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自尽原因（民国船王卢作孚为何在1952年选择自杀）

本文摘自：《赵景深日记》，作者：赵景深，出版：新星出版社

卢家：创造而非享受幸福

这样的完人，可以用安？兰德的话来说：“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一

我们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历史有诸多想当然的理解，比如现代历史有一种混乱的自由，因此个人创业较现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投资的天堂，好像人们白手起家即可轻松地发家致富；还比如人们误解前贤即民国人物不善于不懂得生活，似乎他们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们承认民国人物的精神风貌较当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国人物的生命完善达到什么程度，今人是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的。从宗教界如佛教的四大高僧，到文化界的梁启超、傅斯年们，到赳赳武夫蔡锷、蒋百里们，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卢作孚出生在一个四川的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从一条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一百三十多条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七千余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因无钱作罢。

在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吗？显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从一个自学成才者获得了语言的能力，他在我们母语——汉语里登堂入室。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2003年重庆推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评语说，卢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我们能从他的勤奋节俭出发，断言他不会生活吗？

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至于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因为卢作孚没有私心，他说：“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师，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人人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他率先提出“乡村现代化”的思想：“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二

这样的完人在今天是难以想象了。但作家潘婧感叹，她以前也不相信这世上有完人，见过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之后，她承认完人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完人。

卢作孚的命运在1949年后发生了改变，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都关心过他，但他还是在1952年年初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虽然使他逃过了后来的历次运动，却使得他从整整几代中国人心中消失了。在他跟当代中国人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以至于今天的新闻记者也老实承认：“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甚至卢作孚的小儿子卢国纶也说：“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卢国纶难以理解的是，“完人”有着极为珍贵的自由。我曾经谈及这种自由：“卢作孚和陈寅恪在同等性质的大陆中国，没有出去，因为他们有远大于他们个人并由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们发现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他们仍能够选择沉默或死亡。”

要使卢作孚这样的人回到我们社会中来，在这个畸形市场化的年代显然是困难的。但这个工作几乎是由一个弱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卢晓蓉的长辈和兄弟们都忙于工作事业，无暇顾及宣传卢作孚的人生事迹，卢晓蓉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事实上，卢晓蓉自己从商从文，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个“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人，居然在经商之余写起散文来，并以《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等作品行世，获得过冰心奖。至于她的牛刀小试般地挣生活费，也是年龄相近的潘婧佩服的，潘婧感慨，卢晓蓉的能力大概来自遗传。

潘婧了解卢晓蓉生活的繁杂事务，她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孩子；她嫁给了著名书虫、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她得照顾丈夫的生活和读书写作……但这一切工作，卢晓蓉都做得尽善尽美。

最重要的，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卢晓蓉为把卢作孚推向社会耗尽了心血。在卢晓蓉那里，卢作孚不仅是她的祖父，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因此，她为一切愿意研究卢作孚的人提供便利，尽一切努力出版有关卢作孚的书籍：文集、年谱、画传、小说、剧本……

当然，作为卢作孚的长孙女，意识到卢作孚这一历史人物存在之意义的人，卢晓蓉可以说是最为准确地把握了卢家的家风家教。她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卢作孚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走向社会，几乎是异军突起。在他的身上有传统的孝悌之伦，母亲去世，他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决定放弃欧洲之行；父亲病危，卢作孚急由成都赶回，父亲故世后，他写下了《先考事略》祭悼父亲。不用说，卢作孚对大哥大嫂也是极为爱戴的，哥嫂无子，他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哥嫂。对弟弟的生活事业更是照顾有加，四弟卢魁群（字子英）在成都念书时，卢作孚除了负担他的学费和在生活上照顾他之外，周末还让他常到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三弟卢魁甲在晚年回忆他时感叹：“他童年在家总是天天抽空替父母砍柴、抬水、抹屋、扫地、买取物品，减轻大人负担”，“他本人极节约，日夜刻苦求学，很体贴父母和大哥的劳苦身心”。

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不仅贡献服务于社会，也提撕了一个家族。他对家人最重要的示范是做社会有用之人，靠“知识和劳动的本领”自立于世。他对家人最重要的传授是投身到社会建设中来。抗战时期，卢子英本来有机会像他的黄埔同学一样做一个中将，但卢作孚的意见是：“中国现有一两百个中将，但只有一个北碚管理局。”世人皆知，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而卢作孚为北碚所设计的蓝图，大都是通过卢子英之手来实现的。因此，卢子英当之无愧是北碚的奠基人。这一建设功德确实惠及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