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佳人兄妹在一起被母亲发现（烽火恋情齐鲁烽火）

编者按：《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父亲出生在山东鲁西南的曹县，而母亲出生在山东胶东的蓬莱。虽然出生在同一省份，但是在交通欠发达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相距千里的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父亲和母亲不约而同走上抗日战场，才有了姻缘的机遇。

在抗日前线他们相遇相识，在并肩战斗中相知相爱，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最终成为革命伴侣。

在不同时期分别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1911年2月出生在山东菏泽曹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爷爷孙占河祖上几代贫穷，又是家里的独苗，他希望当长子的父亲能继承祖先的香火，争取有个翻身之日，给父亲取名孙继先。

曹县古称曹州，自古民风强悍，尚武好义，父亲年幼丧母，自小拜师习武，为谋生路，1931年参军，跟随赵博生、董振堂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当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加入红军，从此获得新生，走上革命道路。在红军队伍里父亲懂得了求解放就要跟着共产党走，1932年2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四、五次反围剿的磨练，父亲成长为红军营长，长征路上跟着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随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战前线，1938年2月率津浦支队进入山东，挥师冀鲁边，挺进鲁西北，陆房突敌围，转战鲁中南，1939年11月津浦支队与山纵二支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父亲任支队长。

母亲1923年7月出生在山东胶东蓬莱县一个手工劳动者家庭，母亲出生排行老五，姥爷为她取名刘秀芳。母亲的哥哥刘馨远中学毕业后在蓬莱县一个乡村小学任教员，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参加了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营职指挥员。

在哥哥刘馨远的影响下，母亲参加了识字班，接受到了“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战思想，刚满15岁的母亲产生了参军抗日的想法。1938年11月，在哥哥的帮助下，母亲瞒着姥爷姥姥改名刘健，离家参军走上革命道路。

在山东纵队五支队军政学校学习了两个月后，又报名踏入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学校（简称“鲁艺”），战时流动办学的“鲁艺”经常要过敌人的封锁线，有时身边的同志会有流血牺牲，年龄小个子矮的母亲为了鼓舞自己勇敢不怕牺牲，自己改名叫刘祝勇。1939年上半年，“鲁艺”来到沂水县，五月日本鬼子开始大扫荡，在艰苦的反扫荡期间，母亲积极宣传群众，主动参加战斗，担负前送弹药后送伤员的任务，表现突出荣记二等功。1939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山东纵队宣传大队当宣传员，1939年初冬季节，又调到山纵二支队宣传队。

山东纵队第二支队

是两人婚姻的起点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一个是抗战初期的女八路，他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9年11月一起来到山东抗战队伍——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简称山纵二支队），这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交叉点，也是姻缘产生的起始点。

据父母的战友讲，那个时候父亲任山纵二支队支队长，是个作战勇敢、威武沉着的军事指挥员，母亲是支队宣传队队员。当时父亲经常到宣传队做鼓动工作，讲红军光荣传统和战斗故事，也是从那时认识了个子不高、白净圆脸、性格刚强、上进心强、一脸清秀的母亲。母亲也从内心仰慕这位经过长征、能带兵打仗、群众威望高、具有军人标准姿态的老红军。父母认识之后，1940年3月至10月，母亲去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女生队学习，由于学习工作表现突出，并评为模范党员。这个时期，父亲经常能在战斗间隙休整时见到母亲，他们之间相互增加了了解，逐步产生了爱慕之情。

1940年9月，山东纵队第二旅成立，父亲任旅长。当时干部结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满足“二五八团”三个条件：一是年龄25岁以上，二是军龄8年以上，三是职务团职以上。父亲已经符合这三个条件。11月，经上级组织批准，父亲和母亲在沂水县辛庄正式结婚，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但也特别热闹。结婚后母亲调到山纵二旅秘书处工作，跟着部队奔赴滨海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把三个孩子

寄养在老百姓家里

结婚生孩子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也应该是喜事，但在抗日战争动荡时期，作为经常要行军打仗的母亲来说，却是很艰难甚至是很残酷的事情。

1941年，父亲率领山纵二旅部队在滨海地区反扫荡，母亲当时怀有身孕，坚持跟着部队行军打仗。秋天，日军开始扫荡时，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大姐在滨海莒县一个小村里出生了，为了记住滨海斗争时的艰难岁月，母亲给大姐取名叫滨海。

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几乎天天要转移，母亲生完大姐不能休息，也没有奶水，大姐滨海出生后就被放到老百姓家里寄养。一开始把大姐放在后勤兵工厂一对夫妇家，这对夫妇有点怕事（当时收养八路的孩子有杀头的危险）。后来，通过党的地下组织联系，把大姐转移到葛湖附近一个小村妇女会长家里寄养。没过多久，由于汉奸告密，出生几个月的大姐和她的奶妈一起被带到莒县日本据点。最后，不到周岁的大姐被折磨致死，父亲委托地下党组织将带大姐的奶妈营救出来。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难过，但她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更增加了她抗日的决心。

1942年8月，母亲随父亲调到115师教导一旅，在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11月，部队正值反扫荡期间，随时都有战斗发生，十月怀胎的母亲也随时都有生产的可能。母亲随部队行至蒙阴与平邑交界的小村时二女儿出生了。由于当时卫生条件有限，又值行军作战期间，生下二姐后母亲高烧不退，行动完全要靠战友搀扶。

一天，为摆脱日军拉网式的扫荡，部队在天宝山崎岖的山路中行进，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即便是在战友的帮助下，还是跟不上部队行进速度。母亲毅然从战友手中夺过两颗手榴弹，对搀扶她的战士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快走吧！不能因为我拖累部队，连累你们。我躲藏在山上的石缝里，如果敌人来了，就与他们同归于尽”。这时，旅后勤卫生队长薛浩叔叔刚好赶到，连劝带拉，生抬硬拽，最终把母亲带到了部队宿营地，免于一难。为纪念这段历史，母亲给二姐取名“随生”，意寓：随着部队行进，随时随地就生下来的意思。

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部队随时都在运动和转移，儿女的养育没有更多的选择，二姐随生还是同大姐一样，寄养在平邑县白彦镇附近一位农民的家里（二姐1948年年底接回来，后随部队南下过长江，解放前夕1949年9月，在敌机轰炸宁波时丧生）。

1944年下半年，父亲调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司令员，母亲在分区后勤工作。12月下旬，父亲与母亲的第三个孩子在安邱泥沟子村出生，由于这天农历节气正值立冬，取名冬生。为了不影响工作，父母还是将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解放后有人问父母：你们在抗战时期把三个孩子都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不想他们吗？

“怎么不想，做梦都在想，当时打日军是第一位的，不把日军赶出中国，我们就不能安稳生活。三个孩子都生在山东，都放在老百姓家寄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山东老百姓的养育之恩。”这是父母的心里话，也是战争年代革命家庭的特殊内涵。

【作者：孙东宁】

孙继先

孙继先（1911-1990），山东曹县人。

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长征途中在安顺场亲自挑选并带领奋勇队成功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团参谋长、支队长、旅长、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纵队代司令员、野战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兵团参谋长，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战役系副主任，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员，导弹基地司令员，国防部五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祝勇

刘祝勇（1923-2009），山东蓬莱人。

1938年11月参军，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先后在山东纵队五支队军校，山纵“鲁艺宣大”学习，曾在山纵二支队、二旅、教一旅、山东军区后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在鲁中三军分区、华野三纵留守处、22 军卫生部等单位工作；解放后，在浙江军区干部部、华东军区司令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等单位工作，1955年转业到地方，曾在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室、北京机引农具厂、国家农业机械部、一机部农机组等单位工作，后在农机部设计总院、科教局、科技局、计财局工作。1982年12月按局级待遇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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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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