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异端到先知的高僧是谁（高剑僧的留日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文 / 彭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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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原始文献探究高剑僧留学日本及其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学界长期以来关于高剑僧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去世的说法不实，指出高剑僧应是于1915年8月赴日留学印刷制版，1919年去世；派高剑僧赴日学习照相印刷制版，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敏锐意识到清末民初照相印刷出版与视觉图像时代潮流，在上海开办审美书馆业务发展需要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出于对高剑僧职业生涯的一种考量。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对高氏兄弟的艺术思想及其创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高剑僧 留学日本 高剑父 高奇峰 印刷出版 视觉图像时代

提到中国近代岭南画派画家，一般人多会想到著名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而对于“二高”同擅丹青的排行第六的最幼之弟高剑僧（图1），尽管他的作品中的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已被国家列入近现代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者之列，但学界对他的研究不多。目前笔者所见有关高剑僧的专题研究主要有澳门学者陈继春博士的《关于高剑僧》〔1〕以及上海博物馆陶喻之研究员的《高剑僧上海时期传世作品系年考》〔2〕等。细读这些文献，会发现其中还有不少问题让人疑窦丛生。比如广东省博物馆藏有高剑僧1917年作《松鹰图轴》，但根据当今学界对高剑僧的生平认识，高剑僧卒于1916年，何以1917年还有作品传世？又如高剑父家族后人高为素（高剑父三哥高冠天之女）、高励节（高剑父之子）集印于1968年的《三高遗画合集》第一辑中载杨善深撰写的《三高画传》言之凿凿云高剑僧留日5年，而高美庆则著文认为其留日3年，何为是？显然这些问题都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图1 高剑僧（左）与其兄高奇峰合影

一、高剑僧留学日本及相关画作问题

关于高剑僧留学日本情况，学界多云：高剑僧（1894—1916），学名“振威”，别署“剑争”“秋溪”，广东番禺人。1913年赴日留学绘画，兼习美术工艺，1916年归国时“忽染时役”病逝于日本东京。真实情况是否如此？高剑僧真是1913年留学日本？真是卒于1916年？研究显示，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

1919年，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刊印有一本《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录》（图2），在这份名录的第27页，刊载有高剑僧的一些情况，具体详情为：

图2《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录》刊印高剑僧等会员履历书影 1919

高剑僧，(年龄) 二六 (岁) ，(籍贯) 番禺，自 (费) ，(来东年月) 民国四年八月，(学籍) 博英社工场实习制版，(经过学校) 东亚学校，(内地通信处) 上海棋盘街中市八四 (号) 审美书馆。

1919年，高剑僧26岁，上推，当生于1894年，与学界所云其生年相合。民国四年即1915年，可见高剑僧是1915年8月赴日留学，起先在学习语言的预备学校东亚学校就读，随后入博英社工场学习制版。

这则文献可靠否？应该是可靠的，因为在这份《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录》汇编《凡例》中明确写道：“录中所汇载者，一以各人所填报及各属评议员所查报者为本，其余则参考经理处及前期同乡录以资加增补正并切实调查冀其悉臻完善。”可见，上述高剑僧留学的履历，是据高剑僧本人填报的材料而来。

又根据《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录》中所刊载的《中华民国广东留学生同乡会章程》：“第一章命名第一条本会名曰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第二章宗旨第二条本会以联络乡谊，砥砺品学为宗旨。”可知，这份履历只是为了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之间“联络乡谊，砥砺品学”之用。会员履历以年龄排序，33岁的陈居若文，即高剑父、陈树人等人绘画老师，名画家居古泉（廉）侄孙女，陈树人夫人；15岁的陈美魂，即陈树人夫妇的女儿（陈居若文赴日应为照顾女儿），都详列其中。陈居若文可谓知高剑僧根底的熟人乡亲，高剑僧根本没有必要填报一个虚假的履历。

从高剑僧1915年8月赴日留学前后的绘画创作与活动情况来看，也正合其此期的绘画创作与活动之实情。

1913年，高剑僧作《枝上幽禽图》(纸本设色，19.7×40.4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款识：“金塘花竹艳春红，枝上幽禽弄暖风，莫把残英都蹴尽，无情流水画桥东。番禺高剑僧写于申江客次。”其上题画诗出自元代陈旅 (1288—1343)《桃花幽禽图》诗。

1913年秋，高剑僧作《三鹭》图轴（香港艺术馆藏）赠南社朱葆康（1882—1942，字少屏，上海市人），款识“少屏二兄先生雅属，癸丑秋高剑僧写”。

1913年农历八月，高剑父与潮洲籍友人合资于景德镇主办“江西瓷业公司”，参与工作的有刘群兴（1887—1979）、陈伯峰、高玉书、布廷森、张谷雏（1891—1965）和高剑僧等。（按：此事时间据张虹追忆，学界另有1912年冬、1914年春等不同说法，待详考。）

1914年春，高剑僧作《山禽晚栖》(纸本设色，19.7×40.4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款识：“长记扁舟过武夷，仙家梅竹满清溪。山禽尽日怜幽致，争拣寒枝趁晚栖。甲寅春夜，剑僧写意。”其上题画诗出自元代王恽 (1227—1304)《疏梅寒雀图》诗。

1914年夏五月，高剑僧作《月夜狐猎图》(设色纸本，133×63厘米，香港苏富比1993年、2004年拍品) ，款识：“民国三年夏五月，番禺高剑僧作于沪江剑庐。”

1914年7月20日上海出版的《小说丛报》第3期封面刊载《名画家高剑僧绘美人玩月图》。

1915年仲春，高剑僧作《松鹰》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款识：“乙卯仲春剑僧写于申江。”

图3 高剑父、高剑僧合作 杜若蜻蜓图轴 纸本设色 126.3×51.7厘米 1915 故宫博物院藏

1915年夏，高剑父与高剑僧合作《杜若蜻蜓》图轴（图3）。款识：“钦州五月土如炊，满山杜若芳菲菲。素英绿叶纷可喜，劲烈不避炎歊威。采之盈掬荐蔬食，臧获失笑庖人讥。君不见屈平夕飱赋秋菊，魂兮无南盍来归？又不见坡公服食得枲耳，扣角自叹从前非。伊予假禄二千石，穷比二子犹庶几。餐花嚼蕊有真乐，一饱何必谋甘肥。尚馀升合渍生蜜，从他薏苡生珠玑。民国四年夏，剑僧画杜若，剑父补蜻蜓，并录宋人诗补书。”其上“宋人诗”即宋代刘子寰（字圻父）的《采杜若》诗。钤有“谭观成印”“陆丹林”“红树室藏”等印。谭观成是广东中山崖口村人，民国知名书画收藏家。“红树室”是民国著名学者陆丹林（1896—1972，广东三水人，生于广州，侨居上海）的斋名，可知，此作曾归谭观成、陆丹林等人收藏。〔3〕

1916年春，高剑僧作《双猴图》（纸本设色，73.4×48.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款识“丙辰春日，高剑僧写”。钤有“谭观成印”。

由上述可见，1913年至1915年间，高剑僧在上海，每年都有画作。假如他真的是1913年赴日留学，1916年归国时“忽染时役”病逝于日本东京，何以这期间每年在上海都有画作？或许这些作品中有如专家所假设的，有的是春假回沪所作，但其中也有5月、7月之作，难道春假会这么长？更为令人不解的是，既然1916年高剑僧已经病逝，何以1917年秋仍有他的画作《松鹰图轴》留存？

图4 高剑僧 松鹰图轴 纸本设色 138.2×66厘米 1917 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幅《松鹰图轴》（图4）款识云：“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丁已秋杪高剑僧画于沪渎蛰庐。”“丁巳”即1917年。有学者云这幅《松鹰图》中的题跋，并不出于高剑僧的手笔，而应为高奇峰的手迹。理由是其书风与高奇峰1916年署款于其《晓猿望月》的书风同出一辙，高奇峰将之写成“丁巳”，当是追忆亡弟时所感受到的折翼之痛下的笔下之迹。〔4〕这一阐释值得商榷。即便是高奇峰追忆亡弟，也不应该是直接题写“丁巳秋杪高剑僧画于沪渎蛰庐”这样的款识。

可见所谓高剑僧1913年赴日留学、1916年归国时“忽染时役”病逝于日本东京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按照上述1919年刊印的《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录》中高剑僧1915年8月赴日留学的记载以及1919年尚在日本的信息（详后），则对上述画作的疑问都能释然。1915年8月前高剑僧还在国内，所以会有这些画作。1916年春日他或在日本或在国内作《双猴图》，1917年秋他曾回国在上海作《松鹰图轴》。

二、高剑僧留学“博英社工场实习制版”问题

关于高剑僧留学日本的具体学习内容，此前学界多云其“兼习美术工艺”，上述高剑僧自己填报的留学履历为“博英社工场实习制版”。这里的专门学习“制版”，从日本相关学校的课程可见，并非只是孤立的学习“制版”，而是包含有与印刷出版相关的诸如摄影、美术等一系列课程。这当然是属于美术工艺。何以高剑僧要留学“制版”？其实这与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创办“审美书馆”的现实业务发展需要有关，高剑僧填写的中国国内通信处也正是审美书馆的地址“上海棋盘街中市八十四号”。

由高奇峰主导创办的《真相画报》于1912年6月5日在上海创刊，高剑父于1912年10月间来沪，高剑僧应该也是这期间被两位兄长带到上海。《真相画报》于1913年6月至7月之间自行停刊，转而由高奇峰主导创办审美书馆。1913年8月1日审美书馆正式面世，编辑印刷出版《时人画集》第1册，1914年1月10日出版《时人画集》第2册。〔5〕

关于创办审美书馆的目的及业务范围，《真相画报》出版的终刊第17期刊载“审美书馆”广告云：

西哲有言，欲觇一国之文化，先觇其美术。诚以国家之文野所系于美术者，大也。今世界各国美术之发展日盛，故人民知识亦日趋高尚，工美建筑莫不华丽绝伦，虽至日用装饰之微，亦必文采灿然，使人爱赏识，诚哉美术为工业之母也。我国美术发达，最早日就衰落于今为极，岂我国人审美思想独缺乎？抑亦灌输美术之机关不备，后进者少参考资料，乏精良用具，末由得门径，以研究日本馆，抱提倡美术之微愿，特编辑最新美术书籍及选购我国古今名人画集，及东西洋各大画谱画帖，并各种美术品，各种新书印谱诗集，绘画用具，以应有志美术诸君采用，品惟求精，价惟求廉，当世宏达，幸留意焉。

可见“审美书馆”的业务范围包括编辑印刷最新美术书籍、中国古今名人画集、东西洋各大画谱画帖，同时兼售各种美术品、新书印谱诗集和绘画工具等。

“审美书馆”的业务确实如此，这仅从1916年8月21日《申报》第4版刊载《（郑）曼陀画暖香图》广告也可以得到证实：

图为（郑）曼陀先生最近得意之作，彼姝者子眉目如画，含情欲语，见者惊艳。兹割爱让本馆印行，以示同好。用十八色印刷成帧，艳丽光华，不亚真迹。阔二尺，高三尺余，中堂式，陈设厅事，诚最优美之装饰品也。每张六角，批发对折，廿张起码。所印无多，购者从速。尚有（郑）曼陀杰作，大幅《秋思图》，每张四角，中幅半身美人，每张半身美人每张两角，小幅《伤春图》一对，每张二角，彩色玻璃版精印美人廿余种，每张三角。（高）奇峰画鸟兽虫鱼挂屏，大小各种彩色玻璃版，自每张二角至五角。各国美术邮片数千种，每张二分至一角，各种美术书籍、画学参考书籍、图案书籍、油画绘具、水彩绘具均有价格列明，请至本馆参观便知详细也。其余美术品、教育品、装饰品无不美备。零售批发均极从廉。上海棋盘街审美书馆啓。〔6〕

从审美书馆的“取名”和经营范围可以看出高氏兄弟的艺术思想及商业头脑，其中更为重要的，显然是高氏兄弟凭着画家职业对图像的敏感以及对图像复制技术的先知先觉，让他们看到了专营图像出版的巨大市场〔7〕。

近代上海的出版印刷业相当发达，根据当时《申报》广告显示，审美书馆所在的上海棋盘街云集商务印书馆〔8〕、中华书局、群益书局以及位于附近的广益书局、有正书局、商文印刷所等多家印刷出版及发行机构，这些印刷出版机构多同时在《申报》同版刊登销售广告，其竞争可以想见。要转向从事这样主营图画类书籍和画帖的印刷出版业务，这其中最重要的印刷出版关键技术当然是照相制版。当时照相铜锌版技术在国内均属先进技术，能够掌握此技术的出版社甚少，很多出版社通常都是雇佣日本技师来解决技术问题。《真相画报》的印务就曾交由商文印刷所代办，并屡次刊登该所广告。

派幼弟高剑僧赴日专门留学照相制版印刷长达五年之久（详后），笔者推测应该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审美书馆本身业务发展的需要。虽有高奇峰对照相印刷制版技术的掌握，但要想审美书馆业务得到充分的拓展，仅凭高奇峰一人很可能还会人手不够，也很可能高奇峰掌握照相印刷制版方面的技术还不是特别完备精湛，否则高剑僧不需赴日专门留学，直接跟随高奇峰在审美书馆实战研习即可。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出于对高剑僧职业生涯的一种考量。虽然高剑僧曾有作品《芦中息翮》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展览会中获得金牌奖，也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得过二等奖，但被广告为“名画家”，更多是自家及商业伙伴广告推销〔9〕，初登画坛的高剑僧此时在画坛及艺术市场上的知名度毕竟有限。对于二十岁出头的高剑僧来说，像哥哥高奇峰一样再掌握一门市场急需且前途无限的照相制版印刷技术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且日本离上海又不远，交通也算方便。其三，赴日留学，自家审美书馆在上海的业务如有需要日本方面的信息及技术支持，也更直接方便。笔者甚至认为，高剑僧赴日专门留学照相制版印刷达五年之久，其中显然还充当了审美书馆“驻日办事处”专办这样的功能角色。因为毕竟留学照相制版印刷这样的技术应该是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也不排除高剑僧在日本还有学习了绘画（目前笔者从高剑僧现存作品还无法看出这方面的直接影响）或者其他方面的内容。

三、高剑僧的卒年及相关作品问题

关于高剑僧的卒年，从1919年刊印的《中华民国广东留日学生同乡录》记录的高剑僧履历可知，1919年正月前，高剑僧应该还在人世。因为该同乡录中的《凡例》云：“凡今年仍在留学期中或甫于今年卒业者均详其履历。去年以前卒业归国者只载姓名籍贯学校及学科以归简便而示分别。其已于去年以前未卒业而归国者则莫由查悉概从省略。”而高剑僧的这份履历正属于“中华民国八年正月汇缉”的详细履历，亦即“今年”（1919年）之列。说明1919年正月高剑僧是“仍在留学期中或甫于今年卒业者”，此时他应该还活在人世。

又，高剑父和高奇峰1919年于广州合作《花鸟图》轴（图5），款识云：

图5 高剑父、高奇峰合作 花鸟图轴 纸本设色 109×40厘米 1919 广东省博物馆藏

毅哥欲得亡弟剑僧画，惜僧弟不可复作。因忆乙卯除夕守岁，画石以消寒夜，僧弟爱之，移灯点踯躅一簇于旁以为戏。匆匆五载，人事都非，睹物思人，泫然泪下。因邀奇弟补小鸟其上，聊破荒凉，但觉啾啾有哀鸣意。鸟兮亦有凭吊之思耶？爰缀数语为赠，并系小诗，毅哥其鉴存之。心绪无端乱如麻，年年除夕不还家。从今画石心如石，怕见春前杜宇花，己未入秋第一日，剑父记于广州。〔10〕

“毅哥”即胡毅生（1883—1957），乙卯即1915年，“己未”即1919年。这说明，1919年入秋第一日之前，高剑僧已经过世。故而判定，高剑僧应该逝于1919年正月至1919年入秋第一日之间，亦即高剑僧的卒年应为1919年。

至于此作款识中“乙卯除夕守岁，画石以消寒夜”之事，有研究者认为：由于跋语中有“忽忽五载”之句，可见高剑父忆述的是高氏兄弟1913年守岁时的情况，故“乙卯”是误记，也许高剑父将与高剑僧1915年合作画《杜若蜻蜓》的时间混在一起了。也许，高剑父是在心绪不定，哀伤之下落款的。〔11〕痛失至亲爱弟，高剑父哀伤当然是肯定的，“乙卯”是误记，则值得商榷。在高剑父所作诗篇《三高合作画》题画诗追忆1913年除夕守岁高氏三兄弟合作画情景云：

民二（1913年）除夕，于沪上黄叶楼与奇峰、剑僧两弟围炉守岁，饮酒作画，以消寒夜。奇弟伸纸画石，僧弟继作杜鹃一枝，颇饶清逸。予补小鸟其上，聊破荒寒。磋乎！人事靡常，而僧弟不可复作矣。因忆前尘，感而赋此，不禁有折翼之悲矣。心绪无端乱似麻，年年除夕不还家，从今画石心如石，怕见春残杜宇花。〔12〕

显然“民二（1913年）除夕”《三高合作画》与“乙卯（1915年）除夕守岁，画石以消寒夜”内容是不一样的。1913年的这次是高奇峰画石，高剑僧作杜鹃，高剑父补小鸟。而“乙卯（1915年）除夕守岁，画石以消寒夜”中并没有提到高剑僧也参与了绘画。

何以会出现高剑僧1913年赴日留学、1916年卒这样的生平履历，笔者推测应该出于1968年高剑僧的三嫂高冠天夫人苏汉珍对杨善深先生的忆述。1968年香港出版的高为素、高励节集印的《三高遗画合集（第一辑）》载杨善深撰写的《三高画传》中云：“（高剑僧）弱冠负笈日本，兼习美术工艺凡五年，才华勃发，师友同钦。然不幸于学成归国之际，忽染时疫，客死异邦。时为民国五年，年仅廿三岁，当时剑父奇峰两先生均在国内，得友人陈树人料理其丧事，运柩返粤，葬于广州市教会坟场。余（指杨善深，笔者注）之获闻其详，乃冠天夫人（苏汉珍）最近忆述者。”高励节在该书后的《跋》文中又云：“六叔（指高剑僧，笔者注）滞留东京，于学成之际，不幸遽夭天年。乃由陈树人先生仗义为襄后事，运柩返粤，时三伯父母（指高冠天夫妇，笔者注），尚未之知也，比见六叔归葬，始获凭棺大恸。伯母今健在，每一道及，泪尤盈眶。”

有苏汉珍夫人这样的至亲言之凿凿的忆述，还有谁会怀疑呢？此后有关高剑僧的著述多沿用这一生平传记履历〔13〕。当然，苏汉珍夫人的忆述并非全部讹误，高剑僧弱冠（15岁）赴日留学，民国五年（1916年），年23岁卒，上推其生年当为1894年，正合其生年。留日凡五年，也大体不误。但弱冠（15岁，即1913年）赴日及1916年卒，乃误。

结语

通过原始文献对高剑僧留学日本及相关问题的上述探究，可见长期以来关于高剑僧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去世的说法不确。高剑僧生于1894年，于1915年8月赴日留学制版印刷，1919年去世。派高剑僧赴日留学照相制版印刷，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敏锐意识到晚清民初照相印刷出版与视觉图像时代潮流，在上海开办审美书馆业务需要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出于对高剑僧职业生涯的一种规划考量。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对高氏兄弟的思想及其艺术创作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注释：

〔1〕陈继春《关于高剑僧》，载《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

〔2〕陶喻之《高剑僧上海时期传世作品系年考》，载张岚主编《都会遗踪：沪城往昔追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60—63页。

〔3〕另，高剑父致函郑曼陀：“昨道遇匆匆，未及细谭，怅怅！来谕悉。商务眼光如是，夫岂独商务为然，咏青为然？才高难入俗人机（？），千古才人，同声一哭！闻足下正在研究人体写生，此为根本上工夫，亦西洋画之第一要义。川崎安著《人体画法》，破啼儿第一章，则以写生为不二法门。足下艺深学博，尚复磨垒败楮，下死工夫，将为吾支那十四世纪之拉飞尔乎。前交来大作廿帧，寻递日京奇峰、剑僧两弟制版，侯渠复答，当再奉闻。‘礼拜六’三字，如教草就，自愧恶劣，如有所属，当再报命；倘大小弗合，拍照时伸缩可也。即叩，弟剑父顿首。”（广东美术馆藏）有研究者据此书信言高剑父此信中提到的郑曼陀的二十种月份牌画就是由高奇峰带到日本制版于1915年5月出版发行，确定1915年5月这个时间不知何据？参见黄大德《于无声处觅真相——〈真相画报〉研究之一》，载《美术学报》2013年第3期，第49页。黄大德《“战地写真队”探秘——〈真相画报〉研究之二》，载《美术学报》2015年第1期，第45-46页。

〔4〕参见陈继春《关于高剑僧》，载《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

〔5〕参见黄大德《于无声处觅真相——〈真相画报〉研究之一》，载《美术学报》2013年第3期。

〔6〕见《申報》影印本第141册第856页。

〔7〕参见陈阳著《“真相”的正·反·合：民初视觉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325页。

〔8〕见1916年1月8日《申报》第4版《南洋公学招生广告》。

〔9〕审美书馆广告，其出售“中国近代古派新派名画邮片”二百多种，刊出作者的名单有：“曼陀、剑父、林纾、滨虹、石僊、桂馨、树人、奇峰、懿庄、幼菊、公寿、月槎、昌硕、张虹、宜着、剑僧、侣泉、鹤逸、心兰、山寿、剑庐、小堂、悲鸿、笛云、梅崖、梅若。”参看《奇峰画集》第二辑封二广告，审美书馆，1918年。转自陈继春《关于高剑僧》注释61，载《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1914年7月20日上海出版的《小说丛报》第3期封面刊载《名画家高剑僧绘美人玩月图》。另，1914年8月28日《申报》第13版刊载《〈小说丛报〉第三期出版》广告云“……封面倩名画家高剑僧绘《美人玩月图》，仍由高奇峰制版，尤为尽善尽美……”，见于《申报》影印本第129册第885页等。

〔10〕高剑父、高奇峰《花鸟轴》，纸本设色，109×40厘米，图载《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画家融合中西的求索：古道西风——高剑父·刘奎龄·陶冷月》，广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1页。

〔11〕参见陈继春《关于高剑僧》，载《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

〔12〕高剑父《画跋册》过录本，广州美术馆收藏，编号G50190。此跋曾录入《蛙声集》。又见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励节、张立雄校《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103页。转自陈继春《关于高剑僧》，《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第43—45页。

〔13〕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74页；张志欣编著《国家限制作品出境著名书画家图典》，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344页。

彭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研究生导师，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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