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全集播放（老子其人与道德经）

文：唐宝民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首”，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中，《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

《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又名《老子》，作者即老子。周朝时，老子曾做过国家管理图书的史官，后来周室衰微，老子便西出函谷关退隐到民间。

《道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述了老子的思想学说，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以朴素的辩证法为精华，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老子其人历来颇有争议

关于老子其人，例来颇有争议，但一般认为：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关于老子的出生，流传着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如晋葛洪《神仙传》载：“（老子）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据文献记载，老子是一个深思好学的人，知识非常渊博。他的老师名叫商容，商容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老子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商容十分欣赏他，就推荐他到都城去求学深造，“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老子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很快成了太学中的佼佼者，“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因为成绩优秀，所以“毕业”以后，他被推荐到朝廷的守藏室为官，“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对于一心向学的老子来说，守藏室对他有特别大的帮助，为他的学习生活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利用这一条件，老子阅读了许多天下经典，积累了丰富的学识，成为一个博学的人物，也因而远近闻名。

《老子演易图》

春秋时代晚期，周朝已经衰落了，各诸侯之间开始了争夺霸主地位的战争。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动乱，也使百姓流离失所。作为周朝的守藏史，老子耳闻目睹了民间的疾苦，开始思考治国安民之道。后来他又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治国安民之道写就成书——《道德经》。老子精通事理、练达人生，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因此，《道德经》中的思想，对国家、社会、人事等都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另外，函谷关的守关关令尹喜对《道德经》的成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就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着成《道德经》。

《道德经》全书共八十一章，多为韵文，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历来的顺序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主题思想一直众说纷纭

关于《道德经》的主题思想，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吕氏春秋》中用一个“柔”字为其定义；也有把《道德经》理解成政体哲学或管理哲学的；还有从军事角度解读《道德经》的；还有人认为《道德经》就是为人处世之道……也有学者归纳了《道德经》的三个思想体系：第一是自然，主张按事物本来的样子任其生长，这样就能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第二是无为，也是指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顺应自然本性就是根本的规律；第三是道，道就是规律，道生成了万物，又内涵于万物之中。老子认为无形产生了有形、有形又分裂成为更复杂的东西，道是宇宙的第一动力，存在于每一个事物之中。老子认为每一个有形事物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使用了其内在的无形的宇宙动力——道。

如果从内容上来总结，《道德经》大致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论道、治国理政及修身。《道德经》五千言，看似晦涩难懂，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可以被解说论述的，但却不完全等同于和天地万物永恒共存的大道；它的名字也是可以被命名的，但却不完全等同于浑然一体运动不息的道之名。这段话是道德经的总纲，老子在这里给出了道的定义。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原始，道即是无，无产生有，从而衍化为天地万物。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迭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天地是没有仁爱的，对待万事万物都像对待稻草和狗一样。圣人也是没有仁爱的，对待百姓也像对待稻草和狗一样。天地之间，不是正像一个大风箱吗？风箱里面是空虚的，越拉动它风就会越多。政令繁多却行不通，还不如坚持无为而治。这一篇的主题思想阐述的是清静无为的好处，是由天道推论到人道，由自然推论到社会。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最善良的人，像水一样，水生养了万物，却不和他们争夺什么，居住在大家都很讨厌的地方，所以，水和道很接近。最善的人，在低下的地方安身，思想宁静，和有爱心的人交往，守信用、善于理政事，有能做大事的能力，行动能够抓住时机。因为他不去争，所以他不会有过失。这一章是以水为喻，通过赞美水与物无争、安于卑下的境界，劝告人们要以水为典范，懂得柔胜于刚的道理，既灵动又洒脱，处于下位、与世无争，这样才能与道接近。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弯曲才能够得以保全，冤屈才能够得以伸直，洼地才能被填满，破损的才能够被更新，取得少的才会多，贪多的就会被迷惑。正是由于不与人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够和他争什么。古代所说的委屈就能保全的话，怎么能说是空话呢？确实能够保全啊！这一章讲述了事物由正反两个方面变化所包含的辩证思想，是老子对现象世界及本质世界的认识，并阐述了不争方能与天下争的求全之道。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民众不畏惧死亡，为什么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假如民众真的畏惧死亡的话，对于为非作歹的人，我们就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为非作歹？经常有专职杀人的人去执行杀人的任务。代替专职杀人的人去杀人，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那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指头的。这一章是批评和谴责统治者对百姓滥用杀戮的政策，指出杀戮是无效的，所以不应该实行；而且，奉行杀戮政策是违背天理的，而违背天理者，带来的后果将是自己伤害自己。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天下没有比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弱之所以能胜强，柔之所以能克刚，天下没有人不懂，（就是）没有人肯去做。因此，圣人说，承担国家的屈辱，才算是国家的君主；承担国家的灾殃，才算是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话听起来恰像是反话。这一章是以水为例，来说明弱可以胜强、柔可以克刚的道理。表面上来看，水是软弱无力的，但其实它却具有坚强的力量。同时，老子也强调，圣人应该像水一样，甘愿处于柔弱的地位，对于国家实行无为而治。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乗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使国家变小，使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只车辆，却不必每次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使人民再回复到远古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之中。国家治理得好极了，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这描述的是老子理想中的国家蓝图，刻画了小国寡民的农村生活图景，展示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老子忧心于急剧变革的动荡社会，因此怀念起远古蒙昧时期的桃花源时代，认为在那样的天地里，人们没有兵灾战祸的困扰，生活是幸福的。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

《道德经》的版本非常多。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清代之前，《道德经》版本有103种之多。因为在上千年的传抄、刻印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所以，后人便不断地校订，迄今为止，校订本共三千多种。目前，学术界较为重视的版本，是王弼的版本。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个抄本，称为帛书甲本、乙本，早王弼本400余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道德经》版本，是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本。历史上流传最广的是汉代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西汉严遵注本、唐代傅奕所校古本、唐代所刻《道德经》石幢等。

《道德经》对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最早是先秦诸子，其次是魏晋文学，再次是佛学，最后是宋代理学。《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影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人们从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宝典中吸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华，以实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抱负。

早在唐朝时，玄奘法师就将《道德经》译成了梵文，传到了古印度等国。

《道德经》不但对中华文化起到了巨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唐朝时，玄奘法师就将《道德经》译成了梵文，传到了古印度等国。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道德经》典籍已有1千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近代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