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为什么有一个牛头的标志（边疆时空何海狮）

何海狮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人。长期从事瑶族社会结构、西南社会经济与文化、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等领域的人类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摘 要：早年金秀瑶山之行，是费孝通先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也是费孝通先生思考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相关民族走廊理论的基础之一。不过，瑶族复杂来源与族群认同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以致留下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与传统从人口迁徙角度探讨族群来源与认同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空间视角重新认识瑶族共同体形成的问题。一方面，多元来源的人群，在华南经济社会开发过程中，经由三种类型的多元“瑶化”历程，获得“瑶族”身份。另一方面，这些瑶族在空间上被压缩至南岭而出现“南岭化”，在南岭化过程中，瑶族“一体化”认同得以形成。由是，恰如中华民族形成一般，经过一个复杂且丰富的“多元一体”的漫长历史过程，瑶族获得族群共同体认同。

关键词：多元一体；瑶族；南岭走廊；瑶化；南岭化

一、引言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之旅始自广西金秀大瑶山的瑶族调查。1935年，费孝通即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改革开放后，又先后于1978年、1981年、1982年和1988年四次回访金秀大瑶山，并留下了大量关于金秀瑶山各瑶族支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成果，并进而思考南岭山区各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不过，南岭瑶族依然留给费孝通先生很多困惑。困惑之一就是本文标题所指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他在《瑶山调查五十年》中，明确且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困惑。

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族就把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由几个集团形成的叫做瑶族的统一体。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但我们也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的集团组成，而且还讲着分属三个语支的五种语言。

于是这里便产生了诸多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费孝通先生连续追问的核心就是，这些语言（金秀大瑶山的瑶族就“分属三个语支的五种语言”）、风俗习惯（服饰、节日、文化传统等）、生计方式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的群体为什么构成一个统一的瑶族共同体。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瑶族共同体形成问题并不局限于金秀大瑶山，在南岭山区范畴下，此问题同样适用。就瑶族形成问题而言，大瑶山就是南岭山区的“微缩版”，二者可相互印证。

南岭山区是一个广泛使用但是又存在颇多争议与含混之处的词汇。地理上，南岭指的是湘南、桂北赣南及粤北交界的山区，是珠江和长江分水岭所在区域。但是，南岭是山区，不是山脉，这就是说，这个地区山林破碎，山谷林立，无“主脉”可言。南岭内有许多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山脉，山脉与山脉之间，自然形成一些通道。秦征岭南时，就借助这些通道南下。秦在这些通道位置设置军事要塞，其中五个要塞最为有名，要塞所在分别为“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

因此，“五岭”也常与“南岭”通用。不过，不管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南岭”，还是一般民众历史知识体系中的“五岭”，都难以被民族学人类学所接受。如金秀，依照地理学家的狭义定义，应被排除在南岭区域。因此，笔者相对倾向于麻国庆的定义，即在依照人群互动网络，在社会及文化意义上，给南岭界定空间范围，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及东南亚山区。

实际上，将瑶族研究放置在南岭山区进行理解与分析，也是费孝通先生的题中之意。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为该理论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费孝通对中国所进行的“六大区域”与“三大走廊”的区域划分。他特别强调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意义，他提及研究民族走廊的价值，在于“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走廊”，在历史上就持续起着沟通南北、连接西东的作用，人与物借助南岭走廊的路网与水网，实现碰撞、互动与交流。从史料记载来看，活跃于南岭的人群中，瑶族显得格外突出。瑶族遍布南岭，俗称“无山不有瑶”，瑶族无疑是南岭走廊这一巨大社会文化区域网络中的核心主体之一。但是，对其历史脉络，学界尚存争议。而费孝通所提出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则至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实际上，厘清南岭中瑶族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脉络，并进而思考瑶族共同体的形成，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认识瑶族，更在于由此出发，形成对南岭民族走廊的深入理解与认知。这也是费孝通为何纠结于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本文开头的引文中，费孝通先生为瑶族共同体形成给出了一个粗浅的解释，即“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不过，费孝通先生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并呼吁后学继续研究与拓展。本文希望舍弃传统瑶族研究惯用的族群人口迁移视角，转而关注瑶族生活的舞台，即南岭区域空间本身。笔者认为，南岭空间是瑶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区域空间视角出发，可勾勒出瑶族来源及瑶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类似的，瑶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可以视为“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为细致呈现这一过程，本文分别从“多元”和“一体”两个角度加以论述。“多元”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是瑶族来源的多元，这方面传统瑶族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不过，本文指出，除人口迁徙之外，尚有大量瑶族由南岭及岭南土著转化而来。其二是瑶族起源的多元，即多元的获得“瑶族”身份的途径（笔者称之为“瑶化”），这恰是瑶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基础。这也是笔者所重点强调并主要论述的“多元”。

接下来，笔者立足区域空间视角，从南岭区域特质、南岭中人群区辨以及南岭历史记忆等三个角度，细致呈现瑶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由此，本文尝试对费孝通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提出可能解答。

二、“多元”：三种“瑶化”类型

在“瑶族共同体形成”的理论脉络下，其族群的多元来源并不构成共同体论述的支撑基础，甚至反而有碍支撑。讨论族群共同体形成的逻辑起点应该来自族群的第一个“共同”。对于瑶族而言，“瑶族”身份，是其共同体形成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需要转变讨论路径，即从关注瑶族“来源”的讨论，转向关注瑶族“起源”——他们是如何获取“瑶族”身份的（所谓“瑶族”）——的讨论。

笔者首先对瑶族“来源”和“起源”加以区分。对瑶族“来源”的讨论是传统瑶族史研究范畴，他们以“迁徙说”为理论利剑，梳理出瑶族的不同来源地和迁徙路线图。已渐成常识的是，传统瑶族研究对瑶族来源形成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源自“山越”（江浙一带）；二是源自“长沙武陵蛮”（湖南湘、资、沅江及洞庭湖一带）；三是源自“五溪蛮”（湖南贵州之间）；四是以上多种兼具。这类分析有其价值，不过依然存在两个值得后辈学者推进的盲点。

其一，很多论著往往只见外部迁来者，而不见内部转化者，亦即，讨论从何处迁来的居多，讨论土著转化的很少。而本节将讨论到，土著成为“瑶”的并不在少数。其二，这些研究重点讨论瑶族“来源”，却往往（有意或无意）忽略瑶族“起源”——他们是怎么变成“瑶”的。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这些“山越”“武陵蛮”和“五溪蛮”，迁徙到了南岭，不再是原来的身份，而是“瑶”。而对这一瑶族“起源”问题加以讨论，恰是笔者的研究企图。

实际上，不管其人群来源如何，是从外部迁来，还是原本就在此地生活的岭南土著，均面临“瑶化”的问题。笔者区分出三种类型的瑶化，即：一是政治与军事需求下的瑶化；二是逃避政治需求下的瑶化；三是人群识别需要下的瑶化。这些瑶族“多元起源”的讨论，构成瑶族共同体形成的起点。

（一）政治与军事需求下的瑶化

李默在对粤北乳源瑶族相关调查资料的梳理中发现，乳源瑶族来源中，除了传统族群迁徙说法外，还有另外几种特殊来源。其中，他提到，存在岭南土著“俚僚”的“瑶化”的情况。由此，揭示出瑶族与岭南百越的土著“俚僚”关系密切。李默进一步梳理史料发现，宋代曾下令在岭南招土人营田，“俚僚营田而为瑶”；元代则营田屯戍之蛮僚是为瑶人；明代有瑶兵制，岭南俚僚之裔又化为瑶；因此嘉庆《广西通志》谓：“瑶者，徭也。粤右土著，先时就抚，籍其户口，以充徭役，故曰瑶。”这就难怪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云：“僚即蛮之别种，其在岭南，则隋唐为患，然是时不言瑶，宋以后不言僚，意其分合无定，随代而异。”显然，土著“俚僚”的瑶化是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复杂政治过程。刘志伟认为，“俚僚”的瑶化，实际是俚僚被拉入王朝统治的国家体系的一个过程。

不过，这些瑶化之群体是否都是土著俚僚呢？虽然李默给出了较为肯定的回答。笔者则认为，“瑶”的主体固然是俚僚，但是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些所谓“瑶”中，没有早期从外处迁来的“山越”“五溪蛮”或“武陵蛮”。

值得注意的是，因政治与军事需要，而形成的“瑶”的群体，应该是现今瑶族群体的最早起源，也是其称谓的来源。虽然，后来，“瑶”后面的政治与军事背景逐渐被淡化乃至淹没，但是，瑶族地区出现的为数不少的《过山榜》、《盘皇券牒》之类宣称其群体享有经政府批准与认可的政治特权的瑶族文书，似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瑶族曾经的政治与军事权利。

（二）逃避政治需求下的瑶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汉人瑶化的情况。刘志伟认为其中多为“逃户”，即试图脱离州县编户的人群。如元·刘鹗《惟实集·广东宣慰司同知德政碑》谓：

广东一道，为海上雄潘，南距海，北抵庾岭，东接闽，西连雷化，地方数千里，户口数万人，瑶僚半之。近年以来，民化瑶僚者又半。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谓：

罗旁傜……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傜。

曲江傜，惟盘姓八十余户为真傜，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傜。

需要指出的是，其时，汉与瑶，分野并非特别明显，其相互转化也并非难事。汉人为避徭役等所逃之地，无非是深山老林等朝廷势力较难企及之地。只是，恰巧这里生活着瑶人。于是，在交往过程中，相对弱势的汉人相对自然地“习与性成，遂为真傜”。但是，随着在南岭的汉人日增，逐渐形成“客家”群体及客家族群意识时，汉变瑶的现象就日益稀少了。

（三）人群识别需求下的瑶化

随着岭南开发日盛，大批汉人南下，朝廷逐渐加强对该区域的管控，招募土著成为营田戍边的“瑶”的军事行为逐渐不合时宜且无必要。此后，“瑶”摇身一变，转变为一种群体身份，用于指代编户之外的化外之民。换言之，“瑶”首先是作为政治推动下的一种特殊政治身份，是国家体制之一部分，而此后，“瑶”又用来指代化外之民，实际上是被推出了国家体制之外。

胡烈箭的关于广西瑶族人口历史变迁的博士论文生动地呈现了在南岭及岭南开发中，政经环境如何影响“瑶”人口的变化。明朝，桂东得到较多开发，整个广西的“瑶”绝大部分出现在桂东，其中尤以桂林府比例最多（70万，占比47.95%）。这是因为，桂东较早受到朝廷管控与开发过程中，亟需对人口进行区辨，化外之民需要清楚标记，“瑶”人口大量涌现。颇为有意思的是，胡烈箭发现，到了清代中期，桂东瑶人人口逐渐减少，桂西则开始大量涌现瑶人。

“自明代万历年问起，桂西各地开始陆续出现瑶入，及至嘉庆年间，广西瑶人的西部边界己逐渐靠近西边的省界，局部地区已于省界重合。”那么，这是不是桂东瑶人迁徙到了桂西呢？作者明确否认了这种说法，并认为桂西突然涌现大量瑶人，是因为政府对桂西管控与开发日益加强，由此出现细致人口区辨所致。而在桂东，大量被“识别”的广西瑶人开始加入里甲制，成为政府编民，由此实现“瑶”向“民”的转变，瑶的人口也便随着缩减。如民国《怀集县志》提及清中期瑶人情况，云“（怀集瑶人）近（清中期）为华人所诱，其俗渐变”。

类似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广东，从方志记载来看，广东瑶族人口也出现了无-突增-锐减的三级跳现象。其突增显然并非迁徙而是被“识别”的结果，而其锐减乃至消失，则兼有迁徙、灭亡（如朝廷征剿）以及汉化等几种情况之综合的结果。

传统迁徙说之下的人群“山越”“五溪蛮”及“武陵蛮”等，大多是在该类型的瑶化过程中变成“瑶”的。换言之，虽然“瑶”最早可能起源于政治需求，但是其主体却是在岭南开发与管理过程中人群识别需要而被“识别”为“瑶”的。

三、“一体”：“南岭化”的瑶族共同体

如果说，瑶族共同体形成的第一个亚过程“瑶化”的本质是实现瑶族身份的确认，那么相伴随的第二个亚过程“南岭化”，则是实现瑶族身份的认同。笔者之所以将瑶族一体化的认同称之为“南岭化”，是因为正是南岭成就了瑶族的一体化历程。

前文已述，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的瑶族常伴随着无—激增—消失的奇怪人口变迁曲线。笔者也解释，所谓“消失”，一部分是由于被汉族同化，一部分是被消灭，一部分则是迁徙。而迁徙之地，往往就是朝廷政府尚无力触及的山地区域。胡烈箭借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越往后期，瑶族人口越集中于山区，他将之称为“山地化”。由此，在清后期，瑶人也逐渐被定性为“山地民族”。细观之，所谓“山地化”，其区域也大抵即是“南岭”。因此，笔者将之称为“南岭化”。

对于瑶族而言，“南岭化”，并不仅仅是指瑶族在空间上的集聚，也是瑶族一体化的过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过程是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南岭特殊地理空间格局、南岭人与物的持续互动以及时间与记忆在南岭的积淀等诸多因素，合力推进瑶族一体化进程。

（一）作为区域整体的“南岭走廊”

南岭山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间无统一走向的山脉，多是支离破碎的山岭，岭间大小盆地错落。山岭也并非高耸不可攀，山产丰富，亦适合居住。同样，大小盆地，亦适合开垦为水田。表面看，南岭为天堑，实则道路并非不发达。对于山岭，大小山道，犹如遍布南岭的血管，连通人群。对于盆地，由于南岭地形破碎，无高耸横亘的天然屏障，亦适合筑路。尤为甚者，南岭中分布着大小河道，水路成为南岭之中重要交通方式之一。总起而言，生态地理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人群提供了居住与生计来源，而山路、便道及水路，又将南岭联结为一个整体，甚至将南岭与周边区域进一步勾连起来。

由是观之，处于北边中原陆地文明及南边岭南海洋文明之间的南岭山区，从一种双重边缘之地位，转变为一个区域之整体。一方面，这个区域自成一个整体，具有一定封闭性与一体性，构成自身特色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区域也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这也就是刘志伟所强调的，对于南岭山地人群而言，需要将之置于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的南岭空间格局中加以理解。

随着岭南开发日盛，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至南岭的“瑶”，最终在南岭这个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山地空间中实现族群身份的瑶化，成为瑶族。与此同时，从各地不断进入南岭的人群，在南岭中不断融入瑶族，促使瑶族人群不断壮大。南岭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使其能够容纳不同来源的人群。而其封闭性与一体性，又促使这些人群共享瑶族身份，并在生态、生计、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紧密勾连，最终成为瑶族共同体。由此可以认为，南岭山区是瑶族的孕育之所，是瑶族的形塑空间。

（二）南岭中的区辨与认同

族群意识的产生与强化，离不开不同族群之间的族群区辨。区辨与认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唯有区辨，才能产生认同。对于南岭瑶族而言，其区辨也主要以南岭山区为限，其主要区辨对象就是同样遍布南岭的汉族（主要是客家人）和壮族等主体民族。与瑶族交往频密的主体人群，广东主要是客家人，广西则既有客家人，也有壮族等。多元族群的存在，使得双方明晰各自界限，构建族群主体认同意识。

对于瑶族而言，区辨是在共生中产生的。瑶族虽然深居山中，但是瑶族无法离开同样生活在南岭中的主体民族而独立生存。瑶族与汉族等主体民族在维系共生关系的同时，区辨也得以产生。双方一方面频繁互动，一方面又刻意保持界限，出现包括生计、社会交往、社会制度、语言、宗教、生态位置等诸方面的共生与差异并存的现象。

生计方面，共生与区辨相辅相成。瑶族常需要以杉、竹、桐油、茶、动物皮毛、蜂蜜等林产及其加工物品，与平地客家人或壮族人交换盐、米、铁器、布匹等日用品。若无法达成交换，瑶族生存将成为问题。这也就是为何朝廷需要剿灭瑶山时，采用的策略并非直接进山，而是禁止客家或壮族与瑶族之间日常贸易，所谓“禁盐米”。反过来说，双方在生计方面依存度越高，越表明双方生计方面的差异性大。

社会交往方面，同样既共生又区辨。如瑶族和汉族之间常有“认同年”关系。认同年是瑶族社会较流行的互认兄弟姐妹的拟制亲属关系，可有效拓展个体家庭的亲属网络。“同年”并不一定需要同年出生，若相互谈得来，年龄相差几岁亦可以。同年之间感情真挚，年节时的互访、经济困难时的扶持、日常劳动中的合作等均非常频繁。瑶人常说，关系好的同年往往比亲兄弟还亲。而与此同时，双方社会交往方面又有大量区辨与界限。比如，禁止瑶汉通婚，粤北乳源瑶族就用“黄牛不与水牛配”来形象说明耕山地的瑶族与耕水田的客家人之间不适合婚配。

除生计与社会交往之外，瑶汉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共生与区辨的社会与文化内容。笔者在粤北乳源瑶山长期田野调查就发现，瑶汉之间在亲属制度实践、宗教、社会组织等方面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模仿与区辨共存的现象。

当然，山地民族与平地民族之间的共生与依存并存的关系，并不止于南岭山区。利奇发现，在缅甸高地的山地民族，男子服饰与河谷居民相似，但是女子服饰却差别很大。前者体现出山地民族对河谷居民的共生与模仿，后者则体现山地民族与河谷区民保持的区辨。显然，南岭并非孤例，山地民族与平地民族维系族群认同的操作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值得一提的是，瑶汉之间的共存与区辨同样影响着客家人的形成。刘志伟在《南岭与客家》一文中，认为客家人的群体意识亦是在南岭中得以产生的。他进一步认为客家人的的区辨意识，则是在离开南岭与外界汉人接触之后才获得“主”“客”之区辨与意识的。不过，笔者认为，客家人的的群体区辨意识早在南岭山区就已开始。在南岭之中，客家之所以能够产生群体意识，不但是因为南岭山区兼具流动性与封闭性的特殊空间所致，而且还在于在南岭中瑶客之间持续的共生与区辨，使得客家群体意识不断产生并强化。换言之，在南岭中时，区辨发生在瑶客之间，其结果是客家作为群体的意识的产生；离开南岭时，区辨发生在与外界汉族的“主”“客”关系之间，其结果是“客”的意识的产生。

（三）“一体化”的情感强化

南岭空间之于瑶族共同体的意义，还在于南岭扮演着维系瑶族共同体认同的情感纽带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日后瑶族的故事歌谣及仪式展演之中，同时也在外迁瑶族的回国寻根热中得以生动呈现。瑶族以歌谣、传说、故事、仪式展演等多种创作、保存与传诵瑶族在南岭中的生计生活方式、辛苦迁徙历程、与政府的合作和博弈乃至血腥斗争的历史。通过世代传承，这副以南岭为空间背景的丰富多元的“历史地图”，转变为情感力量维系瑶族共同体认同。

除各类故事传承与仪式展演外，还有大量实践活动进一步呈现南岭空间的特殊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后，迁徙东南亚而后又部分辗转欧美的瑶族掀起的回国寻根热。他们寻根的地点往往就在南岭山区。笔者长期调查的粤北乳源瑶山就是世界各地瑶族寻根的重要地点之一，先后有美国、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瑶族前来寻根，乃至乳源政府试图打造“世界瑶乡”的名片。乳源是众多寻根地的代表，也是南岭之于瑶族的缩影。

南岭之所以构成瑶族共同体认同的情感纽带，是因为南岭对于这些迁徙瑶族而言，正是阿莱达·阿斯曼在《记忆空间》一书中所指的“代际之地”和“创伤之地”。前者表明南岭是瑶族“民族之根”落地发芽与繁茂之所，后者则以鲜血与创伤的形式，加深了南岭之于瑶族的深层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的首先是它们与家庭历史的固有和长期的联系”，这个地点被称为“代际之地”。瑶族人口繁衍、兴盛及记载（如《家先单》、《评皇券牒》等）都在南岭，南岭之于瑶族，就是“代际之地”。这“代际之地”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地点决定了人的生活以及经验的形式，同样人也用他们的传统和历史让这个地点浸渍上了防腐剂。”

此外，南岭还是瑶族的“创伤之地”。明清征剿瑶族的大小战争在各类史料中屡见不鲜，如著名的“大藤峡起义”等。练铭志在一篇讨论各地瑶族眷恋乳源故居地原因的文章中说乳源有一段“他们引以为豪的反抗朝廷的战争历史”。实际上，这种说法略显牵强附会，这段历史是流血的历史，乳源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引以为豪，而是残酷与创伤。“用鲜血书写的历史事件如迫害、侮辱、失败和死亡在神化的、民族的以及历史的记忆中都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它们是不能忘怀的，只要它们被一个群体转译成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回忆。”南岭之所以被记忆，不是引以为豪，而是悲痛、流血和创伤。

不管是“代际之地”还是“创伤之地”，南岭作为瑶族“记忆空间”，进一步在情感上起到强化瑶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与价值。

四、进一步的讨论及结论

本文借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框架，对瑶族认同问题加以剖析，并以此回应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瑶族共同体之问”。从多元视角出发，笔者关注的并非瑶族的复杂来源地，而是强调不同来源的瑶族来到南岭之后所经历的多元且复杂的“瑶化”历程。换言之，笔者并不关注瑶族“来自哪里”的来源问题，而关注“如何变成”瑶族的起源问题。而从一体视角，笔者则试图打破从人口迁徙出发探讨瑶族认同的旧路，立足瑶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南岭区域空间，从国家、社会、地域等角度，重新探讨瑶族一体化认同的问题。本文也由此认为，瑶族的一体化历程与瑶族的南岭化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不论是在山高路险的金秀大瑶山，还是更加宽广的南岭走廊，瑶族在国家进程有意或无意得推动下，从一个政治身份概念逐渐转化为族群身份概念。继而，其族群身份又继续在南岭走廊之间发酵，通过南岭持续且频繁的人与人及人与物的流动、会遇、碰撞、区隔、融合等，最终促成了瑶族的“孕育”。由“多元”的“瑶化”，再到实现以“南岭化”为特征的“一体化”，最终形成瑶族共同体。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是从南岭区域视角对瑶族共同体形成寻求一种可能的解释。其中复杂且具体的过程与细节，还有待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方可进一步呈现。毕竟，瑶族的族群认同是复杂过程，其中牵涉政治、经济、地域、情感和族群关系等多重维度。

【注】文章原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原标题为《南岭与“多元一体”的瑶族——从费孝通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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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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