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及其特点（陕北民歌缘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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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安潮

陕北民歌是产生于陕北地区的地域性民间歌种，但它却有着国内外的广泛社会影响力，有人甚至将其誉为“世界三大民歌”之一。作为农耕时代的文化形式，民歌在现代社会境遇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冷落，大多衰微甚至消失在当地人的视野中。但陕北民歌却是“逆生长”，在不同时期文化生活中都能持续受宠，从远古到近代，从新中国伊始的建设氛围到当代的娱乐文化。从过去走来的陕北民歌缘何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保持艺术活力，我觉得是其内在的艺术与外在的社会文化需求达成了共识所致。

陕北民歌的广泛社会文化基础，尤其是其比兴艺术手法的情趣与感情表达，在延安时期被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并为革命文艺所用，吕骥、安波、刘炽等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调研，电影《黄土地》中就曾对这段陕北民歌发掘史予以再现。搜集整理、传唱改编民歌成为延安文艺的一时之尚，民歌研究会等机构的设立也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乃至座谈会之后的文艺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于是，延安文艺中的陕北民歌名曲、名家载入史册，如《东方红》《蓝花花》《走西口》《三十里铺》《南泥湾》，以及李有源、王昆、马子清等。

朗朗上口、亲切自然、易学易唱的音乐特质，是陕北民歌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内的文艺发展源动力，除了大量的乐谱被挖掘、刊行外，音乐家刘烽、关鹤岩等再次深入陕北民间采风，创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屠冶九还将后者改编为管弦乐曲。“陕北民歌五首”在1971年经杨巧等歌唱家演绎后，经由中国人民广播电台而风靡全国，不仅《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都辟出专栏而对歌曲予以刊载，还在人民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等大量出版社以图书单行本而发行，当时可谓独占鳌头，出尽风头。

温暖亲和而又不失时尚品味的艺术新美，是改革开放后陕北民歌再次鲜亮的源动力。以新的演唱方法及艺术形式推出的专辑《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经付林、王锡仁、卞小贞等音乐家的新发展，以温暖怀旧的情怀、馥郁唯美的旋律、深情饱满的情感而走近大众。而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风新发展的《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西北风”作品，是范琳琳、杭天琪、胡月等抗衡港台音乐重要的内在风骨，大众时尚而不失地方风味，是陕北民歌“流行化”后融会的新艺术品格。

高亢激越、自由奔放、个性洒脱的炫技之美，是近年来的陕北民歌吸引大众审美的源动力所在。不管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圪梁梁》等淳厚民风的经典，还是《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想你哩》等时尚融会的新编，都以其演唱中的高腔技艺之美而为人喜爱，很多草根歌手不仅火了，甚至成了大众追捧的“网红”。当陕北民歌遇上新潮，它的深厚艺术蕴藏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动力。

“朝从滩上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岑参《渔父》)从生活中源生的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表达心声的载体。它们在不同时代显现出的鲜活艺术活力，是因其深厚的源生文化及不同时代人民和艺术家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这才使经典为之发扬，传统得以活态，新时代有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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