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一些名臣是谁（明末武汉籍的名臣）

明末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大明与后金萨尔浒大战，明朝辽东经略杨镐三路败师，丧师四万，惨败收场。首辅方从哲主张继续任用杨镐，但是“朝野方恶从哲”，未能实现。最后廷议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江夏（今湖北武汉江夏区）人熊廷弼生于隆庆三年（1569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熊廷弼登第后，授保定府推官，“在郡六年，荐三十以上，皆为首郯，为天下理官第一”，后被擢为监察御史。万历后期政坛，朝中浙党﹑齐党﹑楚党鼎峙，既入朝，熊廷弼就不可避免卷入党争，因为楚人，故入“楚党”。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间(1608-1611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期满，奉命改差南直隶督学。后因与巡按御史荆养智抵牾，故去职回乡。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明廷重新起用熟悉辽东边事的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关经略辽东。在熊廷弼赴任途中，后金军又占领了重镇铁岭、开原。当时辽东一片混乱，军队溃散，“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

萨尔浒之战

八月初三日，熊廷弼抵达辽阳，开始重新调整原先的辽东经营战略。在李成梁时代，明军对蒙古、女真部族的军事战略以“捣巢”为主，即是进攻其巢穴的意思。明廷对“捣巢”的鼓励，导致了边将“往往务以捣巢见奇”，谎报战功，甚至杀良冒功，“朝廷之上，宣捷布恩，焉知边民之苦屠戮耶焉？”捣巢实际上是将领及军队获得战功的手段，却不一定是能驱逐敌人、使边境宁谧的行动，反倒会使边民和边防蒙受重大损失。

熊廷弼到任之后，先是以雷霆手段整顿了军队，稳定了局势。他斩杀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诛杀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之，奖赏有功将领贺士贤等。另外，还设坛祭祀抚顺、清原、开原、铁岭死难烈士；惩治克扣粮饷自肥的边吏。从而使号令严肃，部伍整齐，将士无不听命。顿时，“居民哀感，官军恐栗。”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熊廷弼在辽东军事部署上与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孙承宗和袁崇焕都主张“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孙承宗认为：“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之中。以兵以屯，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袁崇焕也提出，“南兵脆弱，西兵善逃，莫若用辽人守辽土。”

熊廷弼

事实上，“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是萨尔浒大败之后就成为明廷热议话题。但是，熊廷弼对这一主张却持反对态度。熊廷弼力主从各镇调援兵和将领，以支撑辽东。相较于内地，辽东的民治系统非常不发达，文教更是落后，熊廷弼认为辽东地区缺乏足以支撑军政运转的官僚资源，故而对辽东本地官员印象极差：

辽东无郡邑，有司事事倚办于将领及卫所官员。此辈有何智谋，有何忧虑，有何为国报效之心，有何维桑自固之计？在愚蠢者，既一筹莫施；而狡黠者，又百计推卸。但享见福，惶恤其后。以此责之召募而不召募，责之操练而不操练，责之备御而不备御。

基于萨尔浒及之前军事行动业绩的判断，熊廷弼对辽东本地将领的印象更是糟糕。他认为，“辽将素怯战，畏臣法度严明，虑无不人人愤私相语，宁死虏，不死臣法”。

熊廷弼对辽东军政文武上下的整体判断是：

盖辽东向来文骄恣而武贪懦，下懒傲而上纵徇！

正因为如此，熊廷弼对于辽东军政系统的整顿是以别镇资源植入，以别镇军事力量输入辽东这种办法为主。这一做法埋下了熊廷弼与辽东军政文武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隐患其实颇多。

明与后金形势

对于辽东宏观经营战略，熊廷弼的整体思路是改变以往的冒进政策，转向一种稳健的保守主义策略：

臣惟筹边之策，虽无出战款两端，而总之以守为本，以暇为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战而固款也。以守为战，是为真战，见利而战，不利则不战，先为不可胜而后战者也。非如捣巢犯不测以保难胜、割伪级以夸首功。

熊廷弼的战略，归纳起来就是“以守为本，乘暇以修守”，“修守”则包括修筑边墙与修复屯田等，一反张居正时代的“以战为守”策略。以守为本，就是不主动求战，以免开启边衅。但是，熊廷弼并不是一味保守，而是要积极防御，“乘暇以修守”，是要“先为不可胜而后战”，所以要积极整顿边镇内部，最终达到“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使军民不至杀掠，可使供亿不至乏绝，可使人马不至损伤，可使地方无内溃之变······先为不可胜而后战，战可常胜，虽报怨，吾不以为惧也。操其权于我而后款，款可常固，虽败盟，吾不以为意也”。

在这个思路下，熊廷弼在辽东开始了一系列的稳扎稳打的经营。

首先，招抚流民，使“去者归，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乐也，商贾逃难回籍者，今且捆载麋至，塞巷填衢，不减五都之市也。”辽东地区久经战乱，人口大量流失，这是明朝在辽东地区陷入败局的重要原因。人口得以恢复，军政体系才有可能获得各种资源。在熊廷弼的招抚政策下，辽东人口回流和经济恢复成效明显，“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

明末辽东局势

当然，辽东始终是战略要地，军事防务肯定是第一位的。熊廷弼的保守主义是积极防御，故而肯定要加强防守部署。熊廷弼督促军士造战车，治火器，修筑城池，充实军备，计划构筑辽河防线，集中十八万兵力分布瑷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河等要地，采取“坚守渐逼”政策和持久防御方针。

熊廷弼的防守是以守为攻，或者说是步步为营，打造坚不可摧边镇要塞。在他的防御体系中，辽阳和沈阳两城非常重要，因为他洞悉后金意图是“专心并力，以图我辽沈”。除了加强两城防御力量，还调总兵官李怀信率军戍守辽阳门户首山要塞，不时派小股部队更番迭出，袭击后金军队。

在火器装备上，熊廷弼打造了定边大炮三千数百尊，百子炮数千尊，三眼枪等七千余条，盔甲等四万五千余付，枪刀、锐叉，二万四千余件，火箭四十二万余支，火罐等十余万个。双轮战车五千余辆。应该说，这样的战略部署和军事配置是很切中问题的。经过熊廷弼的努力，“辽卫转危而致安”，稳定了局势。

正当辽东局势出现好转之际，熊廷弼却因朝廷党争而陷入麻烦之中。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当时万历皇帝方崩，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金趁机进攻蒲河，明军散亡七百多人。此时，吏科给事中姚宗文正奉首辅方从哲之命，巡视辽东边务。这番巡视在朝廷党争的背景下，变得非常诡异，姚宗文给朝廷的奏疏中，几乎全是对熊廷弼的指责：

臣往日出关，阅其兵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附戢。至工作之无时而已，邢威之有时窃发，群策之不足以图大功，恃独贤之不足以成大事，故阅视之役，不行荐举，诚不敢上欺君父也。

万历皇帝

姚宗文的奏劾又得到了辽东本地官员刘国缙的支持，因为此前刘国缙在辽东南部招募万余人，熊廷弼称这些人“素未见战，照银差金派，诱胁使来”。结果等到开原、铁岭失陷后，几乎全部溃逃。这一现象加深了熊廷弼对辽兵畏懦怯战的判断，“今辽兵本畏贼，而破竹之后，风鹤自惊”。

更有甚者，熊廷弼还认为，“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

姚宗文的奏疏抵达北京之后，又引发了朝廷台谏官员的舆论风暴，熊廷弼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河南道御史顾慥 、广东道御史冯三元、兵科左给事中杨涟、科臣魏应嘉、张修德等人纷纷上疏，弹劾熊廷弼，而这些人并无一人有真正的辽东军政经验。

朝廷台谏官员对熊廷弼的指责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主张在辽东与后金速战速决，并不理解和赞同熊廷弼稳扎稳打、“渐行渐逼”的以守为攻战略，“速胜论”主导了当时明廷的舆论场。一直被目为清流的东林党人兵科左给事中杨涟指责辽东经略熊廷弼：

边警日闻，人言屡至，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虏，即当缴还尚方，席真侍罪，不宜效近日顽钝行径。

熊廷弼从别省他镇调兵转饷支撑辽东的做法又引发了很多地方官员的不满，资源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当时的山东巡抚王在晋则从山东的角度指出目前的困难：“东省距北直一尘，进之则为北直应募之兵，退之则为山东思逞之盗······故举朝忧辽左之饥卒，而臣则先忧东省之饥民也。”

努尔哈赤

不久之后，在位仅一月的明光宗暴毙，幼帝天启帝嗣位。身陷各方责难的熊廷弼，最终被迫去职，成为朝廷党争和“速战速决”幻想的牺牲品，而辽东局势则日坏一日。在天启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熊廷弼苦心经营的两大重镇沈阳和辽阳相继失陷，毫无将略的继任辽东经略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