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作品主题评价(莫言口中高傲的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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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微博近照

迟子建,在中国作家里是一个奇女子: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著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迟子建作品精华》(3卷)。已发表作品600多万字,《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另有《迟子建文集》出版80多部单行本。
  • 主要成就:

  • 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 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

    一次庄重文文学奖

    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 ,现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以下辑录近几年媒体对迟子建的访谈,让喜欢迟子建作品的读者,有一个作品外的深入了解。

五十岁迟子建重回校园 众人一致赞叹:容颜不改

2015年4月21日,著名作家迟子建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为她举行的“极地的出发与远行——创作三十年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是迟子建作为北师大新一任驻校作家的入校仪式。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和北师永久驻校作家苏童分别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致辞。阎晶明在致辞中说,在作家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驻校作家不仅有助于作家安定写作,还能充实自己、和各领域专家学者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创作。迟子建作为大兴安岭的作家,作品除了包含女性写作、诗兴写作风格,还有着极强的边地特色,其《额尔古纳河右岸》是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文本,是汉族作家写作少数民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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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的迟子建重回校园

苏童:迟子建的作品一直有条红线

北师大历任驻校作家苏童、欧阳江河都到场祝贺,北师文学院院长过常宝形容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现场。苏童说他第一次读迟子建的作品是在北师的期刊阅览室,读的是《沉睡的大固其固》,人和人之间有些接触是注定的,一看就会喜欢。“我很熟悉她的作品,还为她写过序,至今看法依然没有改变。我觉得迟子建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用心守住她作品的水准,这是非常罕见的”苏童说,迟子建的这些作品一直可以看到一条红线,一方面是她文字的,一方面是她气质的。“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尖锐、狠毒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事、物、世界。”当然,苏童也承认像《晚安玫瑰》这样的作品也引入了关于对恶、暴力、残酷的探索,是迟子建对自己的突破。苏童还笑称,迟子建给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容颜始终不改,永远那么年轻。

莫言:那个高傲的小妹妹也不小了

同样作为昔日同窗,莫言感慨迟子建曾是作家班里一个很高傲的小妹妹,惹了她会动手打人,没想到一转眼也五十多岁了,自己六十多也是个老头了。莫言评价迟子建是一个发展非常均衡、全面的作家,她不断地扩展自己写作的疆界和领域,随着她写作的不断推进,她的视野和对文学的理解也不断开阔,拥有了很大的包容性。“尽管容颜不老,但她的文笔越来越老到,目光越来越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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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陈晓明:沈从文比迟子建暴烈

在众人的祝贺中,迟子建接过了驻校作家的证书,她说今天是重阳节,在这里好像一不留神就成为老作家了,自己从来没开过作品研讨会,所以还有一份紧张的态度。她特意提起了过世不久的恩师童庆炳:“我很希望童老师在不同的时空里能坐在这里,给我鼓励。”对于此次驻校,迟子建开玩笑说希望在这里白头发的生长速度能变慢一点。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贺绍俊分析迟子建作品时用了四个关键词:温暖、平等、童话、感性。“我不太赞同有些批评家把她划入底层写作,因为底层写作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划分是因为迟子建小说中多是写小人物。”贺绍俊强调,迟子建和作品里这些小人物处于平等的地位,用温暖的方式与他们对话,所以温暖和平等是想到迟子建时首先浮现出的形象。他还谈到,迟子建的小说不在意思想性,这恰好是她的特点和长处,因为就此可以躲开思想牢笼的禁锢。她是用感性去触摸世界和人生的奥秘,用童话的形式去书写。“童话看上去在思想表达上非常简单,但它通过一种文学化的描述可以把这种简单的东西描述得美丽动人,充满诱惑力。”

非虚构作家梁鸿非常认同贺绍俊对于迟子建用感性呈现复杂的分析。同时她还强调一谈到迟子建就会说北极风景画的特色,但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她已经开始摆脱这种风景画,转而进行柄谷行人所谓的“内画性”探索。梁鸿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没有作为民族志来写,而是用一种对话的方式写出了人的普遍的困境,这一点是超越性的,她没有被一个固定的场域所限。梁鸿说自己多年来对迟子建的阅读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因为她从中可以看到自己——一个偏僻地方的女孩对自己家乡进行着描述。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用怀乡和致远来解读迟子建。他说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纯真、简单的写作,沈从文也写家乡和回忆。但是在沈从文身上有南方作家的暴烈,而迟子建那里是平静的致远。

西川:夜郎为什么不可以自大

作家李洱和诗人欧阳江河都认为现代主义文学都是在处理恶、反讽和批判的问题,张柠教授将之总结为“斥妄”,实质上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不满。欧阳江河说迟子建正是从这一层面努力超越,尝试从更大层面对现代文明做出评价。“美可以跟很多东西构成复义关系”,欧阳江河强调,迟子建的美跟一般的美不一样,她把美推到极善的程度,把人性缩小,从而得以从终极意义来考虑问题。

诗人西川由迟子建的东北写作想起了成语“夜郎自大”,他发出“夜郎为什么不可以自大”的疑问。“当夜郎自以为站在世界的中心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迟子建的自然与“保护自我”

评论家陈福民在谈到迟子建作品时说到,中国文学总体而言缺乏一个在平等层面上探讨自然的维度,都是“人化”的自然。由此对于迟子建作品通常只能从风格的角度去评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迟子建输入了欧洲十八世纪的自然传统,这种传统正在不断丢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子建是伟大的。女性文学评论家张莉也认为,目前的迟子建研究有“作茧自缚”的倾向。

何向阳认为同为女性作家,王安忆、方方、铁凝虽然都不是女性色彩强烈的作家,但都有显现自己隐秘角落的作品。迟子建在这点上一直保护得很好,对于读者和研究者可能也算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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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合影

(来源:凤凰文化,作者: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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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红:迟子建:生活并不会对你格外宠爱

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迟子建

44岁的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11月2日,颁奖典礼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乌镇举行,迟子建身穿白底黑花风衣,成为现场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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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获奖感言

“那些没有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先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尊敬。”

纵观迟子建的文学创作生涯,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放眼全国文学界,仅此一人,同时她还两次获得冰心散文奖及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等国内外众多奖项,完美完成从“小女子”到大作家的转变。

自己能成为作家吗?

1964年正月十五,风雪黄昏,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畔人烟稀少的漠河——一个被称为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端的村落。那时,父亲迟泽凤是镇上小学校长,好诗文,尤其喜欢曹植名篇《洛神赋》,而曹植又名子建,因此,给女儿取名“迟子建”,希冀她将来能有曹植那样的旷世文采。

迟父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找迟老师写对联。迟子建后来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寒地漠河,地处北纬53°左右,地下是永久冻土层,是中国著名的“高寒禁区”。漫长的冬季,村民们喝完二锅头,总喜欢围在火炉旁胡吹神侃,有时候也讲些张牙舞爪的鬼故事,吓得子建头皮发麻,心惊胆战,直往母亲怀里钻。在她的童年里,这个世界不但有人类,同时也有鬼魂、有神话,比邻而居。那些故事生动、传神、洗练,充满着对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迟子建小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最喜欢生机勃勃的菜园。由于无霜期太短,当一场猝不及防的秋霜扫荡过来,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都成为俘虏,一夜凋敝,令年幼的迟子建痛心和震撼,她后来曾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除了植物,迟子建的亲人邻友善良、隐忍、宽厚,拥有随遇而安的平静和超脱,让她觉得虽然天寒地冻,但生活到处充满融融暖意。

中学时代,迟子建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高考时,迟子建写一个女学生高考不中,受不了压力而自杀的故事,她认为写得荡气回肠,结果作文因“跑题”,只得了8分,她来到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山城学校,面对山林、草滩和天空,她真正做起了作家梦。

迟子建畅游书海,广泛涉猎,喜欢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学写小说,兴致勃勃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望眼欲穿地等待。她寄给南京《青春》的稿子均石沉大海,一时有些迷茫。自己能成为作家吗?

她又构思好一篇小说,怕影响别人,就点燃蜡烛,连夜趴在蚊帐里赶写,烟熏火燎,手臂酸麻,等到第二天晨光熹微,白蚊帐都熏成了黑色,连鼻孔都成了“矿井”。这篇小说被《北方文学》编辑宋学孟欣赏,大为鼓励。如此,迟子建的处女作终于发表,突破坚冰。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从此,迟子建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20岁那年,把它整理成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小说定于发表在1986年2期的《人民文学》上。但在这时,不幸猝然而至。

1985年底的寒冬,五十多岁的父亲突患脑溢血,一病不起,只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但当时尚未发表,父亲憾别尘世。当那期《人民文学》姗姗来迟,迟子建悲情难抑,元宵节还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送到父亲的墓地……

《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葫芦街头唱晚》等早期作品,无一不是她在长大成人之后,对于困惑、苦闷的生活所引发的一点思索。迟子建把北方风物写出了温度,“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也是粗糙荒凉的。”

1987年,迟子建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鲁迅文学大奖,备受瞩目,她在获奖感言时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迟子建34岁那年,与黄世君结婚,她说 :“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

婚后虽然分居两地(她在省城哈尔滨搞创作,爱人在塔河任县委书记),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1999年5月3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丈夫的生命,迟子建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

迟子建推掉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闭门独自呆了四个月,盛夏最热那几天,她却觉得周身寒彻,穿着很厚的衣服枯坐书房,每当午夜梦回,惊叫着醒来,抚摩着旁边那只空荡荡的枕头,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立无援。面对市井嘈杂之声,她第一次觉得世界仿佛与己无关。她终日以泪洗面,不无遗憾地回忆道:“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迟子建知道必须直面这种突变和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她希望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然而她只写一行,便潸然泪下,那支笔是爱人送她的结婚礼物,笔犹在,人已去,情何以堪?

对于过往的日记,迟子建不敢回头去翻,但会经常翻看两人在一起的照片。用一部部小说和一篇篇散文排遣忧伤。2002年,她三个月写就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也只写了一个月。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

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车祸中辞世的丈夫是名魔术师。“他留给我的,就剩一个魔术师的幻象了。一切都像是魔术。他为我开启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可那世界转瞬即逝。”

“我”在独自远足时遭遇山体滑坡,列车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集镇,“我”目睹了许许多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哀”,以及他或她“面对悲哀的不同态度”。迟子建怜惜女主人公邂逅的每一个角色:“和他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迟子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句话重复了多次。但她同时强调,“如果你仅仅只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败了。”

三获“鲁迅文学奖”,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

2004年,迟子建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这个民族的历史。这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

迟子建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在小说中迟子建最欣赏的角色是年近九旬的女酋长和女萨满(从事北方一种原始宗教的人),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这部小说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在气象上极为苍茫。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2006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推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

致答谢词时她说,“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阿红 - 《科学与文化》 - 2009

舒晋瑜: 吸收各种营养才会健康--访女作家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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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之巅》

读迟子建的小说,感觉始终被一股清新朴素的气息笼罩着。这位在文学的沃土上耕耘了十几年的年轻女作家,执着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从《香坊》《东窗》《北极村童话》到《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以及即将出版的《满洲国》,她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并不归属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

采访迟子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语言的从容利落,像她的作品。我们从她即将出版的《满洲国》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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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

  

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既感到刺耳,又觉得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记忆还如此深刻,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40多万字,实际上写了60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七、八月份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写作顺利吗?

写的过程比较顺利。这两年一直沉浸在满洲国的气息里,写得很长,很疲劳,但是确实有种快感。因为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较大,在人物的前后连贯上要尤为一致。常常是一个人物在某一年出现了,跨了两年之后,他又重现了,而这个时间变化所带来的人物命运变化要把握得体、准确。还有,那就是写到三分之二时,有一种分外疲惫的感觉,但这并没有冲淡我写作的信心。

您的写作速度如何?

我写得不快,每天2000字,最多3000字,否则身体吃不消。这样写语言比较干净,是琢磨出来的。

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童年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时候我是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那是个挺广阔的空间,感觉人就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1985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喜欢采取童年的视角叙述故事,使人感觉很清新、天真。写作是从师专开始的,1981年高考成绩不太理想,去了大兴安岭师专学中文。课程不是很紧,图书馆里能看的书我都找到看了,并开始悄悄地写作,毕业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这样大概写了十几年——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个。

您最近读些什么书?您怎么看待读书和写作的关系?

我读的书一直很杂。喜欢读人物传记、民俗学方面以及美术方面的书。最近重新读一些师专时读过的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马丝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一个人必须是在用天赋做了“敲门砖”以后不断地吸取营养来完善自己,这也决定了我的读书态度。

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您的创作态度是“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是这样吗?

“忧伤”可以说是我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的创作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吗?

中外的优秀作家我都喜欢。但让我说绝对超出所有人的作家,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两位女作家是最纯粹、不可替代的,一位是张爱玲,另一位是萧红。国外的作家像福克纳、川端康成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写作肯定是从中外名著中渐渐积累的,不能说绝对单纯地只受哪一个的影响。就像吃饭一样,我们吸收各种营养,才能很健康。几大名著我都喜欢,我觉得古典文学是大雅的东西,包含的内容比较深,文学品质比较纯净,修辞造句很讲究,有婉约、沉静而又不乏忧愁的气息,代表了一种东方文化精神。

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您喜欢什么?

我写作不是因为职业,而是因为我热爱写作,否则不会这样费力气。可以说写作成为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每天写完我去散步。最近我一直在看欧锦赛,我是个球迷。足球的经典不在亚洲,而在欧洲,因而看着挺过瘾。以前我还看国内甲级联赛,后来也不看了。因为实在是精彩程度逊色太多。就像我看书一样,不好看的书当然就会弃之不看了。

您对婚姻怎么看?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婚姻是自己的感觉,就是成立一个家庭,很稳定地过日子。我的生活状态跟农民差不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

近期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写完《满洲国》后,我已经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了。这个假期我想快结束了。也许欧洲杯赛事一落幕,我便会开始“干活”了。下半年想写一些中短篇小说,长篇的写作计划暂时没有。

可以透露一下即将要写的中短篇什么内容吗?

我从来不说将写什么。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媒体往往把写作夸大,其实写作是很简单的事,是作家的需要。写出来读者喜欢就看,我对这方面要求很低。  

“世上的路有两种,一种有形地横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种无形地竖着,供灵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在横着的路上踏遍荆棘而无怨无悔,才能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伍。”平静地生活,勤奋地写作,迟子建追求的,或许就是一种“与云霞为伍”的写作方式。

(《中华读书报》 2000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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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三捧鲁迅文学奖迟子建:写作让我笑对痛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爱人去世促成《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昨天,江南水乡绍兴,迎来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礼。43岁的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经过鲁迅故居门前的小河,领取了她迄今为止第三个“鲁迅文学奖”。1996年,她以短篇小说《雾月牛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她以《清水洗尘》再获“鲁迅文学奖”;今年,她则以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又一次引人关注。

在她身后,除了夜晚水影中为颁奖典礼而亮起的璀璨灯光,会是怎样的一条路呢?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前夜,迟子建接受了本报专访。

-“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迟子建出生在一个东北小村庄里,出生那天正值1964年元宵节,所以乳名被唤作“迎灯”。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好诗文,因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之至,而曹植又名曹子建,因此给她取名“迟子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到她家叫迟老师给写对联。“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1981年高考,平常被语文老师誉为“很有前途”的迟子建作文“跑题”。“40分的作文题就得了5分,分数一下子就拉下来了。”后来,她只上了专科线,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1983年开始写作,并向杂志投稿。迟子建感恩于“还没怎么感受到挫败,处女作就已在《北方文学》上发表,编辑是在自然来稿里把我的稿子挑出来的”。第一份稿费,她拿去给父亲买了瓶他喜欢的“竹叶青”酒。

师范临毕业前的数个夜晚,她躲在自习教室里写《北极村的童话》。“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幸福。”1986年1月,《北极村的童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后来的运气。”但遗憾的是,1月6日,也许就在这期《人民文学》邮寄往黑龙江的途中,父亲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最终没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会很高兴的。他是如此喜爱文学。”二十多年后提起,哀伤让迟子建哽咽。“那一期杂志的封面,被我的泪水浸透了。”

现在,她每年过节都会到父亲坟头,给父亲敬一杯酒,和他说说话。偶尔还会告诉父亲,今年的酒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看到自己的局限,也只有写,继续写,才可能逐渐超越”

此后,迟子建与“写作”二字再没分开过,而“故乡”又是她笔下频频淌出的主题。师范毕业回故乡当了半年山村教师,1988年她去西安念西北大学作家班。1989年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班。那个班级里面很多人,莫言、余华、刘震云……但作家毕淑敏眼中的迟子建,是“一个女孩依着清冷的板凳,慢慢地吃她的饭。她吃得很仔细,吃得很寂寞,一任凉风扬起她修长的发丝”。迟子建说自己不是很合群。那几年,她的笔下,还是故乡。

她说自己像老农,“扛着锄头,想什么时候劳作就什么时候去劳作。”有人曾指出她的作品有局限,但她面对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写”:“我只愿写我想写的东西,用我认为好的方式去写,不苛求意义。开始写时,很少说刻意地,我要写成什么样子。兴之所至,就是笔之所至。看到自己的局限,也只有写,继续写,才可能逐渐超越。一个农民,种了几十年庄稼,总还是懂得把苗子留着,把野草拔去的吧。”

2003年,迟子建的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出版时,出版社说她的小说名字不打眼,叫她改个名字,她没干:“除了向文学本身妥协,我不会向任何东西妥协,包括市场。”母亲曾与迟子建看过一部好看的“两个人的电影”,便慨叹,“我明白了,咱俩看的电影,就跟你写的那些书似的,没多少人看啊。”对此,迟子建一笑置之。日记里,她写道:“在世界上种种的游戏中,最没有诗意的就是财富的游戏。”

-爱人不见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来了

“百度贴吧”里,有迟子建2001年的部分日记———“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2001年4月9日颈椎那里又难受了……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黄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儿,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我不觉得脖子发皱了。”

“2001年4月18日,我和黄真是可笑,我们去(北京)越秀大酒店做住宿登记时,还掏出了结婚证。结果人家看都不看……进了客房后我埋怨他不该打电话叮嘱我带结婚证,他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这要不是夫妻的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住进来么……我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

查看1999年4月7日第9版《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告诉记者……”这位“县委书记”就是迟子建日记里面的“黄”。直到迟子建34岁,“黄”才走入她的世界。“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迟子建说。1999年,摘取某项文学大奖的她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切美得像电影。

“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伪满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在日后的散文《在温暖中流逝的美》中,迟子建也提到同一部小说的创作:“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2002年5月3日,在哈尔滨开完会的黄世君,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还有十多分钟就到新林啦,我们准备在那儿吃了午饭就往回赶。”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意外的车祸!

迟子建说,那一刻,她没有过多的别的感觉,就觉得“委屈”。“我们在一起这么好,他为什么抛下我不要我了?”

据迟子建朋友、作家蒋子丹回忆:“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电脑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此前,该小说获得了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迟子建依然自得于“写了我想写的,对爱人的哀思也渗透了进去”。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车祸中辞世的丈夫是名魔术师。“他留给我的,就剩一个魔术师的幻象了。一切都像是魔术。他为我开启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可那世界转瞬即逝。”

对于过往的日记,迟子建不敢回头去翻,但会经常翻看两人在一起的照片。一部部小说,一篇篇散文,成为了迟子建试图抹在脸上的一把把“厚厚的泥巴”。2002年,她三个月写就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也就写了一个月。

-“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女主人公在独自远足时遭遇山体滑坡,列车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集镇,“我”目睹了许许多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哀”,以及他或她“面对悲哀的不同态度”。迟子建怜惜女主人公邂逅的每一个角色:“和他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句话重复了多次。但她同时强调,“如果你仅仅只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败了。”

读读书、写写字、用不赖的厨艺“犒赏犒赏”胃、喝点红酒、散散步,这就是比较标准的“迟子建的一天”。时至今日,她“在电脑上写作,总感觉有些别扭”;“有的时候打字跟不上文思,一个精妙的词汇往往在爆发的一瞬间溜走了。看来以后写长点的小说,还得走老路子,先在本子上写一遍,然后再用电脑抄改。”两个月前,只会用“智能ABC”打字的她,学会了上网。而上网,也就限于收发一下邮件。对网上海量的信息,她没有占有的欲望,也就从不在网上看新闻或者浏览点别的什么东西。

三获“鲁迅文学奖”,在许多人眼里是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迟子建现任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采访中记者无意间问及这个头衔,她笑了:“如果别人看到迟子建,只想起她是作协副主席,或是别的什么头衔,而不是她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那是她的悲哀。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才是最好的‘头衔’。”(朱玲)

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

迟子建是阳光的、明快的,从容利落,透着股子北方人特有的豪爽劲儿;但是她的作品,清新朴素中,却又有婉约、沉静,透出美丽的哀愁。这位在文学的沃土上耕耘了二十几年的年轻女作家,执著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从《香坊》、《东窗》、《北极村童话》到《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以及《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直到最新出版的《福翩翩》(湖南文艺出版社),她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并不归属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

是的,20多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潮流。她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她的这种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大概因固守而显得孤独,但是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迟子建的创作态度是“忧伤而不绝望地写作”。“忧伤”是迟子建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在迟子建看来,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2007年是迟子建收获颇丰的一年。她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还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短篇小说《野炊图》获得《小说选刊》奖,小说《花牤子的春天》获得首届中国新乡土小说征文大奖。对此,迟子建说,去年踏踏实实写了几部让我心安的中短篇,也是获奖比较多的一年,作家也不能因为多得了几个奖就认为自己的写作是重要的。况且得奖的是几年前的作品,能得奖也很高兴,但不能总结到成绩里。写《伪满洲国》的两年没得奖,但持续写一部心中所想的作品,写得很累,她会给自己一个奖励。

在中篇小说集《福翩翩》中,迟子建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故事。故事虽然忧伤、不幸,但迟子建讲述的时候,洋溢在人物之间的朴素的爱意,遮蔽了生活本相中的庸冗和不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笃定韧性的爱,他们可以忘却了物质的贫乏困窘,沉浸在丰盈的精神收获之中,于是平凡的日子也焕发了令人神往的光彩。因此,整本书中弥漫着明亮的暖色调。

想象在她美丽而亲切的故乡,她坐在书房里,享受窗外的山,享受月夜下泛着银色光泽的河流。她投入地写作,非常舒展,那种幸福感洋溢在她的笔尖和纸端,也洋溢在她写完后的放松。

“呼吸什么空气,产生什么气息”

迟子建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里度过的。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迟子建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在迟子建的记忆中,有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有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有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她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她喜欢采取童年的视角叙述故事,使人感觉很清新、天真。她写完《北极村童话》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师专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理由是太“散文化”。迟子建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1985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她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迟子建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写作是生命的一种存在

“我写作不是因为职业,而是因为我热爱写作,否则不会这样费力气。可以说写作成为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迟子建说。

小说创作中的各类题材,迟子建都驾轻就熟。她认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做《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她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相反,类似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起舞》这样的小说,她打腹稿时,就知道它会以中篇的形式出现。“容量大的水流,你把它注入窄小的河床,它就会泛滥成灾;而你非要把一条小溪引到大河的河床上,水流活跃不起来,势必会成为死水。所以,把短的东西拉长是臃肿乏味的;而长的东西,你想遏制它的生长,也是不可能的。”迟子建说,自己非常喜欢中短篇写作,写了20多年,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哪怕是写长篇的时候,都不会放弃中短篇的写作。如果每年不发表两到三部中短篇,就觉得这一年的“粮库”亏空了,会心虚。“我觉得中短篇的写作能锻炼一个作家的气韵。我想如果没有中长跑的基础,是不会有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的。同样,一个作家历经了中短篇的千锤百炼,奔向长篇的时候,才会体力充沛。当然,也有天才作家,靠一部长篇,就一鸣惊人的。”

迟子建曾经接到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到爱荷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写作、研讨等活动。来自20多个国家的36位作家参加了活动。每个作家都有3项活动:个人作品朗诵会、参加话题讨论、针对大学生的演讲。迟子建选择的是关于想象力的话题。在每个人半小时的演讲中,她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乡和文学经历。

如果问迟子建“作家的命脉是什么?”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想象力。”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就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一生最要爱惜的,就是保护和发掘想象力,它是写作的火种。

几年前《伪满洲国》的写作给了迟子建很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她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迟子建对自己充满信心。

“她们”是一群“热闹”之外的人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所有的女性几乎都具备健康、不屈、积极向上的心态。迟子建解释说,其实她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什么样的,男性人物又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我想我写过的女性人物,最典型的特征,应该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不过让我细致地‘总结’她们,我还是很吃力。因为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

作家笔下的婚恋家庭,总是各有特色,王海鸰是凌厉或者说是犀利的,万方则是温和的,方方笔下的婚姻有着万般无奈;而在迟子建的描述下,婚姻之温暖、亲切恰如冬天里的火炉,让人向往,每一个孤独的人都想走近。迟子建表示:“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她认为,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

而迟子建无疑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在《福翩翩》中,几部中篇都写到了厨艺,而且不厌其烦地描写制作过程,让读者的阅读也成为享受美味的过程。“吃,就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爱吃。有时心情不好,一顿美食就会令我云开日朗。”迟子建坦言,常常是,上午九点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五点,她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所以她写作的时候,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我的厨艺对我来说肯定是好的,对别人来说未必。”“而且,我在吃上,比在写作上更富于‘探索精神’,总想着花样翻新。”迟子建觉得,“吃”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你总不能让人物在作品中一味地谈“精神”,而不吃不喝吧?这有悖生活的常理。当然,无节制地“炮制”吃,小说又沦落为菜谱了。所以掌握好“火候”,至关重要。

无论是虚构了大量伪满时期的“小人物”生活的《伪满洲国》,还是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若干中篇小说,所有这些,无不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无不浸透着她的文学思考和生命观。

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也因此,她对城市怎么也热爱不起来。“我的故乡不仅意味着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休息的地方,那是灵魂的归宿,一个人的故乡情结总是含有宗教意味。人有故乡是幸运的,同时也会感到不幸,因为故土中不可爱的东西会被人为地美化。”

迟子建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但是,虽然迟子建的文字优美,作品不乏深刻与灵动,但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很少。对此,迟子建说,作品出版后,想要改编成影视剧的确实有很多,但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寥寥无几,可能是由于自己的作品缺乏影视剧所需要的流行元素。因为对影视公司来说,收视率高于一切。“我写作,就像你说的,只遵从内心,不会考虑它是否适合改编。作家留下来的,最终还是文字,而不是其他。”

(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4-18 第07版 )

丹薇: 迟子建写我所爱乐此不疲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年初出版的新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下称《额》)的开头,古老神秘的鄂温克部落故事由一位

饱经沧桑的鄂温克酋长之妻口中不紧不慢地铺展开来,有着浓重的宿命意味。

2003年出版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迟子建时隔3年完成的《额》,写作过程非常流畅,在两个多月里一气呵成20万字的初稿。“《伪满洲国》我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其间往来于漠河老家和哈尔滨之间,稿子放下几天还可以继续写。《额》的写作则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写得很连贯,好像是一口气要吐出去,不能断。”迟子建很享受这次的写过体验:“这篇小说动笔前,我用来查阅、准备资料的时间远远大于写作时间。我的本子上记满了几万字的笔记,只要能找到的关于鄂温克族的资料我差不多都看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谨的功课。我的写作不会过多考虑与文学无关的因素,那会使写作了无乐趣。我只愿写我想写的东西。”

同迟子建以往的作品相比,《额》中流露出更强烈的对生死、人性的超然态度。写了20多年小说的她,认为自己作品的这些变化与她的生活经历相关:“这篇小说中确实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悲悯。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原生态。很多诗性埋藏在他们血液里。除了超然,鄂温克人还有一种巨大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同于都市人的烦躁,这种忧伤很美好,是对生命本身的忧愁,非常自然。”

书中不仅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众多个性分明的人物也令读者印象深刻。男男女女,生老病死,原始的力量蕴涵着最纯粹的情感。书中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伴随着的是迥异的“死”,迟子建告诉记者,书中最后一个酋长死于熊掌之下确有其事,是发生在现实中的死亡,而她最为感动的是书中妮浩萨满之死,她死于为部落祈雨灭火的一次跳神。“她为这个纷乱的世界祈雨,我写到这里,每写几句话就难过得要停下来,感动于她的精神。这种‘死’是我理想中的。”书中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几部分,是否预示着古老的鄂温克民族连同游牧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将面临的命运?“我写作的时候这样设置是为了小说结构,鄂温克人每次搬迁都是从清晨开始,于是我很自然地从清晨写起,恰好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跟这个结构很契合。‘清晨’的鄂温克人,安静平和,受外来因素干扰非常少。令我难过的是‘黄昏’部分,节奏比较快,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真正的痛开始了。”

《额》出版后,有评论质疑迟子建这位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会有隔阂,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长大的她并不认同这种评价。这些鄂温克人曾经就生活在她周围,在山林中游猎。对鄂温克人的熟悉和尊重已经渗入她的骨子里:“他们所经历的四季风景变化、白灾(雪灾)、瘟疫等我都能理解,所以写这篇小说是我灵魂深处对鄂温克部落这种情感的集中爆发,是一个宣泄口。”

文如其人,文风质朴大气的迟子建有着北方人爽朗、直率的个性,她每年都有几个月要回到漠河北极村,她喜欢那里的山林、雪原,享受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迟子建不上网,很少读时下流行的书,最近的枕边书是辛弃疾的词选、《乐府诗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也是她心目中百读不厌的经典。迟子建不打算在今年再写长篇小说,会写几部中短篇:“虽然我写《额》的过程很快乐,但写完之后还是觉得很累,有透支身体的感觉,后反劲儿(东北方言)。”她说,当她完成这篇小说的时候,觉得书中的鄂温克人和游牧生活离她远去,令她陷入浓浓的伤感。

迟子建作品主题评价(莫言口中高傲的小妹妹)(10)

腊月的今天,通常是贴年画的日子。如今不时兴贴年画了,但在故乡,大自然送来的年画无处不在,就此贴两张吧。一张是母亲和霜花联手打造的,她侍弄的一盆三角梅在我居室的窗前红红火火地开着,浪漫的霜花做了它的底衬;另一张是我每日午后去雪地散步经过的风景,那种苍茫辽阔,是我生命和年的底色。 ( 迟子建微博2018年2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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