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烈火英雄简述（国产消防电影的类型实现及创新）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19年第5期

从《湄公河行动》(2016)开始，经《红海行动》(2018)，到今年的《烈火英雄》和国庆档“献礼片”的《中国机长》，博纳影业似乎为国产电影找到了一套新的话语机制：首先，主要选取真实事件为改编蓝本，对已具有一定社会效应的话题进行开发；其次，在改编时将其充分类型化，并进行深度挖掘，如采用香港类型片导演、全明星阵容、专业化的制作班底、震撼的视听场面和高潮迭起、情绪点紧凑的剧情设计等；第三，将弘扬主旋律、树立正面价值观的电影导向与成熟的视听元素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更加综合、丰富和多元的电影样式，真正实现了以国际化、类型化的电影技法对中国故事的讲述，非常值得研究、总结和借鉴。

消防电影的类型确立及文本特征

从1903年埃德温·鲍特的《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到1916年卓别林的《救火员》，自电影艺术的滥觞时期开始，消防题材就从未离开电影创作者们的视野。在好莱坞，有《火烧摩天楼 》(The Towering Inferno，1974) 、《回火》(Backdraft，1991) 、《烈火雄心》(Ladder49，2004)、《焦土之城》(Incendies，2010) 和《勇往直前》(Only the Brave，2016)等经典消防类型片。1997年，由杜琪峰执导、银河映像制作、邵氏公司出品的《十万火急》，可以说是一部类型成熟的国产消防电影。21世纪以后，中国内地陆续制作了《警报157》(梁明，2005)、《第二个也是铜像》(富哲平，2012)、《消防员的人生》(韩万，2014)以及《火线任务》(陈富，2018)等具有类型片特征的消防电影。近些年，由香港导演执导的消防电影有《逃出生天》(彭顺、彭发兄弟，2013)、《救火英雄》(郭子健，2014)、《灭火双雄》(黄家辉，2014)，以及这部由陈国辉导演的《烈火英雄》。

水火无情，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使火灾成为全人类的集体梦魇，因而对火灾的观影过程能够触发著名的“吊桥效应”(Misattribution Theory)[１ ]。由此，对灾害的恐惧和绝境中对人性温情的渴望，能够反复触发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共情效应和同盟效应。这同时也为消防类型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表达空间，比如火场救人逃生的紧张感，消防员救火的英雄形象塑造，以及在情感方面的人性表达等。

在人物设计方面消防电影通常会选取双男主或三男主的复线叙事策略，核心人物通常由一名消防队长及一到两名核心队员，或特殊身份的重要平民组成，并终由冲突达成和解。这样的人物模式，在《十万火急》中是长云与张文杰之间的芥蒂与和解，在《逃出生天》里是亲兄弟的阋墙与和解，在《烈火英雄》中则体现为江立伟(黄晓明饰)和马卫国(杜江饰)的罅隙与和解。在这样的复线叙事结构中，中年男性通常正面临一定程度的家庭危机，而青年男性则正在感受爱情的甜蜜或苦恼。《烈火英雄》中白描式地涉及了江立伟的家庭困扰、马卫国与父亲的隔阂以及徐小斌和王璐之间的情感状态。

此外，模式化细节还包括孕妇 / 婴儿落难或儿童走失的环节。比如以上各片无一例外均有抢救婴儿、孕妇、寻找走失儿童或是与儿童互动的情节，以其强化危机或深化情感。并且在影片最后，都至少有一名曾有心结的重要人物会发生转变，正如《十万火急》中张文杰对女儿的接受，以及《烈火英雄》中，江立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克服。

在全片结构上，消防电影通常以某次危机事件开局，出完片头后，再通过日常化的情景展开故事，其中会针对两到三名主人公以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并线切入或切回，并围绕核心救援主线平行叙事。如《十万火急》的开头是对火灾起因的回叙，《救火英雄》是对火灾现场浓烟的回叙，而《烈火英雄》中是餐馆爆炸的意外事故。很明显，这样的开头可以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并以“冲突—缓和”的叙事模型将观众快速拉入对故事的沉浸体验之中。之后再通过日常化的感情并线叙事，共同完成细腻的人物形象建构。

“英雄之旅”叙事结构的运用

新好莱坞之后的叙事结构，一般根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人类学神话结构(structureof myth)和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J. Campbell)的“英雄之旅”(The Hero’s Journey)的模型展开。主人公会在某种命运打击下脱离原有的环境或身份，经历一段时期的创伤或迷茫(启程);然后在临危受命中，以确定的象征元素获得启示(启蒙)，由此从凡人世界进入神性世界;之后，英雄会不断面对各层面的危机和挑战，主要是一系列看似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或生死抉择(试炼)，并在对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收获感情或奖赏，最终主人公会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解决危机(屠龙)并完成自我进化或神圣化(回归)，这个牺牲可能是真的死亡(神格化回归)，也可能是绝无生还机会下的最终转圜(复活式回归)，但总体结构一定是以“启程—启蒙—回归”这样的三幕剧结构，实现其格式塔场的心理完型。

对比几部消防电影，就能明确看出以上好莱坞叙事结构在其中的具体应用。在第一幕中，江立伟因救援失误而害死队友，并由此患上PTSD。同时，马卫国的升迁与徐小斌的结婚，使三位男主都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原本的环境或身份，并在主线危机的爆发中开始了英雄故事的“启程”。

在第二幕，把江立伟从PTSD中拉回的确定性象征元素是消防头盔上的国徽，而对马卫国来说，其启蒙点则是队友阵亡前破碎的头盔，由此，双男主共同完成了各自的“启示”，以一起点烟的场景将观众的情绪带入神性空间。这个神性空间，就是消防灾难片最能引发观众兴趣的核心看点，也是每一个观众的共情时刻，比如失去退路、下水道爆炸或抽水口被堵。这些试炼终究会导向影片的高潮。在本片的高潮中，江立伟与烈火之间有一段长对话，影片通过对白与正反打镜头将石油罐顶部无意识的烈火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形象，使烈火抽象为一种“恶龙”隐喻，而我们的英雄也最终在怒吼中完成了“屠龙”的壮举。

真实故事中的“江立伟”并未牺牲，而影片却安排“屠龙”后的江立伟最终以被困火场无法逃离的形式完成了升华与神格化。除了徐小斌的牺牲必须尊重事实以外，可以说在电影的第三幕中，江立伟和郑志的死，实则都是一种电影化的设计，支撑起电影文本的第一重神圣化与神格化;而影片结局时亦以马卫国与父亲和解时的互敬军礼，以及纪念英雄的一系列抒情蒙太奇，完成了文本的第二重神圣化“回归”。另外，在倾向于大团圆结局的商业市场之中(如《十万火急》和《逃出生天》所涉及的香港市场)，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将这种神圣化场景处理成主人公为了保全更多的生命而独入险境，并在所有人都认为其已经牺牲后，再度出现，以隐喻的形式“复活”，并完成文本的第三重神圣化。

《烈火英雄》的视听创新及启示意义

尽管已有多部国内外消防电影登陆国内院线，但此类型影片获得如此规模的口碑与票房尚属首次。影片之所以能够吸引和感动到众多的电影观众，人物形象的塑造、经典叙事结构的巧妙借用自然功不可没，视听技术层面的成熟同样不可或缺。对火灾场面的奇观消费，同样也是消防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灾难片的景观空间，多种不同危机场面的破解、大火本身的图解化奇观样式及大场面的视听震撼效果，都是吸引观众进入影院的重要理由。

一直以来，火灾场面都是最难驾驭的电影创作题材之一。为了拍摄出当年那场火灾事故的真实效果，剧组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着火的油罐模型。片中很多着火的场面都是实景拍摄，整个拍摄过程相当艰苦。

在《烈火英雄》中，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质感，片中很多着火的场景，都是实景拍摄，并通过声画元素、剪辑等电影手法的综合运用，以及CG特效，带给观众视听震撼。导演还借鉴了不少最新的摄影技巧和视听手法。例如运动相机(Go Pro)摄影，这种方式一般在视频博客(Vlog)、旅游纪录片或极限运动纪录片中运用，而导演创造性地让演员使用前挂式小斯坦尼康进行拍摄，以模拟出运动相机的真实质感。同时，导演还别具匠心地在焦外前景中尝试以防火面具制造出遮幅画面，以模拟消防员的主观视野，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此外，导演还采用了类型电影中十分罕见的Found Footage和竖画幅构图。在战士们用手机视频给家人留遗言的段落中，导演先是用摄影机对着手机屏幕拍摄，而后则非常大胆地直接切入了手机的竖画幅录屏画面，这就是FoundFootage。该词的中文译名目前学界还未达成普遍共识，一般翻译成“既成影像”“旧片衍用”或“拾得录像”。这是数字时代新近出现的实验性影像类型，即一种通过对既有的视听档案材料(archival material)尤指录屏或监控等非专门为电影拍摄的影像材质或视听材料进行再组织，以表达新意义视听创作手法。《烈火英雄》对Found Footage的使用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真实性效果。在整部影片的结尾，导演也大量采用了“7·16”事件以及其他重大火情的真实纪录影像作为FoundFootage画面，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感。

尽管《烈火英雄》这部影片票房成绩不俗，但影片本身并非完美。比如说，影片改编自相应的纪实报告文学，分明以真实的火灾事故作为故事原型，但在完成的电影里却又把故事空间进行了虚化处理，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滨海市出来。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现实体验感。影片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火灾之外的场景呈现，无论是上级部门的应急处理，还是城市里民众的恐慌行为，都展现得过于碎片化。倘若只讲述消防员救火这条故事主线，或许影片会更精练；倘若把上级部门应急处理、民众恐慌行为这些信息也整合成完整的故事线，或许可以呈现出这部灾难片可能具有的更大格局。

注释：

［１］“吊桥效应”是指当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见另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由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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