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科举制的影响（从儒林外史看明清科举制对人性的残害）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清朝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对功名追逐的社会现实。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幽默诙谐的文笔，揭露了明清封建科举礼教在现实中对人性的残害，从而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展现和批判了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的严重畸形化和病态化。本文试从封建文人和普通百姓两方面来论述其对人性的残害，以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儒林外史》　科举制　人性

　　《儒林外史》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通俗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也是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多万字，描绘了近两百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明代，但实际反映的是清朝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对功名追逐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心理上一系列生动细致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害，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严重畸形和病态。

　　一、作者、著作简介

　　作者吴敬梓出身于官宦家庭，童年时就读于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年龄稍长，进入官学学习，个人尤其精通于《文选》。然而吴敬梓并不善于经营家业，史书记载吴敬梓“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但是他豁达的心态以及喜欢结交朋友的性格，使他能够博学多闻，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的各种矛盾。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科举制误人、压制人性的憎恶，作者花费二十余年的心血著成《儒林外史》一书，专写煎熬于此中文人的真相，文风幽默诙谐，读之令人捧腹大笑。　　虽然历来大多数的外史皆与正史相对，人物也多是虚构或是民间传说，与历史人物没有关联，但反观《儒林外史》，其内容多是对当时所处时代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如《范进中举》一文生动地勾勒出一个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屡试不过”的窘境。中举前范进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得知中举后，范进竟然高兴得发了疯，而老丈人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对范进毕恭毕敬，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后来，范进进京赶考，并成功考取进士。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故事和人物的描写，展示了明清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文人和普通百姓的精神面貌，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从而广泛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

　　二、明清封建科举礼教在现实中对人性的严重残害

　　通过阅读《儒林外史》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明清封建科举礼教在当时对人性的严重残害，包括对当时封建文人和对普通百姓的残害。

　　（一）对当时封建文人的人性残害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变得日益腐朽，与其初创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此时消极作用开始占主导地位。虽然更加放宽了参与资格，使得普通百姓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但是由于明清时期已是封建社会的晚期，统治国家的各种制度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动性。统治者为了维持固有的统治，实行严厉的文化思想禁锢政策，直接导致了科举制发展的逐渐僵化，无法实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从而导致其弊端丛生，对封建文人产生了极大的人性残害。单从《儒林外史》就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明清统治者对科举制的过分宣扬和重视，以丰厚的物质诱惑和精神满足来吸引读书人参加科举，以致渐渐发展成为当时文人的唯一发展出路，形成一种只有中举才能改变人生，才能光宗耀祖，才能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理想。这种错误认识扭曲了文人的价值观念，在读书人中形成了科举制度决定命运的共同意识，使得文人整天忙于读圣贤之书，参加科举考试，把八股文看做是正途正道，以至于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不良社会风气，这是对文人人性的严重扭曲和残害。例如：文中很有讽刺意味的描写了范进听到自己中举了，竟然发了疯。再如：鲁编修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那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有诗，要赋有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再如：如周进呵斥童生魏好古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其次，由于明清的科举制不同于唐宋，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使得科举考试的考察内容及形式过于单一，趋向于单一的儒家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主体，辅以朱熹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这种单一的传统儒家经典考察，不仅无法适应于国家政治的现实需求，反而成为钳制士人阶层的思想工具，在反复循环的科举考试下，士人阶层以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用科举培养出来的考生，存在着严重的知识体系不合理状况，看似学问精深实则学问片面狭隘，缺乏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例如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这种以八股取士，禁锢文人思想，失去自我的科举制度正是对文人人性的严重扭曲和残害。

　　最后，腐朽僵化的科举制度和对中举盲目崇拜的风气，文人为了追求得到“名”和“利”，致使道德丧失与人格裂变。一方面中举意味着可以得到一切，社会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文人为了飞黄腾达，不惜出卖道德，丧失人性，不择手段，比如考试作弊，文中就有十分精彩的描写：“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中举，文人的人际关系逐渐开始以“名”、“利”为中心，代替了读书人原本的淡泊名利和以学交友，尊师重德的交往原则，这说明封建文人才学的空疏和道德的蜕变。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科举考试正是中国明代的制度腐败的重要因素。”例如文中郑老爹和李给谏两位老人在临终给女儿的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甚么好收场”。以此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人性的严重摧残和扭曲。

　　综上，由此可见，封建科举八股取士制度对封建文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性摧残和扭曲，并由此形成的恶劣腐朽的社会风气，使得封建文人不仅把中举奉若神明，看成人生唯一出路，而且思想禁锢，言语迂腐，失去自我，甚至道德沦丧，追求名利。正如王炳照先生在《科举制度漫话》中所说的：“科举考试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心理，以致产生钻营舞弊的恶习；导致了科举控制教育，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取人。”

　　（二）对当时普通百姓的人性残害

　　《范进中举》原文中有多处对范进中举以后，家人与邻居语言的描写，例如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面对邻居要求通过打耳光警醒范进时，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确实不敢做这样的事!”面对范进即将赴任时，胡屠户又说道“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稀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而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的态度远非如此，范进中举前，被他视为“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连中了秀才也是他“带挈”的。对范进希图中举，而挖苦讽刺性质的话就更多了，例如“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等，这类粗鄙的话数不胜数。待到范进果真中了举，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称范进为“贤婿老爷”，当众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把范进真的捧上了天——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以上这些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的截然不同态度的描写，说明了中举在当时人心目中具有极其重大的震撼力。从胡屠户的话中，我们不难发现胡屠户嫌贫爱富、趋炎附势，是个十足的市侩，而胡屠户的形象亦是当时社会普通百姓形象的一个缩影，是普通百姓形象的代表。由此看来，正是由于明清统治者对科举制的过分宣扬和推崇以及科举制度本身发展的僵化，使得当时的普通百姓对参加科举的盲目追求，从而渐渐形成了对中举的盲目崇拜，以至于形成中举前和中举后截然不同的语言态度。同时也使得文人从周边环境中形成对参加科举和中举的错误认识和盲目追求，以致社会充斥了拜金逐利与趋炎附势之风。这种病态的对人对己的态度和认识正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和严重残害，完全背离正常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只能在畸形和病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严重残害和扭曲造成了范进的人生不幸，而范进只是明清时期深受科举制残害众多文人中的一员。而作者借助《范进中举》一文生动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了老百姓在面对科举制度时的严重病态的精神状态，由此可见，在科举制发展的后期，其对普通百姓的人性残害和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结语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客观审视明清科举制的间接史料，从而使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由其形成的不良社会风气对古代文人和普通百姓造成了严重的人性残害和扭曲。对封建文人而言，科举制度使他们不仅把中举奉若神明，看成人生唯一出路，而且思想禁锢，言语迂腐，失去自我，甚至道德沦丧，追求名利。对普通百姓而言，科举制度使得他们对中举盲目推崇，中举前和中举后态度截然不同，形成一种拜金逐利与趋炎附势的社会不良风气。作者正是从上述两方面抨击了明清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从而广泛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另外，通过本文的分析，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制度和人性的关系需要谨慎处理。反观明清科举制的僵化腐朽和对人性的摧残，现代社会更需要多样化的，较为灵活的，与时俱进的人才培育、选拔、任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只能作为一种工具使用，必须重视人性，充分关注人性，多一些人性化的制度，使人得到积极健康的全面发展，任何残害人性的制度不仅危害性大，而且最终都将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1] 陈汝衡.《 吴敬梓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2]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 1992.[4] 王炳照．《科举制度漫话》．[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5]龚延明．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