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怎么自称魔都人（阿拉上海人上海人中）

阿拉上海人

上海人开口闭口“阿拉上海人”，说来正宗的本地人原本都是乡下人；而今日的上海人，最不放在眼里的就是乡下人。

上海人喜欢把自己的黄浦江(也称春申江)，跟古代门客三千的春申君连在—起，喜欢源远流长。其实上海到近代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厢，只是有个蛮热闹的港口。清代道光年间，上海—带才五十多万人，算是平常的江南县城。开埠之后，上海成为西方进入长江内陆的门户，投资冒险、寻找机会的人大增，沪上人口暴增到一百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接近了四百万。

如今的大上海，再次经历破天荒的都市人口大爆炸，一下就突破了维持四十年的—千万，骤升到—千六百万，其中起码有三百万是各省来的新移民。

上海—向来就是移民的天下。移民分两极，一种是带着钱和势力来的，在这里成为大亨；一种是赤手空拳，带着苦力和聪明劲来的，从底层做起，—部分人变成城里的中产阶级，大部分变成日子过得不错的小市民，十年八年后，他们都离开了城市的最底层，因为那里又填进了不断涌来的新移民。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一代代移民的台阶，老移民比新移民地位高，但不如新移民的竞争力强，稍一自满松懈，就会被抢了饭碗。最没机会的反而是原先老城厢的本帮人，大部分是农乡小城的性格，手工业者、小生意人，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西方式大都会，只好躲进自己那些红木板的江南小屋，小街和城隍庙—带自成一区，近乎变成了“上海古迹”的—部分。

从早年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人口统计而知，一九三0年的上海人当中，本籍人口已少于百分之三十。语言学家曾把庞杂的上海语言分为四类，宁波话、广东话、苏帮话、北方话各居其—。

今天，走在梧桐树下的马路上，讲着一口叽里呱啦上海话的年轻人，不过是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四川人、江西人、山东人、福建人等上海移民的后裔，还有形形色色的洋人。

每一个地方来的人，都带来一种文化、一种腔势和做派，把这大都市的格调搞得五花八门，也精彩十足。

这样才有了大上海。

精明的宁波人

说起上海的宁波人，都是—些厉害的角色。

别的不说，南京路那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培罗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店、邵万生南货店、三阳南货店、乐源昌铜锡五金店、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中华皮鞋店、老正兴菜馆、蔡同德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家家都是宁波人创下的。

现在上海人讲的宁波人，已是广义的“大宁波”，包括宁波府城所属的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划入的余姚、宁海，有时也把绍兴一带归于其中。

宁波自古就是繁盛的商埠，承袭了精打细算的生意头脑，宁波商人有本事能在每一个地方赚进大把钞票，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

早在上海开埠前后，宁波人在沪上的糖业、沙船业就占下地盘。还依恃其“过账码头”的财力，在钱庄业创下—片江山。十九世纪末，宁波人在上海参与新式银行，还跨入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在近代机器和船舶业中，宁波人就三分天下有其—。

二十年代初，上海有四十万宁波人。

三十年代，上海工商名人录近两千人，宁波籍人士占了四分之一，“宁波帮”势力鼎盛----叶澄衷、朱葆三、黄楚九、项松茂、虞洽卿等宁波人的名字在上海商界如雷贯耳。

宁波人是一个性喜漂流的族群。来自喧闹小城镇的宁波人尽管善于打江山，但依旧保持一点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成为生活在传统和现代双重价值体系中的人。

宁波方言对于上海语言也大有影响，本是宁波方言中的第一人称“阿拉”，取代了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称“我”。而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阿姐”等，也是受宁波称谓的影响。

至于宁波菜，似乎比宁波人还要出名。状元楼、鸿运楼是沪上久负盛名的宁帮菜馆；上海人喜食的黄泥螺、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原是宁波习俗。

很多上海人嗜好宁波菜，只要是吃得惯的，少有不上瘾的。比方醉虾，把烈酒和调料倒进装了活虾的玻璃缸，盖上盖儿，还不能马上吃，得等一会儿，等到虾半死不活了，才动筷子，牙咬到虾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虾的生动，这样的虾堪称美味一绝。有人认为，这是宁波人用来专门练北方人胆量的。

宁波人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族群，因为太会算计，特别是绍兴来的，上海人有个说法，称他们是“绍兴师爷”。

宁波人现在成了一个形容词，从某种意义上解释，还隐约带点贬义，通常指计较、门槛精、老谋深算、自以为是、自私等等。宁波人多是不肯吃亏，也不大会吃亏的那种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上述概念的“上海人”性格。

现在的上海人实际上很赞同宁波人的世故，这种人多一些，可能这个城市就更文明些，不过，也可能让别的地方的人更嫌弃上海人。

过客“小广东

上海人习惯把广东人叫做“小广东”，可能是因为广东人身形多半不高大的缘故。不过，上海人对于“小广东”，一点不敢轻视。

在洋人来上海之前，晋商、徽商最早在上海登台亮相，晋商以票号逞威，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尽优势。开埠初期，粤商挟外贸之长进军上海，后来宁波商人也逐步崛起在沪上。

山西人被人认为是最单纯的商人，他们刻苦节俭，注重枝微末节，又因为太过单纯，不够深谋远虑，终于逐渐衰微；徽州人的善贾，从其“徽州算盘”的别称中便可见—斑。和山西人的鄙视读书相反，徽商则“贾而好儒”，出了很多儒商，但安徽人赚了钱后，就有点满足现状，不愿意扩展事业，大多打道回府，广置田宅，编修族谱，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

所以，明清时期蓬勃的晋商和徽商算是旧路子的商界领袖，而后来居上的粤商和甬商算是近代商界之首。

和稳扎稳打的宁波人不同，广东人更加果敢决断，敢为天下先。广东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对商机的掌握超人一等，即使在战乱期间，广东人却多在南洋做生意，或去海外发达，然后再回来发展。以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就是粤籍华侨家族的，稳占上海滩头号大马路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的广东人是外来族群中最有过客心态的，他们都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人，还有各种海外关系，随时准备到别处开辟新的天地。

尽管广东人的海外关系保障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但在逼仄的小巷弄堂里，也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别人家的亲戚来自宁波、苏北的乡下，穿着蓝布衣服，拎着粗糙的编织袋；他们的亲朋好友则乘小车来，穿笔挺西装，拄着一根雕龙头的手杖，身边跟着一个妙龄少女，小车还开不进狭窄的弄堂。

这时，躲在一边诚惶诚恐的广东人，只好在邻居的指指点点下，快步上前迎接客人。广东人大多不事张扬，这样的场景对于事先毫不知情，喜欢蜚短流长说闲话的隔壁邻居来说，无疑是某种刺激。

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广东人算远道来的，没什么人员基础，又常出头，故而一遇风吹草动，被人整得也凶。

所谓有“海外关系”，在革命时代是很要命的。也因为“外边有人”，广东人常会想着要离开，他们是标准地“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的那一类，总想着将来的事，想着要移动。

广东人因为不安于室，拙于深耕，使他们在上海外贸、买办行业中的优势很快就被宁波人超越了。

虽然广东人在上海的商界不及从前显赫了，但多少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态度，譬如他们对于吃得近乎苛刻的讲究，又譬如他们动不动就要搬出一套有关养颜保健的哲学，他们加了枸杞、洋参，用慢火炖出来的乳鸽汤，不知让多少邻居又妒又恨。

总之，广东人在上海人眼里一贯生活得很滋润，他们对于生活的孜孜不倦，也许是令上海人艳羡的。

在上海的广东人喜欢独善其身，缺少热络往来，在城市各个角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从某方面来说，广东人在上海还是广东人，并没有成为上海人。

藏拙无锡人

无锡本来就是上海的近邻。虽然无锡这地方有太湖，有锡山、惠山，山杰地灵，但无锡人绝对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门面总是清清爽爽，里面有多少曲折你是看不见的。

无锡人在上海也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可能认为自己比本地人更正宗。上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还算江苏省的一部分。江苏当时仅有的一点工业都集中在无锡、常州。

出身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的无锡人，颇会打理自己的生活，经营人脉，所有的事都弄得滴水不漏。无锡一带的江苏人是上海人的中坚。在上海的无锡人以五金、棉纺业起家，即使没成为大富大贵，也多爬上了城市的小康阶层。至少，过起了很实惠的上海日子。

沪上无锡人最出名的便是荣氏家族。

一八九六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父亲荣熙泰的的带领下，出资一千五百元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广生钱庄，迈出荣氏创业的第一步。

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家业不断扩大，先后开办了一系列面粉厂、纺织厂以及机器厂，在三十年代初成为工业巨子。

一九四九年后，荣家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及海外，而荣德生、荣毅仁父子留在中国，一个是“红色资本家”，一个是“红色小开”。

一九七八年，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它成为中国海外融资最大的窗口。截止二000年九月，荣毅仁家族在其公子荣智健创办的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百分之十八的股份，价值十九亿美元。

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学院）的荣毅仁娶妻杨氏，荣杨联姻，人称是富贵结合。荣家办实业、办厂，富甲商界；杨家亦是无锡的名门望族，乃书香门第，一富一贵，可谓珠联璧合。

据说荣毅仁总是一再叮嘱他才貌双全的妻子，要她“藏拙”。而擅长“藏拙”即是沪上无锡人的一大特点。

无锡人善于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懂得玲珑，从来不让自己露出缺点。其实无锡人是有点智能的，不尖锐，方式宛转。不管是当工学生意，或者读书，常比别人更机灵。至于在人事上，无锡人有本事把三教九流、各条道上的朋友摆平，这样的手腕几乎是无锡人与生俱来的。

无锡人样样事情都很通情练达，就算生活在家长里短的石库门房子里，跟无锡人交往也没负担。无锡人既不想别人来打扰他们，更不会开口有求于人。

可能，许多人想象中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人。

地道本地人

本地人也叫本帮人，是最地道的上海人。

上海是从一个渺小的渔村发迹的，沧海桑田，当年的小城镇，如今成了繁华的都市。曾看过一则图片资料，描述闹市中静安寺的当年景象，南京路还是一条潺潺的小河，河边是几棵纤细的柳树，而老城厢里出名的街以前是条叫方浜的河。

几代迁徙之后，一小部分本地人生活在老城厢里，而大部分则继续守望在祖辈家园上，在浦江两边的南汇、川沙、嘉定、江湾，都是大上海的周边郊区。

现在的“上海人”，基本上把本地人归为“乡下人”，觉得本地人不擅和别人打交道，喜欢钻牛角尖，有点憨，小家子气。这些在北方人的相声里，老说上海人家的饭菜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饭是浅浅的一小碗，菜也就有几根。其实，这是上海本地人的做派。

本地人种菜的多，他们大多是农民。上海的土地是他们的根，也成了他们的牵绊。胆小的本地人非常节俭，过于谨慎，有很强的防卫心理，即使待在老城厢里，也最多是做做小生意，很少有人能弄出什么局面来。

脑筋灵光得不得了的杜月笙应该算是本地人的一个异数。

听说过一个故事：在浦东，江镇因为建了雄伟傲人的新国际机场，修了路，造了房，景色怡人，重振江镇人的信心。此地县长在招待市里的客人时，一边慷慨地描绘未来蓝图，一边不停地说：“要向你们上海人学习”。

本地人对上海，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上海最早是他们的土地，可是现在，他们和真正的上海城如此隔膜，他们退缩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伊是苏北人

从前上海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伊是苏北人”，丢过来就像一把刀子把你的脸面划出了一个破口，这句话里的贬义成分是全城皆知的，表达了对一个人出身、习性的种种鄙视。

过去，在上海被人说成是苏北人，或是“苏北腔”，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

上海人观念中的苏北人，大都指长江以北的江苏部分，连带安徽北部地区。其实，苏北人从来没有得罪过上海人，只不过因为饱受战乱的苏北曾是贫困粗蛮的地方，和鱼米之乡的江南几乎天壤之别。

因为穷，出门讨生活的人也多。近代史上苏北难民潮多次出现，仅一九三一年大水，苏北就有大约七万多难民进入上海；日军侵华，又迫使大批苏北人逃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盐城和阜宁人。

苏北人大多是没多少文化、赤贫的农民，背井离乡，还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本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在烟草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在面粉厂，苏北人只能干扛面粉袋的苦活；即使是妓女，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第二等的“幺二”来自扬州，苏北妓女则被叫做“野鸡”。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

生活困苦的苏北人聚集在城郊和沿苏州河岸边，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受江南人和洋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吆喝着。

苏北人在上海低人一等，过去苏北人只能和苏北人通婚，在苏北人和其他地区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数也是苏北新娘。

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特地研究过上海的苏北人，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他们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如今的上海，棚户区大量拆迁，苏北人的后代已经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完全“上海化”了。上海苏北人的概念也该渐渐地淡漠，成为历史了。

上海滩上多洋人

上海这地方很“洋派”，因为洋人出奇的多。

早在一六0八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P. Lagarus Cattane,1560~1640）就曾居沪两年。鸦片战争之后，租界一开，形形色色的洋人就纷纷登陆，抢占上海滩的一席宝地。

最早来的殖民者是英国陆军参谋巴富尔，一八四三年被指派为首任驻上海领事。他带了商人和传教士二十五人，来开辟租界，地点就在上海城墙外的江滩上（后来的外滩）。一年后，此地出现了十一家洋行。接踵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还有德、葡、西、意、荷、日本、俄国人，到一八五四年已有一百二十家洋行，一九四二年时，在沪各国侨民多达十五万人。而在心态上，这些来上海的西方移民并不觉得他们是外客，反而认定自己是此地的主人和城市的创立者。

他们飘洋而来，在上海开拓西方人的远东天堂，来寻找冒险和暴利。踏上上海土地之时，他们有的带着巨资，有的只有一个皮箱，但许多人后来都建立了规模惊人的企业。

要论做生意和开银行，英国人是最厉害的，特别是有英语背景的犹太人，比如上海滩鼎鼎大名的地产大王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和沙逊(David Sassoon)。

最初的英国势力主要在外滩和南京路，当时叫大马路，还有二马路、三马路、

四马路，都是从外滩向西伸出的新造马路，英国人的租界也就这样不断地西移，扩大了再扩大。

租界的跑马场也不断移动，搬了三次。当时的英国人经常骑着马，为它圈下新的土地，也是一种扩张势力的借口。

英国人还在山东中路、汉口路、山西中路、九江路一带买下了块土地，用来安葬死于上海的外国人，名为“山东路公墓”。以后的上海人一度把这里叫做“外国坟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人是上海的老大，连他们从印度带来的锡克族巡捕也在上海滩招摇过市。

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里有印度来的巡捕五百多人。上海人把这些扎一块红头巾、皮肤黝黑的印度巡捕叫做“红头阿3”。

阿3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原来这些人是讲英文的，人称他们阿Sir，慢慢走音了，就变成了阿3。另外，那时上海街上耍艺的安徽人手里的猴子也叫“阿3”，上海人常吓唬那些猴子说：“阿3，老鹰来了！”而跟这些巡捕说：“老鹰来了”，指的当然是“老英”，因为这些人平时最怕英国人。

印度阿3在上海的地位有点尴尬，他们是洋人带来的，但并非洋人，偏偏上海人又是鼻子最尖的那种，最看不起肤色很黑的人，还有人叫他们“红头黑炭”。

据说有个时期，印度阿3的竞争对手是在上海的山东人。山东人生就北方人的壮阔体格，直来直往，不像江浙人那么圆滑，让英国人觉得安全，大批地征来当警察和保安，后来英国人撤离时还带来了不少去伦敦。

那时的上海，英美移民生活于公共租界；日本人集中在原美租界的虹口区；法国人和俄国人则生活在法租界。

法国人做生意虽没有英国人灵活，却缔造了十里洋场的华丽、奢靡之风，成为上海人最崇拜的洋派生活标杆。当年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地段就是法租界西区的几条林荫马路，数百栋风格浪漫的花园洋房。

一八四九年，出现了最早的法租界，从英租界外滩往南延伸，到老城墙下的护城河为止。到二十世纪初，法租界三度向西扩张，把直到今华山路以西、徐家汇路以北地带全部归并在内。法国人企图在上海土地上造出巴黎的缩影，法国城的欧风在今天还很迷人的。

上海的淮海中路（霞飞路）和复兴中路是当年租界里最重要的、也最美丽的两条马路。有人说上海这地方是有法国情结的，笔直的法国梧桐树，在马路两边伸展而去；面包房早上新出炉的是松脆的牛角面包，还是三十年代的法国配方；而这些面包房当年的店主则可能是一个来自白俄的流亡贵族。

当时上海洋人中的最大族群，并非英国人、法国人，而是流亡来的白俄人，他们大都住在法租界里。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后，大批忠于沙皇的白俄从海参崴逃离苏联，平均每年有千余名白俄抵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白俄达二万余人，都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带的小巷里。一部分人就在白俄开的DDS舞厅当舞女，也卖身，也跳舞。

上海人把这些白俄叫做罗宋瘪三，建有好多俄式商店的霞飞路也称做“罗宋大马路”。罗宋是RUSSIAN的谐音。后来，上海人爱上了俄国人的鲜奶蛋糕，也爱上了俄式大菜中用牛肉、西红柿和洋葱烧出来的罗宋浓汤。

落魄的白俄也好，狂妄的法国人也好，各地的洋人给上海带来了不同的文化。

日本人在上海，以前是外国移民中的“二等”，因为他们不算真的洋人。

明治维新前，日本人来上海开眼界、学艺和经商，如学国画的安田老山、经营陶器的田代屋，心态上还有点崇拜的余影，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船经常往来于上海与长崎间。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气势节节高涨，来上海扩张通商，人数增到六七百人。

到甲午战争后，日本资本就大举进入中国，在沪日本人暴增，沪西、沪东大办棉纺厂。一九二0年在上海的日本人达万余，从官吏、大小老板、自由职业者到间谍、浪人、妓女，无奇不有，成为上海最庞杂的侨民群体。

当时虹口一带几乎全是日本侨民的地盘，很多有留日背景的文人、学者，如鲁迅也住在那一带，去日本人书店，看日本医生，虽然没有看法国大夫、德国医生那样高贵，也算跟普通平民不是一个阶级了。

但在上海，日本人从来就没离开“二等洋人”的位子。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的势力铺天盖地而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几乎成为孤岛，上海人对日本人的敌视也愈来愈甚。直到抗战胜利，所有的日本人，连同士兵和侨民都被遣返，赶出了上海。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商重来上海，或者上海人去东京淘金，总觉得还是跟英美不同，感觉日本人虽然有钱，但气质上不能跟欧洲比，很多从东京回来的上海人，还是觉得那里有点土。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跟东京同时起步的，但没有东京那么有系统，显得更乱而开放。她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崇拜西方，而且随时把这个挂在嘴上，决不含糊。

各国列强进驻上海，原来大清子民的上海滩成了“十里洋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内移民形成了“始自关外，旅居苏州，渐及上海”的人潮。而在海外，对于巴黎、伦敦到纽约的冒险商人们来说，那时的上海是更具吸引力、更刺激的东方热土。于是，“阿拉上海人”就变成了一个囊括五洲四海的大熔炉，内涵非常深厚。

( 周燕萍摘自《上海面孔》 作者张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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