区，国共双方都不能建立武装，可由双方派出代表洽商，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国民党违反这些协议，开始调兵遣将，并用各种手段扩大武装。

长期坚持在东北同日伪军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联军将士、广大人民群众，在非苏军驻防区迅速集结人民队伍。威震东北的抗日将领李兆麟，以抗日联军第三陆军办事处代表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他还兼任同国民党驻哈市代表进行“和谈”的中共方面代表。周保中、冯仲云也相继进入哈尔滨。

我们中统也开始偷偷摸摸地建立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武装叫“抗联新八军”，我出任政委一职。我们的武装主要是研究向共产党进攻的策略和方法。我确定的策略是：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破坏；第二，对我的军队进行伪装；第三，直接掌握一支武装骨干队伍；第四，对共产党有影响的将领进行暗杀。

经过研究，决定对李兆麟进行暗杀。为此我们成立了“铁血团”手枪队，着手研究李兆麟的爱好、社会关系、作息时间、行动路线等等情报。

这一天，我正在我的办公室里发呆，突然，一个人静静地走到我的身边。我一看，是曾在北平一起接受过李静训练的陈艳颜。我习惯地把枪对准她，厉声问道：“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陈艳颜从容不迫地微微一笑：“有人要见你，特地让我来请你！”

我知道陈艳颜是个医生，从中统特务组织又加入了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也是一个有名的带刺的交际花，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以虚盖实、以弱充强。我把手枪往陈艳颜面前一放，点燃了一支香烟，说：“你要知道，我现在是抗联新八军的政委，也是‘中国国民党东北先遣军松江纵队’的司令员，不知你是以什么身份和我接触的，更不知道要见我的是什么人？”

陈艳颜还想解释，我厉声警告她：“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他愿意见我，那就叫他把他的详细地址、联系暗号、真实姓名和职业告诉我。我去见他，什么时间由我定，否则就作罢！”

陈艳颜被我的气势吓住了，立刻乖乖地回去汇报。两个小时后，陈艳颜又来了，告诉我，要见我的人是担任过华北伪军27军司令官的姜鹏飞。他是奉命来接收东北的，也是军统特务组织东北特派组长，住在马歇尔饭店307号。接头暗号是连说两遍“先生，我大概是认错认了吧？”和“啊，小姐，我记不起来了”

我知道这个姜鹏飞，这个家伙有胆量、有气魄，再加上军统的实力，使得他狡猾奸诈、阴险毒辣。所以，我必须见他。

4天之后，我带着我的随从去见了姜鹏飞。我们在暗杀李兆麟的这个问题上是一拍即合。姜鹏飞派了军统老牌特务、滨江组组长张勃生和我接触，张勃生又派了曾在伪满洲江上军当过上尉军官的行动队长阎钟璋听从我的指挥。

阎钟璋和我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用大话假话忽悠他，说我已经顺利地把4个人打入了李兆麟的身边，他们随时听我的命令，干掉李兆麟。

阎钟璋对我的话信以为真，为了讨功。立刻对我说：“我们军统也准备派一个女的打入中苏友协，钉在李兆麟身边。她是二毛子，叫孙格龄。准备用抗联烈士遗女的身份，要求进步的手段，骗取李兆麟的信任。你可以先见见她，以便在必要时取得联系。”

我们约定第二天，大约是十一月中旬某天上午10点，在水上饭店见面。

我穿一身男式西装，把呢大衣领子高高竖起，毡帽檐下卡一副金丝边眼镜，鼻孔下粘着一道清淡的小胡子，眼眉用特殊的化妆法变得又粗又长。看上去，是一个英俊、潇洒、高傲而盛气凌人的小伙子。我九点半就到了，把饭店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做了一番观察，这也是我们的职业特征。

我化的妆的确成功，连阎钟璋都没有认出我来。阎钟璋向我介绍了孙格龄。她是一个二十岁年纪上下的女人，白面庞、黄头发、蓝眼珠，修长的个子，很漂亮很有风度的那种混血美女。

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她被我的英俊潇洒帅气所吸引。主动给我敬酒，还要拉我和她合影，还要我的联系地址。

阎钟璋对孙格龄说：“这位先生今后可能打扮成一位年轻姑娘，出现在你的面前。现在是叫他认识认识你，你今后要听从他的指挥。作为党国的一名特工人员，你记住他的眼睛、眼球和不易改变的特征就行了。”

我们离开饭店，走了一段路，发现孙格龄还在那里傻傻地盯着我看。我对阎钟璋说：“这个人太缺乏训练，要狠狠地教训教训她。”

哎，从后来暗杀李兆麟的实际结果来看，我这个训练有素的人失手几次，而这个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孙格龄却完成了暗杀李兆麟的任务。

我为了派人打入李兆麟的身边，费尽了心机。后来我们建八军的司令郭师真就给我介绍了曾在五常县当过五台山普化佛教会的总监、在日伪垮台前曾任过滨江省民政厅厅长，日本投降后自任哈尔滨维持大队大队长的叶禹勤。

我见到叶禹勤，直接告诉他，我要他介绍我去认识李兆麟，目的是找机会杀掉他。我知道叶禹勤狡猾奸诈，爱玩弄权术。在和他说好由他引荐去见李兆麟之后，我必须要找出叶禹勤一些把柄抓在手里，在他尥蹶子时收拾他一把。

在去见李兆麟之前，我想：男人毕竟是男人，可以用酒麻痹其志，用色迷惑其心，用财夺取其魂，用力征服其人。

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我坐在梳妆镜前，梳成一条长辫子，在脸上轻轻擦一层细腻的高级胭脂，眉毛、眼皮、双唇都精心做了描画。每个部位都显得色调柔和，轮廓鲜明，工整俊秀，给人一种自然的俏美的感觉，又带有几分少女的羞涩妩媚。

我选了一件可体的淡灰色的胸前绣一朵睡莲的旗袍穿上，又穿了一双驼色绒袜子和黑色高跟皮鞋，婷婷袅袅地来到了叶禹勤的办公室。

打扮这么漂亮的我，直接把叶禹勤给倾倒了。在他要向我动手动脚时，我立刻用他曾经为了霸占一个叫白荷花的女人，而把白荷花的丈夫抓起来折磨致死的事去威胁他。果然，叶禹勤很听话地介绍我认识了李兆麟。

见到李兆麟，我的确为他身上既有指挥官的气质，又有政界人物的风度而折服，感到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可他对打扮这么漂亮的我，居然无动于衷。这让我很恼火，很有一种挫败感，这更激发了我要杀死他的斗志。

第二次见李兆麟，是李兆麟让叶禹勤来通知我，说想和我聊一些事情。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是换了一身自己化妆用的农村年轻姑娘穿的旧素花棉袄，把披散发夹上假发，梳成一条长辫子，坐进叶禹勤的汽车里。

这次去，和李兆麟只是谈了自己曾经如何帮助共产党员赵雨时安全脱险的事情，又说自己想到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愿望。李兆麟没有同意，让我继续在佛教会里工作。

我从李兆麟那里出来，直接去了郭师真家，向他汇报了和李兆麟的谈话情况。郭师真要我给李兆麟写一封信，表示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等等。而且，语言的运用要加上一些佛教用语。比如：对赞美共产党“比救世主的‘佛主’有神威，胜过大慈大悲的菩萨千万倍”等等诸如此类的语言。

信写成后，又让姜鹏飞、张勃生看了，之后，便让在阿城县当过警察，投靠他们这里还没有安排事情的张国栋给李兆麟送去。

第二天，我以申请加入中苏友好协会为由去见李兆麟，李兆麟看到我很平淡。当我告诉他我要加入中苏友好协会时，他让孙格龄找一张入会登记表让我填上。

孙格龄看到我，很惊讶。我用警觉、责备的目光狠狠地撇着她，她才变得自然。她把表给了我，我表示感谢。

孙格龄是刚刚被张勃生用威胁、拉拢、利诱等手段拉进军统特务组织，又冒充烈士的女儿，利用她是混血儿的条件，结识了一位苏联红军女军官，通过这位女军官介绍到李兆麟身边工作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李兆麟让叶禹勤把我请去，说要和我谈谈佛教会的事情。我认为刺杀李兆麟的时机到了。我立刻命令把“铁血团”手枪队的蓝永胜、贾沛云和崔振环找来，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经过研究，最后，我决定：我自任刺杀的指挥员，信号是，我拿起一支香烟是做准备，把香烟叼在嘴上就是动手。

刺杀的方法是，在屋外用枪击，造成混乱后立即撤离；在屋内用刀刺，然后自毙。分工是，崔振环对付李兆麟，贾沛云对付他的随行人员，蓝永胜对付马车夫或司机。行动方法，我坐军部的马车去，争取叫李兆麟也坐马车，贾沛云和崔振环雇一辆马车尾随。蓝永胜化装成人力车夫。对其他事情，也做了研究。之后分头行动。

我直接走进了省临时政府李兆麟的办公室。他正在开一个小会。见我来了，对到会的人说：“佛教会的‘圣母’来了，她也代表一方面群众，我要和她到她们的教会去看看。咱们的会就开到这里结束吧！大家的意见，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一句话，就是要叫群众相信，我们是能管好和建设好这个城市的。”

李兆麟的秘书说：“会长，我去叫司机。”转身走出去。

我急忙说：“李将军，我有马车，是佛教会的，就坐我的马车吧！”

秘书焦急地回来说：“会长，汽车没有油了，司机去弄油去了！”

我欣喜如狂，真是天助我也！但我尽量装出平淡的表情，有礼貌地对她说：“那您只好坐我的马车了！”

上车后，我问他：“李会长，我们直接去教会的办公室吗？”

“我看，先到你这个佛教会的‘圣母’家看看吧！你的信都充满了佛教色彩，看来教会对你的影响很深呀！”

我叫车夫把车赶往我已经常住的偏脸子安国六道二七号。李兆麟的这个举动，我就知道他对我仍然不信任。

这时，马车已经离开了人烟稠密的住宅区，马路上行人稀少。在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我认为已经是刺杀他的好时机了。我为了观察一下坐着马车跟在后面的贾沛云、崔振环、蓝永胜和我保持的距离，以便提醒他们做好刺杀的准备，便扭过脸去对李兆麟说：“天这么冷，你不把帽耳朵放下来，也应当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说着就去给他立大衣领子。

李兆麟的两手插在大衣兜里，用胳膊肘把我挡开。风趣地说：“不，我在战场上就不愿放下帽耳朵，可以老远听见敌人进攻的脚步声。”

我趁他不注意，在马车拐弯时，已看清了贾沛云和崔振环，都穿着黑色衣服，戴着黑色帽子，用大衣领子遮着脸，离我只有二十余米。他们两个人手里也都拿着一支香烟，这是作为已经准备好的回答信号。蓝永胜拉着人力车，在他们后面跑着。

李兆麟在我住的这栋显得破旧的小楼前下了车，向四周看了看，跟着我走进陈设简单的小客厅。我叫他看看屋子，当佣人的教徒王淑云给烧水泡茶。这时，跟在后面的崔振环换装后，进了屋，把一壶现成的开水拎进来，躲到厨房里的贾沛云抽出匕首，闪在门旁向里窥视、偷听。

我看时机已到，把夹在手指上的香烟扔掉，重新抽出一支。我发出这个信号之后，借倒水之机绕到李兆麟身旁的崔振环，立即把手伸进衣袋里，紧紧握住匕首的把柄。贾沛云握着匕首，瞪圆眼睛，准备向李兆麟猛扑过去。

突然，从通往二楼楼梯上疾速飞落一个人影，用两脚把我踏倒在地，举起拳头猛打。

这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计划。崔振环扑过去，被那人飞起一脚踢飞，那人几个迅猛熟练的拳脚动作，再一次把崔振环和我打到。

李兆麟冲那人大喊：“住手，有话好好说！”

那人说：“我是找刘沿航报仇的，与你不相干！”

我听出来了，是那个一直想要杀死我的苦莲。

我对李兆麟喊：“她就是那个苦莲，快救救我！”之前我给李兆麟说过苦莲。

就在这时，等在门外的贾沛云冲了进来，拿起一根粗大的顶门杠，转到苦莲身后，给了苦莲一下子，苦莲一看人多，立刻穿窗而出。

我被打得不轻，疼痛难耐。最后，我和李兆麟、崔振环挤在一个车上，回到中苏友好协会机关。

第一次刺杀李兆麟失败了！

第二次暗杀李兆麟是想借“观音菩萨赴篮”的拜佛会，请李兆麟指导，找机会杀死他。

所谓的“赴篮”，就是在一个大笸箩里装满小米，把一尊木雕观音像用木板托起来，悬在空中，将一根细长的桃木杆的下端插在米里，上端搭在观音像的手上。大笸箩的四周点满蜡烛，摆一圈点燃的一把把香火。由我这个“圣母”叩拜、诵经、祈祷，向观音菩萨问天时、问祸福。那根桃木杆就动起来，或在米里画图，或写文字，对我的祈求作出回答。

实际上，这都是骗人的。我们一般都是在观音像背后隐藏一名小教徒，趁香火缭绕，人们低头叩拜不注意时，操纵桃木杆写字。

结果，李兆麟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四周看了看就走了，而且自始至终，他的手一直插在大衣兜里。

由于我们中统两次刺杀李兆麟的行动失败，军统方面的阎钟璋、孙格龄及其丈夫刘明臣也加紧了活动。孙格龄虽然打入了中苏友好协会，也想了各种办法，但都没能得手。

李兆麟也已经察觉到了敌人要暗算他，但是，党的工作需要他，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就在此时，侨居苏联15年的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红军军用飞机飞抵哈尔滨。当他得知李兆麟面临敌人的暗算时，建议李兆麟暂时离开哈尔滨，李兆麟拒绝了。

根据这么多次和李兆麟的接触，我决定利用李兆麟同情和关心穷人和烈士家属的这种特有的感情，利用还没有被他怀疑的孙格龄冒充烈士女儿的条件，给孙格龄假设一个家，再找一个假妈，创造一个不反常规、激起他对孙格龄的妈妈感情的机会，进行毒杀。

我还给他们设想了了几个具体办法。如：创造一个孙格龄和他同行的条件，突然假作忘了给卧病在床的妈妈送药，焦急万分地向他请假，或者对他吞吞吐吐地说：我妈妈几次要带病去看她，因行动不便，她都没有让她去。等等。只要李兆麟失去警惕，把他骗到家，先用毒，再用刀。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6年的“三八”妇女节。第二天，也就是3月9号下午，李兆麟开会，从市委到中苏友好协会的中途，小车发生了故障，司机下车进行修理，警卫员也只好帮助他，这时，哈尔滨日报社的车在这里路过，李兆麟搭车回了中苏友协。

他坐在桌子前面，想到一家报社向他约稿，就想利用这个时间把稿子赶出来。他铺好纸，提起笔，伸手去揭砚盒。忽然发现砚盒线面有一张纸条：

尊敬的李叔叔：

我母亲的病又有些加重。昨天“三·八”妇女节您没有去看她，使她上了一股火。我说您太忙，她也谅解了，说恢复健康后来看您。

我请个假，马上给她买点药送回去，再安慰安慰她老人家。

孙格龄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下午

李兆麟想起昨天在全市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主席台上，孙格龄在给他倒水时说了她的妈妈特别想见他的话。之后，李兆麟就去了“孙格龄家”，之后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刘沿航把自己如何走上中统特务的过程以及如何刺杀李兆麟将军的过程，一口气说完了。之后，她哭天抹泪地说：“我有罪，你们枪毙了我吧，我死有余辜。”

刘沿航的确死有余辜，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只判处她十年有期徒刑。1959年刑满释放后，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1983年，在她66岁时，因病去世。

她生前曾经说过：“我死了，什么要求也没有。我只要求给我穿上一套男人服装，把我的脸用黑布遮上，上面再盖一块白布。把我的两只手用黑布包上，然后再包一层白布！”

可能是她活着杀人太多，怕到了那边被仇人认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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