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河南考生罢考 雍正下旨立斩领头考生

河南考生罢考,雍正下旨立斩领头考生,百姓为何拍手称快?河南考生“罢考”惊动皇上,遭雍正严惩,百姓为何拍手称快?

雍正朝河南考生罢考 雍正下旨立斩领头考生(1)

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期盼,就是三年一次的科举大考,为了不错过考期,有些身处边远的学子得提前大半年起程,历经千山万水之苦,也在所不辞。但是,在清朝的雍正年间,河南的考生却齐聚开封,悍然罢考,结果,惹恼了雍正皇帝,下令将两名带头闹事的考生处斩,其他参与者也各受处罚。事后,不仅是河南的当地百姓,就连全国的百姓也都拍手称快。这到底是个什么梗呢?

1/雍正帝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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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胤禛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所以,史称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是锐意改革的领导者,雍正帝在位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等。

雍正二年(1724年)的雍正皇帝,是焦虑而又无助的,因为,他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却不能按照他的意志顺利推行,从上到下的阻力很大。比如,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让他头疼不已。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或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是雍正上台后强力推行的一项政策,旨在要求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雍正此举并不是他如何体恤百姓,而是为了化解朝廷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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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主中原之初,也因袭了前朝固有的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赋税的制度,加之官员地主一类真正富有的人却不需上交多少赋税,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雍正要改革旧制,也是无奈之举。

这样的改革,是以牺牲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推行起来阻力重重。官绅们都是软磨暗抗,而有了一定功名的读书人的情绪,却很容易被人所利用,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罢考”。

2/读书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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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纳税好理解,而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赋税的制度现代人却很少知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特权阶层,比如皇室、贵戚,还有文官武将,他们都享有普通人所无法趋及的优渥。

而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汉代,由于“独尊儒术”成了统治者的治国法定,儒士的地位也突然提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是只考中个秀才,好歹也是功名在身,就会享有不少特权。在政治上,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只是作个揖行了,所以有人把秀才叫长揖秀才;更大的实惠是经济上,有了功名之后,一是不用交纳皇粮国税,二是不用承担各种杂项差徭(就是不用参加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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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君王,对文人都是礼遇有加的。所以,不管哪个时代,人们都以家有读书人为荣,不少家庭到现在贴春联,还会选用这样的句子:“耕读传家远,读书继世长。”

因为拥有了某些特权,肯定会滋生许多腐败,仅管只是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正是这条延续了千年的福利政策,让雍正帝看出了其对朝政、对民生的损害,所以决心要革除其弊端。所以,他才将读书人与官绅归为一类,进行治理的。

3/终于等来闹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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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年)秋,正当雍正为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无果而苦恼时,来自河南的一份情况汇报让他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年秋,河南三年一度的乡试在开封府举行,全省取得资格的考生陆续赶到开封应试。所谓的资格,就是国家公办学校的正式学生,比如国家级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为监生、地方学校(如府学、县学)毕业的为生员(俗称秀才),这样的考试堪比现在的国考,如果被录取,就是举人。有了举人身份,就可外放为官,算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

这么重要的考试,主考官都是皇帝亲自委派的,监考官则是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说,这是天下读书人日思夜盼的大好事,可是,没想到,考场上却有人闹事。闹事者是以王逊为首的封丘考生,他们坚持让全省考生罢考,封丘武生范瑚甚至把其他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

这可是皇上亲自领导的国考啊,这样的罢考闹事,小了说是在破坏国家的人才选拔,大了说是藐视皇上,这可是通天的政治大事件。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不敢有丝毫怠慢,迅速向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雍正帝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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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闻听此事,真正是龙颜大怒,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案件很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首的闹事者王逊和范瑚,被判斩立决,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雍正之所以会如此快刀斩乱麻地处理“罢考”,他的真实用意是杀鸡儆猴,扫除施政阻力。本来想打狗,却有人送根棍,雍正能不好好利用?!

4/有些读书人沦为“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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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人们对读书人是非常尊重的。读书人之所以能普遍获得人们的尊重,主要是他们知书达礼、与人为善,但是,有句俗话说得很有道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还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读书人的圈子里,肯定会那么几坏鸟的,慢慢地把文人的名声搞臭了,也让人对文的德性产生了怀疑。

确实,不少读书人利用自身的特权与“才能”,干起了损公肥私、损民利己的不法勾当。这样的事例,在雍正朝也没少发生。其主要表现就是,特权阶层利用自己不用纳税的便利,在自家名下收纳了许多贫民的田地,这样老百姓们就不用向国家交税了。但是,国家的税不收了,那些个挂名的绅衿儒士们却不会让你白挂的,得给他们交纳好处费。穷人的“税”没少交,国家的口袋却瘪了,用于民生的投入就少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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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读书人,依仗自己读了些“济世”文章与特殊身体,与地方的贪写恶吏相勾结,包揽词诉,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为害乡里。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凡些种种,有些读书人就变成乡下的“公害”了。

难怪连雍正帝也看不下去了。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逾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 。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

从统治阶级利益本身出发,雍正帝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5/为什么是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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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考生那么多,为什么是河南的考生站出来闹,原因很简单,因为河南的官员对于执行皇上的诏命积极卖力,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列,因而才惹怒了一众学子。

读书人的种种不堪之举,不仅引得最高领导的关注,就是一些有责任心的地方官,也在思虑着如何改变这一陋习。要想解决这些弊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首先行动了,他在全县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以后的义务劳动,人不分贵贱,一律按人承担。这种作法得到了总督田文镜的大力支持,他在奏请皇上后,决定在全省推广。雍正帝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又在全国推行这个利国利民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赢得全国百姓的一致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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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读书人(监生)的反对,让他们与一身臭汗的农夫为伍,他们觉得斯文扫地,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

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县长,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

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号召全省学子拒绝参加于当年秋举行的乡试。

5/借你的刀,砍你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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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初王逊他们去找县太爷闹,可能只是想争个读书人的面子,没想到事情却给闹大了。

起初,唐县长以为这群读书人只是试水。他们怎能舍得三年一次的考试机会?但随着日子临近,唐县长这才着急——这群读书人不是闹着玩的。学生要罢考可不是小事,一个七品的唐县长怕是担不了这个责,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时任河南开归道道员的陈时夏听说后,立即答应找王逊他们谈谈,并且说,读书人是讲道理的。

其实,王逊、范瑚等人是留有退路的——如果朝廷不答应他们也就算了,毕竟把事情闹大了也不好。因此,他们决定:如果陈时夏真的来了,首先自己会主动承认错误,并允诺按时赴考。也就是说,不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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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陈时夏不仅没骂他们,反而堆着满脸笑容,拉着他们的手邀请他们同坐,还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年兄”,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说到动情处,甚至都有了苦苦哀求的意思。结果,原本决定不闹事的二人,当场拒绝了陈时夏的好意,誓要“维权到底”。

结果,当年秋试时才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陈时夏对王逊和范瑚态度好,本是出自于都是读书人的一种同情、关心和理解,没想到,却惹来了两人的“蹬鼻子上脸”,结果把脑袋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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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杀死王逊和范瑚的凶手,不是陈时夏的好态度,也不是雍正的龙颜大怒,恰恰是王逊和范瑚他们自己——把别人对他们态度好,当作是怕他们,这才是最大的可怕和最大的悲哀之处啊。别人对你宽容,那是因为别人大度,修养水平高。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态度好,就以为别人怕你。

雍正只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送上刀,又送上头,雍正能不好好利用?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6/读书人的好日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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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读书人迎来了雍正帝的“严厉管束”。随之一系列管理政策出台,给读书人和不法士绅们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读书人们延续了上千年的好日子结束了。

雍正四年,正式在全国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制度。“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官员士绅和平民百姓一样,都要纳税,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钱粮纳税,还要当差,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即所谓“徭役”,这也是赋税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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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针对不法士绅与读书人,还制定了具体的惩处细则。比如,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或枉法论处。严禁绅衿欠粮。凡系绅衿拖欠钱粮,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粮分开,单独汇报,以便照绅衿抗粮例治罪;州县官要把生员应纳钱粮造册送学官,由学官协助督促完纳。严禁绅衿驾词兴讼。有个名为王辙的进士伙同武生王允彝、王甸极等包揽词讼,诈骗钱财,雍正帝革其进士,对他们严行审判。加强对生监的管理。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揽等事,生员完粮后,方准应试。

这些措施的实施,遏制了读书人的私欲,还给乡民一个相对公平的生存空间,因而,深受百姓拥护。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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