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怎么样（从觉醒年代开始了解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觉醒年代》里提到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很多人可能和笔者一样，是第一次听到过。为了了解这一民初早期传入中国的政治理论。笔者带着好奇的心态去大略认识了一番。

身为青年、少年的陈延年、陈乔年两位民国时期的革命先烈，笔者一直不忍再去看他们的最后一个镜头，那么鲜活的、进取的、代表着未来的生命……

他们为救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了革命探索之路，寻求一种能够救国的理论。

这时，互助论走进了他们的视野。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其父为世袭亲王。克鲁泡特金对于政治的关切，改变了其在地理科学上的发展道路，他因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和从事反沙皇活动而被捕，在越狱逃逸后长期旅居瑞士、法、英，十月革命前回国。

1882年，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出现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西国近事汇编续编》中。

1907年，刘师培《天义》上发表《苦鲁巴特金学说述略》，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

1908年，法国留学生李石曾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新世纪》上发表，但是只连载一卷。

此时克鲁泡特金已经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视为领袖。

对其生平有了一个大略的印象之后，再看看他的著作《互助论》究竟写了什么。

一战时期，战争的残酷让国人意识到曾经流行火热的《进化论》解决不了西方的问题，战争爆发了，传入中国的“从清季开始输入的西方新学也稍失信用”，进化论被认为不适合中国。

这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欧洲盛行，中国的进步人群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理论指导中国的发展道路，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互助论。

1918年、1919年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译本出现、相关介绍、分析、讨论也频繁出现在国内杂志刊物中。

1921年周佛海翻译了《互助论》全译本，其后两年，连续两次再版。

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国内出现社团热，很多进步人士视互助论为理想理论，工读互助社、中华女子联合会、国货制造社等社团并不全是无政府主义性质，但它们基本是以互助为行动指导原则发展的。

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很多人是分辨不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区别的。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受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李大钊、毛泽东的言论中都可以找到克鲁泡特金的踪迹。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主要来源是进化论。他指出，动物是过着群居生活的，合群互助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从蚂蚁、蜜蜂到猛禽猛兽，如鹰、狮、狼、猿，均是群居生活、互助生存。

他指出“所有的合群动物或多或少都养成了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是指集体正义感。由动物推及人类发展，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人有两种本能倾向，狭义的利己本能和社会性的互助本能，互助本能更持久更稳固，这种互助本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原因。

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人类的道德就是来自自然，它由“互助—正义—自我牺牲”这三个发展阶段演变而来。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有道德，道德源于自然界，社会本能是人和动物共同具备的。

与达尔文不同，克鲁泡特金认为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不是竞争，而是互助合作。克鲁泡特金通过对一战的观察分析，指出竞争的危害，单单一场战争带来的罪恶，可能远超互助原则几百年带来的善举。他说“以互助倾向为基础的制度获得最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艺术、工业和科学取得最大进步的时期。”

克鲁泡特金认为正义是人本身固有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宗教或者形而上学，而是在自然界动物从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固有感情，也就是道德感情，根源来自互助本能。

他围绕自由、平等展开正义的论述，涉及科学、医学、经济、法律和无政府主义政党等多个领域。克鲁泡特金认为平等是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人人平等的基本前提。

克鲁泡特金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个人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力量，有时甚至于牺牲生命。相对于“互助”、“正义”这两个因素，自我牺牲并不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意识。他认为，现实社会中，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风气始终没有实现，为此必须要有一种理论来鼓舞人，让崇高的道德理想成为社会共识，那么自我牺牲就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然，那时人们会为了自我牺牲的机会而竞争，道德之花将绽放。

同时，他指出，光有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教育去培养这种自我牺牲，把个人培养成高尚的生命。

大致了解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一些观点之后，从历史下游的后来者视角去看，笔者看到了两点：

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片面强调了竞争，克鲁泡特金“互助本能”片面强调了协作，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偏颇的，自然界中，竞争存在，协作也存在，这些竞争和协作在相同物种和不同物种之间都时刻在发生。

单纯强调“正义、自由、平等、自我牺牲”这些乌托邦式的思想，忽略了物质基础，是互助论的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缺陷，它没有考虑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运行规律，离开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物质基础，单单强调道德和精神是无根之木。

考虑到当时一战的宏观背景，可以理解为何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盛行，一战以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奉为圭臬，但一战对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当时社会看来正是因为“达尔文式竞争”导致的。

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规避这种由于“竞争”带来的苦难，而互助论的出现，给了进步人士以希望，但精神上的希望是不够的，思想理论要经得起实践检验。

互助论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对很多进步团体起到了指导作用，推进了革命道路的发展，但单一的“互助”缺乏更深刻的社会物质规律剖析，作为一种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远远不够，只能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绽放的一朵鲜艳却短暂的花。

延年、乔年组织的工读互助社“俭洁食堂”，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种失败的教训和获得的思考是有益的，这种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探索，而他们最终也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路。

深思良久，想要重看《觉醒年代》，那个波澜壮阔的、英华辈出的、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