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水浒传是哪个朝代的（水浒传中的水浒代表施耐庵的什么思想）

对这个问题解释很多，目前流行的是两种说法，先列出来大家过目。

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蛮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这段话说的是商纣王无道，为了躲避昏君和乱世，伯夷逃到了北海之滨居住，太公逃到了东海之滨居住。直到周文王西伯侯强盛起来，两人才都欢呼着准备回归故土，因为他们知道文王是个乐于奉养长者、爱护人民的明君。

明清两代《水浒传》评判者如金圣叹、袁无涯、李卓吾等人，都认为“水浒”一名取自《孟子》中的以上这个典故。

袁无涯认为：此书不以“梁山”或者“宋江”做书名，是因为梁山和宋江都不是真正的“贼”，只有“水浒”一词才能恰当表达“梁山众人有海滨之思”的意蕴。所谓“海滨之思”，也就是《孟子》中所讲，伯夷和太公避难远逃到海滨，最终因为有了英明贤主，愿意回归故土。

金圣叹也直接点出了“水浒”之名出自《孟子》，《水浒》作者是用这一百零八人的故事来表达对昏庸君主的不满。

而金圣叹和袁无涯均以《孟子》典为依据，对《水浒》一书主旨下了定论：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不是背叛朝廷，而是因为君主昏庸无能，暂时在一个地方避难，他们最终都会接受招安归顺朝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水浒》一书由书名可知，其主旨并非宣扬反叛，而是宣扬王道。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这是讲周朝先祖亶父，为躲避狄国侵扰，带领部落读过漆、沮两水，来到岐山脚下，同妻子姜女一起带领人民建立一个新家园。

罗尔纲认为《水浒》书名即是引用“U父途经水滨，建立新家园”的典故，是作者施耐庵意欲表明“梁山与宋皇朝对立，要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也正由此反映了施耐庵“有志图王”。

因此，水浒七十回半后面的二十九回半叙述梁山好汉被招安的内容都是其他人续写的，两段主题思想完全不一样，后人将两段勉强拼凑合二为一形成了百回本的《水浒》。

小结：对照上面两种观点，可以看出“水浒”一词的大致含义在以前的点评者那里是指“避难之地”，而在罗尔纲这里是指“独立王国”。二者的说法截然不同，到底那种说法更接近于施耐庵的本意，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一、先看施耐庵的经历：

据现有资料分析：施耐庵（1296年—1370年），汉族，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今江苏兴化人，著名的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施耐庵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异族当道，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士诚占据苏州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后因张士诚贪享逸乐，不纳忠言，使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

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从经历可以看出，施耐庵活到75岁，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让人续编《水浒传》，这100卷的章节都是施公所写。明朝高儒在《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而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所以，100卷的《忠义水浒传》应该都是由施耐庵所写，罗贯中进行了整理。

二、再看《水浒传》的定名：

施耐庵起先给这部书取的名字是《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可采用“水浒”二字，施耐庵一听，觉得非常好，就定名为《忠义水浒传》。从这里也可以论证，施耐庵是把书写完了的，没写完这个100回，何必急着给书取名。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的文人做文章喜欢引用典故，而施耐庵最后确定的“水浒”二字肯定是暗合什么典故的，至于引用的什么典故没有记载，所以也就造成了如今的分歧。但是从书名可以看出，不管是《江湖豪客传》还是《忠义水浒传》都和造反扯不上边。

而现在的书名是金圣叹删去了《忠义水浒传》的“忠义”二字而得，为什么金圣叹要如此做？是因为金圣叹认为本书既然名为“水浒”，就已经有了背弃君王的含义，即便再加上“忠义”二字也不可挽回，所以书名连“忠义”二字都不可加。他说：“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总之，金圣叹应该是《水浒传》书名不加“忠义”二字的始作俑者。

而反观施耐庵对书的取名过程，我认为依然是突出在“忠义”二字，也就是说梁山众人因国家施行德政而最终接受招安，才是《忠义水浒全传》这本书的主题。

在诸多点评者眼中，“忠义”二字必须与“水浒”二字联用才最恰当，所以古书更多的是名为《忠义水浒传》。有学者考证，以前有些“水浒”刻本，书商宁可在书名中舍弃“水浒”二字都不会舍弃“忠义”二字，由此可见，“忠义”二字在此书书名中的分量。

而现在对《水浒传》出现的分歧依然是在抛弃了“忠义”二字的基础上，是在金圣叹的思想基础上去分析原著，但是金圣叹的思想就真的代表了施耐庵的想法吗？

三、最后看《水浒传》成书的时代背景：

施耐庵属于元末明初人，正处在一个时代大变革之期。而他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便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这说明施耐庵在当时绝对是精英阶层人士。古代“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施耐庵身上依然有很深的印痕，因为他在元朝为官三年。

我们现在可以理一下施耐庵的时间表，36岁至40岁之间在钱塘为元朝服务三年，后辞官回到苏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占领苏州，因为朋友卞元亨在张士诚手下，因此施耐庵也参与了张士诚的一些具体谋划。最后觉得张士诚难成大器，毅然离去，然后到了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族迁白驹场、施家桥。在此期间朱元璋屡次征召施耐庵，但施耐庵没有去。最后在淮安病故，终年74岁。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施耐庵绝对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也写不出《水浒传》。而施耐庵最大的聪明之处就是对形势的判断，元朝为官三年，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大势以危，毅然决然辞官归去，脱离是非之地。在张士诚手下也是一样，离去的很果断，而1367年张士诚果然被朱元璋消灭，这种决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来的。而拒绝朱元璋的征召，是因为朱元璋不知道，但施耐庵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是有张士诚痕迹的，何苦自讨麻烦。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现在关于施耐庵《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成书于1350年左右，一种是成书于施耐庵离开张士诚之后，也就是1356年～1370年这个14年之间。但是从施耐庵的人生轨迹来看，我认为《水浒传》的大概成书时间应该是在1336年～1356年这个20年期间，但这个时期应该是施耐庵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时间。而最后的定稿时间应该是张士诚死后，也就是1367年～1370年这个时间段。

南宋时，梁山英雄的故事在民间就已经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宋元之际，就已经有了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也由南宋的36人发展到了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整理加工，最后著成了《忠义水浒传》。但是如此多的人物，如此多的故事进行归纳加工，显然不是其人生最后几年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所以我认为此书，从酝酿到定稿应该贯穿了施耐庵后半生的20几年的时间，在施耐庵人生的最后时光定稿是合乎情理的。

一、施耐庵在成书过程中参与了起义大军的反元斗争，这个无疑对作者前期的创作具有很深的影响。

施耐庵的一生见证了元朝的覆灭，见证了新朝的建立，见证了异族的败亡，见证了汉人正统的恢复。虽然施耐庵因为古代读书人的惯性，进入元朝廷三年，但是作为一个汉人，在各地义军风起云涌的时刻，他肯定是想参与的，所以最后他也参与了。但是，他选错了对象，如果当时是朱元璋先进的苏州，那么还有没有《水浒传》就真的是未知之事了。

施耐庵因为参与了反元起义，那么在《水浒传》的前期编辑整理过程中，以及最后的定稿，整本书前后就有很多的矛盾之处。这也是罗尔纲先生认为《水浒传》应分为前后两部分，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前部分成书于元末明初，后部分成书于明中叶。由此判断的重要原因就是，《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由“替天行道救生民”转变为“替天行道存忠义”。但这何尝不是施耐庵矛盾一生的写照，从反元救生民到见证汉人正统皇朝建立。

二、最后的定稿时期，也是世道回归正途、尘埃落定的时期。

1367年张士诚被朱元璋消灭，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登基，恢复汉人统治，而这个时段也是施耐庵《水浒传》的定稿时期。元朝覆灭，汉人正统，做为读书人的施耐庵，并且还参与过义军活动的施耐庵，难道他会反对？难道还要继续“替天行道救生民”？这可能吗？

我认为不可能，大乱必有大治，长期的战乱人心必然思安，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而所有经历战火的新朝初建，必然是对内安抚，休养生息，对外强势，以震慑敌心。而朱元璋几经战火，终于顺利建立新朝，恢复汉人正统，这无疑是对广大底层民众最大的好消息，绝对是举国同庆，奔走相告。这个“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基础，施耐庵去哪里找？难道去“反”朱元璋？去“反”恢复汉人正统的大明朝？这可能吗？

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前后思想的矛盾是因为施耐庵在后半部分的定稿过程中，因为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直接摒弃了一些之前的创作意图，直接改稿了。而前面部分为什么没改彻底，只是在第三十一回提出招安这个词，很多细节没有去动，就我认为无非下面两个原因：

1、施耐庵觉得没必要动，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没有瑕疵，而这些细节之处的矛盾也未尝不是施耐庵对自己见证历史巨变的怀恋。说白了，这就是施耐庵故意不改的，你们后人愿意去争论那也就由着你们去争论好了！

2、身体不行了，确实没时间也没精力去改了。因为从1367年张士诚死，1368年明朝建立到1370年施耐庵病故，短短三年时间，对于一个拖着病躯的老人，已经不能要求太高了。而最后罗贯中的整理、编定，对老师所留的文字，如果老师没有遗言，那么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去改。就是这样了，该出版就出版，你们后人要争论，那也由着你们去争论好了！

不管从那个方面考虑，《水浒传》前面的“忠义”二字不应该减掉，因为这两个字是施耐庵对整部作品所加的定语。减掉定语再去讨论施耐庵的创作意图，这个明显是有偏颇的。而整部书其最后的主旨所宣扬的就是王道思想，就是忠君爱国，就是回归正途。

我有时候也会经常想到，如果自己就是施耐庵，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身见证着元朝的覆灭，见证着新朝的建立，见证着异族的败亡，见证着汉人正统的恢复。那么，作为一个读书人，见证着乱世的结束，我想我应该明白自己应该支持什么，自己应该反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