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人生在世难得糊涂（都以为我是闷老头）

1974年，在新疆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几个工人挖出了一张神秘的卷宗。

上面的文字，如同天书一般，没有人能看得懂。

根据卷宗出土的地点，人们推测，卷宗上的文字，应该是失传千年的吐火罗文。

而全世界能读懂这种古老文字的人，不超过30个。

让谁去破译这些卷宗呢？人们想到了我国唯一的吐火罗文大师——季羡林。

当人们把卷宗，递到季羡林面前时，73岁的季羡林，喜出望外。

他发现上面的文字，正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吐火罗文。

不过，当时的卷宗破损严重，页序还是混乱的。

季羡林足足用了17年的时间，才破译了全部残卷。

1998年，季羡林整理的《弥勒会见记》正式出版，震惊了中外语言学界。

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吐火罗文研究。

很多人甚至不敢相信，如此浩大的工作，居然是由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独自完成。

一时间，赞誉纷至沓来。

人们把季羡林称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民国大家”……

在外人看来，季羡林满身光环，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学者。

但季羡林却说:

“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坦坦荡荡做人

学生时代的季羡林，很喜欢写日记。

日记里有几句话，至今看来，仍让人忍俊不禁：

“早晨忽考法文，结果一塌糊涂，真是岂有此理。”

“早晨躺在被窝里，只是不愿意起。”

“我以为老叶（老师）不上班，他却去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

毫无顾忌的话语，洋溢着青春少年特有的轻狂和幽默。

长大后，季羡林把年轻时写的东西，编撰成了《清华园日记》。

编辑建议他，把那些“毁形象”的口水话删掉。

可季羡林歪头想想，没同意：

“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

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我要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言语之中，自是一番“大英雄能本色，真名士自风流”的磊落胸襟。

季羡林曾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本着这样的信条，季老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净讲大实话。

有一次公开采访，白岩松问季羡林:

“先生的文字，到现在有八百多万字了吧？”

季羡林挠挠头:“哎呀,那里边水分也不少。”

北大校庆时，杨澜问季羡林：为什么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回到中国？

季羡林回答：“钱多。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一个正教授八十元，而一石米才两元。薪水和物价实在悬殊，所以选择回国。”

95岁高龄时，有人询问季老的健康状况，他照样语出惊人：

“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

因为学术成就显著，季羡林晚年时，被别人贴上了三大标签：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结果季羡林一听，差点拍案而起：

“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他忙忙地写了一篇文章澄清，并且昭告天下：我不过是一介平民，恳请摘下我的“大师”桂冠。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费尽心思，打造“大师”、“行家”的人设，巴不得别人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但季羡林偏不，他撕下所有标签，向世界展现出自己最真性情的一面。

就像鬼谷子说的：

“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善自嘲而不嘲人，处江湖而远江湖。”

拥有一颗自在平常心的人，心中始终保留着一方诚挚热烈的天地。

任凭外界的声音如何喧哗，他们总能遵循本心，做回自己。

不拘一格治学

虽然是公认的国学泰斗，但季羡林却是一位“偏才”。

他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只有4分，全凭写得一手好文章，才被破格录取。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填志愿的时候，季羡林居然填了数学系。

他说：“你们不是觉得我数学不好吗？不就是因为我考了4分吗？我就想报数学系，证明我可以学好！”

要不是清华数学系以入学成绩太低为由，拒绝了季羡林，他可能就真的成为一位数学家了。

没读成数学系，季羡林只能读了德语系。

毕业后，他留学去了德国。

寻常的留学生，留学时都会选一些和中文有关的学科，减轻学业负担。

但季羡林不走寻常路，他选了难度最高的几门学科，其中包括印度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俄文，以及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的吐火罗文。

这些语言都非常复杂，所以季羡林常说“我是在拼命学”。

他给自己定了学习的三条准则：

“第一，要学古代曾经给人类带来过荣光的语言；

第二，要学中国很少或者没有人掌握的语言；

第三，不投机取巧，关于中文的题目，一概不做。”

时值二战期间，德国战火纷飞，季羡林学习条件十分恶劣。

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待在研究所看资料，上头飞机轰轰，肚子里饥肠雷鸣，可他却守着一堆书，看得乐此不疲。

别人笑他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他说：

“此中情趣，非外人所能理解。”

1946年，季羡林终于回到祖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学生回忆，他每天4点就会起床，家里的灯，永远是校园里亮得最早的一盏。

季羡林曾在日记中写到：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

本着这样的想法，季羡林每天起早贪黑，研究史料，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

后来特殊时期，季羡林被污名成“印度贱民”，被发配去看守宿舍。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他也顶着巨大压力，完成了300万字的译作《罗摩衍那》，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立下不朽丰碑。

季羡林的学生黄宝林曾评价老师：

“越是难的东西，他越敢搞。”

季羡林自己也承认：

“甘做十年冷板凳，文章不说一句空。”

“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点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儿，我看是一事无成。”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位老人的世界里倾盆而下，但他心中那股不服输的心气儿，始终没有被浇灭。

也正是凭借这样求新求变的毅力，他不断地超越自我，最终到达了更开阔的远方。

不拘小节做事

1978年，季羡林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

此时的他，已经著作等身，在学界享有盛名。

尽管如此，他待人依然亲和友善，没有一点架子。

有一年北大新生报到，有位新生因为行李太多，不方便办手续，便请求一位“老校工”帮看行李。

没想到他办完手续回来，已是正午，“老校工”还站在毒日头底下，守着大大小小的包裹。

这位新生对“老校工”感激涕零，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好人。

直到几天后，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老校工”发言，才震惊地发现，他竟是副校长季羡林。

和季羡林并称“燕园三老”的张中行，曾评价季老“为人朴厚。”

意思是，季老为人质朴诚厚，有时做一些事，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份。

有一次，有位学生邀请季羡林参加学术研讨会，季羡林答应了。

可会议快开始时，却出现了意外。

季老家里的人，因为不知道季羡林还在家，出门时把他反锁在了里面。

季羡林心急如焚，为了按时到会，他竟然从家里翻窗户到了外面。

当时的季羡林已经80岁高龄，身子骨不好，差点摔折了腿，后来还是被人搀着，一瘸一拐地参加会议的。

在场的学生，看到季先生瘦弱的身影，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除了对学生一诺千金，季羡林对普通老百姓，也十分友善。

当时北京有个掏粪工人，喜欢收集书画，还打算办书画展。

为了能吸引观众，他想找个名人题匾额，可是他找遍了那些稍有名气的书画家，都被拒绝了。

这时有人向他提议：不如去找找北大的季羡林吧。

于是，这名掏粪工人敲开了季羡林家的大门。

没想到，季老听闻他的来意，不仅爽快地题了匾额，而且还送了他一本自己的书。

这让掏粪工人非常感动，后来每年过年，他都会去季老家拜年。

而季老也会热情地请他喝茶，一起谈天说地。

季老说：

“他是掏粪工人，还自己卖书，搞了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

我对这个人非常崇拜，他不容易呀，所以后来，我也捐给他一些书。”

言语中满是欣赏，没有一点的看不起。

别林斯基说：“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是淳朴而谦逊的。”

越是精神高贵的人，越是懂得保持一颗平常心。

他们不会因为身居高位，对身份不如自己的人颐指气使；也不会因为功成名就，对寻常的百姓心存歧视。

无论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真诚地与人相处，温暖地拥抱世界。

一如季老，一生宠辱不惊、仁厚谦和，给一个时代，留下了闪光的背影。

2006年,季羡林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里这么写道：

智者永，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先生一生，治学之广博，为人之磊落，让人油然生敬。

哪怕离开我们已有13年，但在无数人的记忆里，他依然笑着，鲜活着，亲切、温暖又明亮。

我们怀念一个人，往往不是因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就，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从他人生的态度里，照见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如今谈起季羡林，我们想到的，更多是他幽默中带着豁达、温和却不乏坚忍的品格。

也正是这样的操守，让他一生不为虚名所缚，不被世俗所扰，活得诚挚、热烈而坦荡。

正如陶渊明所说：

“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人的一生，能够保持内心的通透，活出真性情出来，就是最高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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