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排行榜（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摘选）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摘选

01 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A城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它出现了，不，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共乐区。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

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

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

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剁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

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 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事后诸葛亮”。

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上部第三章，第22页）

02 胡同人家的屋顶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那一天，他站在胡同口的高处，转身望着曲里拐弯的小道，良久没有离去。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民间真的好凄苦！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冬日里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当空，胡同人家的屋顶（如果那也算是屋顶的话）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上部第七章，第96页）

03 “我也是的，你也要放心。”

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当上了师部教育处干事的周秉义，对于妹妹周蓉的所作所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

当时，他读妹妹那一封长信时倒是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妹妹的信让他确信，她绝不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决定的，也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更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刺激好玩，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是全家最明白我的人啊！你知道的，我是你有信仰的妹妹呀！没有信仰我就会像一只被扯掉了头的蜻蜓，可是……我也只有信仰爱情了！除了爱情……”妹妹信中这一段话，周秉义当时没太看明白，也不能说完全不明白，意思一看就明白，只不过他自己无法断定省略号省略了些什么字。

周秉义见到郝冬梅，将妹妹的长信给她看了。冬梅在周蓉的信上，确切地说是在“可是”后边执笔加上了“现在”两个字；又在“除了爱情”后边，加上了“还叫我相信什么”一句话。如此一来，就能念通顺了。

周秉义划根火柴将妹妹的信烧成了灰烬。他说：“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

冬梅说：“对得起对不起，谁都无法替她打包票，但是再真诚的爱情，那也得以起码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是不是？”

周秉义沉默片刻，说：“以后我每月给她寄去十元钱。我才三十二元工资，也只能给她寄十元。”

他轻叹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他和处长同一间办公室，处长是现役，回湖北探家去了。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二层，正值深秋，远山上霜后的红叶红似火。

冬梅也将目光望向了窗外，沉思着说：“她是你妹妹，便是我的妹妹。以后我也要每月给她寄五元钱，不许你反对。如果两个人的爱情正经受严峻考验，亲人们是有义务呵护它的。即使真爱，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坚韧，恰恰相反，往往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比雌雄鸟兽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还脆弱。人会对爱情附丽太多的想象，寄托太多的希望，越是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的爱情，越容易导致后来感到很大的失望。”

周秉义专注地听完冬梅的一番话，站了起来，也将她从椅子上轻轻拉了起来。他看着她的眼睛问：“你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吗？”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冬梅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现出心心相印的浅笑，情不自禁地偎在他怀里，手臂轻柔地搂住了他的腰，耳鬓厮磨脸贴着脸了。

周秉义低声说：“爱情不可能不附丽着想象与希望，但我对我们的爱情的想象和希望控制在极其现实的范围内，你放心，我是不会对我们的爱情失望的。”

冬梅说：“我也是的，你也要放心。”

——（上部第十章，第179页）

04 他连一颗黄豆也不如。

周秉昆不再听母亲絮叨，又去翻书箱。书箱内的大部分书他都已读过了，还往小本上抄了不少自己喜欢的文字。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他渴望成为有激情的人，却不能在现实中发现什么值得自己投入激情的事。

自从成了小名人以后，他经常提醒自己随身带着快板——因为商店里的人们总是要求他来一段快板，如果他让对方高兴了，起码可以多进几箱他们二厂的而不是一厂的酱油。

为了那几箱酱油的业绩，他说快板时状态饱满，但只要独自安静下来，服了兴奋剂似的那种状态就会一扫而光，内心里随之产生的又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空虚。

以往的日子，读书是他暂时摆脱空虚的良方，但是现在他决定与雨果们分开一个时期了。哥哥姐姐居然还留下了一册不少的初中到高中各门课本——那正是他要找的。

老太太曲秀珍点燃了他心中的一盏灯，那盏灯的名字叫大学。他不知道，除了上大学，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算得上是一种改变人生的正派方式——可以使自己对人生不是经常地感到沮丧，而是比较满意。

一九七三年，大学毕竟仍是一个与知识和思想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地方。他读了一些书籍之后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终生都缺少知识和思想，那么，他连一颗黄豆也不如。成吨的黄豆还能榨出豆油或酿成酱油，成群的没有知识和思想的人，除了体力和技能，就再也榨不出别的东西了。而被榨尽了体力和技能的人，注定是一个可悲的人。

——（上部第十三章，第282页）

05 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

一九七四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

在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环境挤压之下，年龄大点儿的沾上了烟酒，年龄小点儿的为了获得一份人生的安全感本能地依附于年龄大的。而不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

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把爹拼死了也不可能为他们拼出一条通向美好人生的坦途，所以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

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都不失明智。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

他们是庸常之辈，但又确实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好青年。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他们最大的明智在于，都深知一旦成了坏小子那也就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学做后一种好人对于他们反而比较可行，因为简单多了。

为了他们的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们倒是不太有他们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困惑、迷惘，因为她们都想赶快终结女青年这一尴尬称谓，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赶快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

这几乎是民间价值体系固守的最后阵地。她们可以遁入民间价值观的掩体里，去全心全意经营小小的安乐窝，那才是她们的喜乐之事。

是的，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聚集在周家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乐区的儿女，少数是由于父母惹上了政治麻烦而成了他们小老弟的青年，如唐向阳和常进步，确乎都是些好青年并且个个愿意继续做好人。

那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们真正的节日——他们每年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上部第十五章，第355页）

06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周秉昆回到家，找出存折交给郑娟，对她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回不来。她问：“真会有那么一天？”

他说：“我不确定，但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儿。”

她点头。

他就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写。他将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及住址都写在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地址，但没写吕川、邵敬文和白笑川的联系方式。依他想来，如果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了，吕川他们三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秉昆起身交给郑娟那页纸时又说：“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他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她有过温柔举动了，感觉她的身子在自己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她也真是他挚爱的妻子。这时，他才忽然理解了邵敬文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什么事。

——（上部第十九章，第468页）

07 “我只不过希望与您联系……”

在从马赛前往里昂的列车上，她碰巧与一位老先生并坐在一起。对方见她在读乔治·桑的小说集，忍不住问了一句：“您为什么读这样的书？”

那是她从旧书摊上以极少的钱买的。

她微笑着说：“有趣。”

于是，两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乔治·桑从没写过多么有趣的小说，她过时了！许多法国青年已经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了。”

“对于我，她并没有过时，我也不是法国青年。”

“但是，她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吸引您呢？”

“我觉得，她如同法国的一副假面具。法国以及法国文学，在古典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派潮流的影响之间至今无所适从，这种矛盾心理最早反映在乔治·桑身上和她的小说中。她想做贵族客厅里的沙龙女王，又想做现代派的弄潮儿。她确定不了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便以奇装异服和荒唐行径来减压，捎带戏弄一下关注她的人。如今的世界也处于继承传统和迎合现代的矛盾之中，只不过世人已经麻木，不像乔治·桑那么敏感罢了。”

“您是哪国人？”

“中国人。”

“您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我怎么不可以是中国人呢？”

“您肯定有一部分欧洲血统！我们法国的？或者英国的？德国的？丹麦的，希腊的？我想我猜对了，您的侧面具有一种希腊女性特有的美感……”

对方是位斯文的老先生，但强烈的好奇心使他的表现有些唐突。二〇〇一年，不论公费还是自费到法国的中国大陆人尚十分有限，能在马赛或里昂见到的则更少，这使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抵是衣着刻板、反应迟钝、表情迷惘、唯唯诺诺，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早期电视新闻画面和外国电影。中国女人则要么贫穷愚钝可怜兮兮，要么是珠光宝气俗不可耐。

法国老先生从没遇到过像周蓉那样气质不凡又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女性，他接着追问道：“也许我理解错了——您来自台湾吧？”

“不，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大陆人。我是大陆工人的女儿，一位农民的孙女。”周蓉有些不悦，感觉遇到了挑衅。

这时，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老先生又腼腆地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事什么……”

“对不起，我该下车了。”周蓉以为又碰上了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干脆起身往车门走。

“请等一下……”对方追到了车门口，送给她一张自己的名片。

“我只不过希望与您联系……”

她已下车，车轮滚动了。

她低头一看名片，方知对方是一所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她曾想主动联系他，心存几分也许会通过他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的闪念，但那念头随即很快打消。女儿就要毕业，她对中国的思念强烈无比，归心似箭。

后来，那位法国文学教授的名片被她弄丢了。

每次面对镜子，她都会对镜中的自己感到无法言表的陌生——不仅因为曾经的一头乌发日渐银丝缕缕，眼角日渐细密的鱼尾纹，还因为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女性，恰恰是在近似于流亡国外的十二年里，她觉得自己与中国已经骨肉难离。过去在国内，她当然也明白此点，但从未像在法国十二年里这么感受强烈。

——（下部第四章，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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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申西

审发：百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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