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通俗解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管仲治国有两个原则：一、稳定压倒一切；二、先富民，后强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构建一个民众生活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和谐呢？怎么样才能稳定呢？管仲认为：分业管理是要点他把老百姓分成四个类别：士、农、工、商这四类人之间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们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也容易使人见异思迁，导致社会混乱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让士、农、工、商四民互不杂处，各归所属，父子相袭，安居乐业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居于郊野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家和高家各管五个乡国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就是“三其国”每级各设官长，各负其责，每年正月乡长向国君报告治理情况对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就是“五其鄙”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一套管理方法简称“分居”和“定业”，“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业分居，好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定业”就是父业子承，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十分科学，成为其后各个朝代的范本令人敬佩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并不是户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动，更没有像后来的秦国那样搞成连保和连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为天的思想，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通俗解释?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通俗解释

管仲治国有两个原则：一、稳定压倒一切；二、先富民，后强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构建一个民众生活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和谐呢？怎么样才能稳定呢？管仲认为：分业管理是要点。他把老百姓分成四个类别：士、农、工、商。这四类人之间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们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也容易使人见异思迁，导致社会混乱。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让士、农、工、商四民互不杂处，各归所属，父子相袭，安居乐业。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居于郊野。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家和高家各管五个乡。国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就是“三其国”。每级各设官长，各负其责，每年正月乡长向国君报告治理情况。对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就是“五其鄙”。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一套管理方法简称“分居”和“定业”，“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业分居，好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定业”就是父业子承，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十分科学，成为其后各个朝代的范本。令人敬佩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并不是户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动，更没有像后来的秦国那样搞成连保和连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为天的思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国家、团体或是个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用管仲自己的话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 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那个年代是农业社会，农业被管仲放在绝对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对于农业的论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构成等等绝对技术的东西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管仲是个怎样的通才。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土地的重要性，讲述农业的重要性。管仲认为：历代统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国富而粟多”，而粮食来源于农业，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视粮食的。“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开辟土地是管仲始终强调的，而开辟了土地国家依然贫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既然如此那么对应的策略自然也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大力开垦荒地；另一方面减少公共行政开支和公款消费。

管仲可不是端坐书斋坐而论道，他研究农业的水准绝对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齐国有多少种土壤，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季节应该进行怎样的农业活动，多大的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等等，都说得清清楚楚。管仲之所以对土地如此熟悉可能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今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管仲的早年经历。为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管仲认为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执政者必须明白农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管仲认为：农业生产是要依靠天时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来就会一下子需要很多粮食，这个时候农民就无法承受。因此国家要有足以应对战乱的粮食储备，同时还要尽量少打仗以积攒国力。管仲同时认为：因为农业是靠天吃饭的，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式的大增产，所以国家的税收不能靠农业，因此要减免农业税，政策上要向农业倾斜。当然他不会想到三千多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减免农业税了，而是全面废除农业税，但在他那个几乎全国百姓都是农民的年代提出减免农业税绝对是超前的先进思想，这点管仲甩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两千多年。管仲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税收政策的“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就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具体的征收办法是这样的：“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税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税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灾年不征税。这样的税收可以说相当的低了。那么为什么两年征收一次呢？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说过，如果年成不好而征税，农民交不起，就只能借高利贷。那么改成两年一交，农民就有机会把上一年的余粮来交税，不用借高利贷。处处为人民着想这就叫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除了税收政策上的倾斜，管仲还有一个鼓励人们垦荒的大招——包产到户。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嘛，管仲是穿越者吗？咋连这招都会？《管子·乘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

那么在管仲之前土地没有包产到户吗？答案是这个真没有。西周时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经济上推行的是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归周天子所有，但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难以推行全天下，于是周天子就分封诸侯去各地建立国家，分封的土地依然归属于天子，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受封的各路诸侯又把自己国内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国内的贵族以及不能继承国君之位的非嫡长子，比如叔段就在母亲的支持下向哥哥郑庄公讨要封地，所有受封的贵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们对封地只享有租税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权不归他们。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国上市公司，由于内部股权的分散，实际经营业务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势，于是所谓的强势管理层和弱势股东的现象就出现了。由于实际占有并组织人力耕种这些土地的是当地贵族，而非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周天子，于是在当地人看来他们眼中只有自己这片土地上的贵族主子，而周天子基本上等同于一个传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是没有农民的，有的是被禁锢在贵族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奴。诸侯国君统治的地盘称之为国，而士大夫贵族统治的地盘称之为家，在贵族封地上出身的每个人都以封地的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从小就被打上自家主子的烙印。在贵族眼中这就是一些会说话的工具，农奴辛勤耕作的成果自己是无法支配的，连他们自己都不过是主子的私有财产而已。

时光进入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明，大量原来不适宜开发的土地被开发出来。于是所谓的公田与私田之争就出现了：所谓公田其实也是私有，只不过是由贵族世家占有，私田则是一家家小农户占有，因为贵族们掌握了话语权就公然称自己的为公，也真是够不要face的。按当时的井田制规定：由九块田地组成的井字形中间最好的那块必须是公田，然后边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种农户的私田。结果中间那块土质最好的土地往往是产量最差的，因为在耕种那块土地时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这样一来贵族们就纠结了：要保证自己的收入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没收私田，强迫农奴为自己耕种；一种承认私田合法化，然后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税。管仲认为：前者绝不可取，那样只会导致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全面下降，到时所有土地的产量都会像中间那块公田一样，最后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不幸的是他这一观点在1959~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得到了验证。最终管仲选择了后者，开辟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认人们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只从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税以维持财政。这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的农奴们才不去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别说管仲就连他的主子齐桓公都无权处置，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还有谁真把周天子当回事呢？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认为国家有五害是必须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为水官，专门负责国家的水利建设和防洪抗灾。水官的手下配备工作人员，常年在河流、堤坝、水渠巡视，随时报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对人口进行统计，看看可以征集到多少人兴修水利；到了冬天，就开始准备工具，水官统一协调。到了三月，春耕来到之前，开始动工兴修水利，这时候天气开始变暖，也没有雨水，白天也开始变长，农活也还没有开始，正是兴修水利的最好时机。堤坝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够宽，那样才坚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库，以缓和洪水和储水。堤坝上要种上荆棘灌木，穿插着种些柏、杨这样高大的树木，才保证堤坝的坚固。堤坝年年都要进行整固，平时也要专人看守。水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五害中的其余四害“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齐国的水利建设是春秋各国中最完善的。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仲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了植树造林对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这又是他远远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方面。五是发展渔业。管仲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管仲的学识之广，见地之深，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想来这与他的出身密不可分，他能够知道民间疾苦，能够知道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能够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