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行为障碍干预系统设备（可实现的乌托邦）

作者：姚森（乐见岛专栏作者）

字数：约9800字

问题关键词：精神障碍、抑郁、自治

问题解决者：何马、猩猩、罗月红

导言： 一百年前，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是谓著名的新村试验，自治是其鲜明主题。这场试验以失败告终。约莫一百年后，同样在长沙，诞生了心冀会所，主题同样是自治，只不过主角从百年前的青年学子，换成了一群精障者。这场精障者的新村试验真相如何？去向何处？请看乐见岛专栏作者姚森来自一线的报道。 引子：

“那时候晚上也会出去，觉得车牌子在暗示着我什么。”47岁的何马回忆自己精神分裂症“发病”时的感受，沉着冷静，说话不疾不徐。

2018年9月，他第二次“发病”并住院。

1993年，何马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设计院工作，4年后“下海经商”，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业。2000年，感情失利的他开始酗酒，离开了所在公司，再没有从事过一个稳定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真的是心灰意冷。”何马性格比较孤僻，所有的苦和痛都往心里咽，消解不掉，便求诸于酒精的力量。2年后，他跟妻子一同来到长沙，定居下来。

新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何马，他仍酗酒不止。妻子鼓励他试着再回学校读书，毕业了还能找个好点的工作，何马答应了。2006年，他回到大学攻读MBA。

同年10月，何马住进长沙市精神病医院（现名长沙市第九医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治疗。打入院起，他便夜以继日地在网上查找精神健康有关信息，下决心查清自己患病的原因。

2007年1月，何马像往日一般，继续着自己的网络搜索，发现中国心理人论坛刊登了一篇文章，没读多少，他就一眼看出，这是精障亲历者才能写出来的文字。更令他吃惊的是，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所在地景色、建筑与风土人情，纷纷指向自己所在的城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这么巧吧？”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何马添加了自传作者留在文末的QQ号。就这样结识了猩猩。

猩猩比何马年轻9岁，却比他更早接触精神障碍。1998年，猩猩中专毕业到深圳打工，做产品的流水线加工，能挣的不多，工作量却很大。猩猩难免心怀去意。2000年，中专同学找到猩猩，告诉他一个虽然挺累但来钱却快的渠道。猩猩动了心，跟着同学到了海南。去之前他有所怀疑，却抱着侥幸的心理未加拒绝。到海南后见到老师天天做体系培训，才知道自己猜的完全没错，这就是传销。

在海南的“体系”待了三个月，压力和折磨终于超过承受极限。同伴把猩猩送进医院。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同大部分精障人士一样，猩猩与何马都经历过一个不安、痛苦、愤怒、无助，并拒绝精障身份的阶段。猩猩出院后，进入湖南大学继续成人教育，也希望借此机会调养自己的身体。刚出院时他一直按照医嘱坚持服药，过了一年多，身体和精神状况已明显好转。在丢掉“精神分裂症患者”帽子的强烈冲动驱使下，他自行选择停药。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一切正常，这让猩猩紧张的心放了下来。

2003年，大学毕业的猩猩找到了销售的工作。四处奔波，常常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加之应酬所需不断饮酒；双重刺激下，精神分裂症复发。

何马常同猩猩交流精障亲历者的个人感受。他觉得精障人士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意愿要丢掉“帽子”，最大原因还在于主流社会的偏见。有很多像他俩这样的人，渴求支持，却常常求助无门；尝试变化，却往往无力回天，不知道哪里有出路，何处是前程。第一次住院的经历更让他有种孤立无援的感受：“最受歧视的地方，有时恰恰是在医院，有的医生常会对你颐指气使，一些护士的态度就更恶劣，真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2006年，何马接到来电，询问他是否愿意尝试体验一种同传统医疗完全不同的模式。何马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心翼会所”的名字。

这里是心翼

罗月红是心翼会所的主管。会所自07年创办起，已经陪伴她走过了11个春秋。

发展至今，心翼会所已有700多名注册会员，其中80%以上都患有重度精神障碍。每天有40-50名会员到场进行日常活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来运营这个机构。但我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会员到场。”说起心翼，月红非常自豪。

图：心翼会所外观

不强迫是心翼会所跟其他精神康复机构最大的分别。不仅不强求会员每天到场，而且会员是否吃药，是否看医生都由他自己决定。会所全程贯穿自愿、自主、自治的原则，几乎所有事情都协商决定，共同遵守。但会所并没有因此涣散，反而更具吸引力。在这里，会员拥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同时每个人的自由表达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尊重。

心翼会所目前设有生活部、教育部、就业部、文宣部等部门，分别负责会员们的日常活动与饮食安排。每个部门由职员牵头，感兴趣的会员同职员一起协商任务分工并执行，共同推动和维护会所的整体运转。

每月第三个周三的下午是当月的生日会，愿意到场的会员共同为该月生日的会员庆祝。还有月会、周会及形形色色的讨论会，所有会议都由各部门轮岗主持。

会员们在周会上探讨上至机构发展、下至个人生活中的困惑和挫折等大小各式议题。他们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接收有过暴力行为的康复者。经过讨论，会员们一致决定，只要康复者在当下没有表现出攻击欲望和行为，就能与之相处。甚至日后若有初犯，也可先以谈话和告诫为主；如有再犯，则将按照准则请其离开。

新来的会员常常会对会所的准则理念、运营模式感到惊讶与好奇，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毕生未曾体验过的东西。对猩猩与何马来说，却早已耳熟能详。作为会所第一批会员，他们一同见证了会所的成长与发展。只是在会所初创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当初的那个新生组织，居然能长成今日模样。

从星火，到燎原

2007年初，罗月红时任长沙市精神病医院护士长，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但一次医院中层干部会议，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会上，院长让大家一起观看会所模式的宣传片，希望从中挑选一人来做会所主管。

会所模式对与会者来说，简直闻所未闻。有的人感到震撼——那些从来都是被监管的，甚至是被认为有危险的精障人士，竟能获得自由活动的权利？甚至还能自己决定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还有人明确反对，认为纯粹多此一举——精障人士就应该被关起来，受到严格监控。

阻力巨大，但院长力排众议。最终有十来人报名，罗月红是其中之一。“我想着自己很久没面试了，那次正好是一种锻炼。”她说起自己的脱颖而出，“可能是看我有些精神科的临床护理和管理经验，再加上面试的表现，领导就决定让我来做这事。”

被任命为主管之后，她才知道，开办精神康复会所的机会来之不易。会所最初三年的资金来自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除长沙外，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一个非常严峻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三年之后，项目如何运转下去？“其实当时医院的条件并不好，但院长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便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也承诺我们医院作为后盾支持这个项目做下去。”嘉道理最终被院长的诚意和决心打动，将会所落户长沙。

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月红按计划一点点做起。她找到医院的住院患者登记册，在几百人的名单中，同18-60周岁年龄段的患者一一联系。有42人愿意保持长期联络。当时还处于筹备期，为了确保联系不中断，月红就每周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在寻找到合适的办公场地前，只能用家里的座机同每个人联络。

图：国际情况

会员招募完成后，月红需要带一位会员代表，前往澳洲布里斯班的Stepping Stone会所接受培训，院领导选择了何马。同行的几人一起住在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里。月红觉得自己方向感不强，英文又不如他，就直接把钥匙交其保管。很多人对此表示惊讶，因为那时她与何马只见过几次面。月红却视为平常：“我信任他，也需要他。我一直觉得可以让会员参与所有事情。这种理念从一开始就在我脑袋里扎了根。”

7月2日, 会所开始试运行，共有3名职员与9名会员到场。9月7日正式开业，到同年年底，会所总注册会员数为50人，每天到场人数维持在10人左右。当时整个会所只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负责制作午餐，打理内部事务，一个部门负责行政管理和对外联络。

院长给了月红很大的自由，让她去大胆探索和创新，把颠覆传统医院模式的会所模式坚持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真的还是按照以往的方式，“不可能做成会所的。”刚开始运行时，月红遵循以往医院的工作习惯，每隔三天记录一次会员的情况。无论会员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记录在册。她觉得这可以帮助职员了解会员情况，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和建议。

有一次国际会所的专家到会所考察，月红就这个情况做了介绍。谁知他们马上反问：“如果咱俩是同事，你会愿意让我每天在背后记录你的一言一行吗？”这是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一下把她问住了。

国际专家刚走，月红就做出了改变，不再每隔三天记录会员的言行，而是以月度或季度为标准，定期与会员当面协商他们的目标，协同会员回顾自身的生活状态，并相应做出一些就医、生活、教育、工作和社交等方面的建议。

可是，并非所有会员从一开始就能适应会所模式。大家常常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往往一天下来，什么都没做就离开了。“于是出现到处找人的情况。”月红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和大家商量着把各自的职责全部列出来，写到白板上，署上名字，谁如果不清楚，就过去查验。渐渐地，会员们知道了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秩序就慢慢建立了起来。

不止会员，职员们也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探索和尝试，才彻底适应会所模式。很多情况下，职员们做一件事的速度比会员快。有个职员曾在部队待过，常常一个人准备200个人的饭菜。到会所负责生活部方面的事宜，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职业习惯，他总担心会员们土豆丝切得不够细，辣椒洗不干净等等，便大包大揽，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做了，之后还不忘给月红抱怨工作劳累。月红知道有一个会员懂厨艺，就请他去帮忙。谁知他刚进厨房，马上就退了出来。月红很奇怪，立马问缘由。他幽幽吐出几个字：“我觉得厨房好像不需要我的样子。”

另一个医学院毕业、自己不会做饭的职员负责生活部的工作时，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完全向会员开放。这个部门一下变得非常受欢迎。会员们会你一言我一语的商量说，明天早上需要什么样的食材，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菜等等，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月红时常以此为例告诫职员，让他们明白，不能自己什么都干。“但这往往是最难改变的一点。我们一些职员以往在别的机构工作过，常常最注重结果，只求完成任务。但我们这里不同，我们注重过程，我们的职员不是自己把工作做完，而是通过和会员一起工作来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月红的努力没有白费，每个人的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一次周会上，一个职员给大家诉说自己的无奈：有时要拖地，如果自己来做，他两分钟就能完成。可是为了让会员加入其中，他需要邀请十几次。月红刚要回应这个职员，一下被一个会员抢了白：“那你不做啊，你想办法把他请动呀！”会员刚说完，全场都笑了起来。

群体的合力是巨大的。会员们很多时候成了推动会所发展的关键力量。会所创办之初，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并不多，相关部门的管理未能走上轨道，包括这类机构如何缴税都不明确。税务局曾下达通知，要求迅速缴税，否则便要强制关闭会所。月红只好亲自去协调。会所的性质决定，她必须邀请一名会员同行。税务局人多事杂，工作人员先把月红和会员晾在一边，迟迟没来沟通。

会员不太清楚现场状况，只想着别让自己和主管等太久，就自行坐到税务人员的座位上，把桌上的茶倒来给月红喝。这一下把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逗乐了。可正因为会员“阴差阳错”这么一闹，月红得到了与工作人员沟通的机会。税务局了解了会所的情况，耐心帮他们办好税务，并从此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每次会员过去，工作人员都会很热情、耐心地接待他们。

还有一次，卫健委的领导来参观。一个会员带着领导跑上跑下，耐心细致，对答如流。领导以为是经验老道的职员，不疑有他。直到最后，会员才说出自己的身份，到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这样的事看上去像个玩笑，却着实增强了相关部门对会所的信心与支持。

纵然如此，难免也有意外发生。会所取得一定发展之后，有不少社工或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前来实习。有个女实习生，在活动场地转呼啦圈，腰腹部的皮肤露了出来。身旁的会员很传统，觉得此举不雅，一下冲过去，要教训她。实习生从未遭遇这种状况，“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好在周围的人反应快，立马把他们俩拉开。月红赶到现场调解，并因应此次事件，建立了一套针对实习生和志愿者的工作场所着装与行为规范。意外情况没有成为阻碍，反而促进了各项制度的完善。

2009年，心翼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国际认证的会所。三年后，长沙市民政局将其当作范本，要求每个下属区都组建同类机构。截止到去年，已有7家会所在长沙成立与运营。

支持的港湾，安心的家

嘉道理基金会如约停止资助，已经十一年历史的心翼仍在良好运营。目前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中国福利的公益金，二是残联的托养补贴。中国残联针对重度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持证群体，有一项托养政策，意图减少残障家属或所在机构的压力，但要求只有当残障者在机构每天待满6小时，才能拨付相应款项。

在月红看来，托养不应是“替别人养着他/她”，而应该为精障康复者赋能，最终达到回归社会的目标。如果强行要求会员每天严格保证待在会所6小时，一来实现难度大，二来阻碍了患者的社会融合。月红曾同残联领导一起出差，她就此问题据理力争：“会员中午回去给父母做饭，这样还能待在会所吗？如果待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待一天不可呢？”在她的努力下，残联同意进行累计计时，只要总时间满了6个小时，就按一个人头算。

除了在面对资源方时尽力保障会员权利，在生活中，会所也尽可能维护他们的权益。有一年，会所获得“爱心团队”的荣誉，月红同几十名会员一同领奖。刚到达颁奖地点，就收到一个会员发送给她的照片。照片中的剧场电子显示屏上分明写着：酗酒、衣冠不整及精神疾病患者禁止入内。月红立马找到工作人员，却被告知这是规定性标语。

忿忿不平的罗月红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半软半硬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的目的是保持会场安静安全，若不遵守规则当然应该离开。但你看他们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衣冠不整，他们有权利平等参与，没道理被禁止入内。不然，倒真可能导致矛盾，甚至闹出事端。”听罗月红这么一说，自觉理亏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将标语撤掉，给他们放了行。

在这种平等友善的环境下，会员们都有安全感，愿意分享各自的生活和生命感悟，给予身边的人力所能及的支持。改变和成长往往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

猩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猩猩常给别人分享对他影响巨大的八个字。这缘起2005年，那时他仍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看到电视剧中提到“精神病”三个字，心都会猛跳一下，出现应激反应。为了改变现状，找出自己痛苦的根源，猩猩到湘雅医院接受心理咨询方面的培训。培训中一次小组分享，老师提示大家两组词：敞开自己，机会来了。如被闪电击中，猩猩辛苦背负五年的盖子，猛然打开。

小组分享结尾，老师让学员们都拉着一个人的手，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猩猩用颤抖的双手拉住老师，告诉他自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当时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猩猩回忆说：“老师听完一愣，随后用另一只手对我竖起大拇指，反复说，‘你太了不起了，你太了不起了’。这情景我一直不能忘记。”

猩猩喜欢写作，常把自己精障的亲身感受写出来，分享给有类似经历的人。这习惯也被他带进了心翼会所。猩猩力求写作的真实，甚至包括一些特别的经历——2010年，他正同客户洽谈生意。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后，整整四天四夜，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也分不清自己身处何处。

经过两周的治疗后出院回家，猩猩将这段感悟和反思记录下来，分享给周边的人，甚至还向精神健康刊物或论坛投稿。他认为所有的经历都有意义，也都有缘由。像《重建自信》《行走在感恩的路上》，都是他的杰作。

有时他在写作中也会提到何马，鉴于何马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特点，他在文中给何马起了一个名字——沙漠。猩猩把自己的稿费地址填为心翼会所，时不时有稿费寄来，常常是几百块，他就请几个会员一起吃饭。有时久不写稿，会员们还会问：“你什么时候写稿啊，我们都等着看呢！”

安全的氛围营造和正当的权益维护固然重要，但要让会员们回归社会，这些仍不够。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特定的工作能力，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目前在心翼会所，会员通常分为无就业、过渡性就业、辅助就业与独立就业几类。700多名会员中，正在独立就业的会员有200多人，他们一般是加入会所时就有自己的独立工作，选择加入会所更多是为了找到一个集体，获得情感上和自我认同上的支持。

至于辅助性就业，会所会提供部分支持，包括提供就业信息，协助准备个人简历，指导面试技巧等等。这适用于能力稍弱但有一定自主性的会员。过渡性就业是会所对能力较弱、工作技能较匮乏的多数会员提供的就业支持。精障者就业的难点一般来自两方面：一是精障人士常常将自身封闭起来，导致自主性和个人动力的丧失；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的偏见，雇主常常不问缘由便弃用精障人士。

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配合，长沙市民政局也的确给了会所很多方便。曾有会员给民政局长写信，请他帮忙寻找就业岗位。民政局就此下达文件，让月红从民政下属单位中寻找合作对象。这给会所打开了口子。至今，会所已经与长沙市内包括医院、驾校、商业公司在内的多家机构达成了合作，过渡性就业岗位包括保洁员、仓管员、园艺工、服务员等较为初级的工作。职员会先搜集有关信息，之后进行招募。会员到岗以后一般会工作6-9个月，之后再轮换。

图：就业工作栏

会所还会做很多其他的支持性工作。职员会陪着会员一同到岗，直到确认会员可以独立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才返回会所。此后，职员会跟进了解会员诉求，以便做出相应回应和调整。有次，一位会员就业地点设有门禁，必须打卡进入。他没有卡，困在了门外，而且怎么按门铃都没人开门。这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他不愿再去上班。会所闻讯，及时派职员同雇主沟通，解决了问题。

就业过程中类似情况多有发生，但因有这样的全程支持体系，会员自信心便逐渐强大起来，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工作技能和生活能力上的诸多提升，也就无惧与困境搏击，与障碍共存，获得回归社会的力量。

爱与感恩

2013年，猩猩找到何马。作为心翼会所的受益者，他希望在与精障同行的过程中，能不止于感悟，用自己的力量，多做点什么。猩猩曾有一本未能出版的书，名叫《感恩之旅》。两人合计了一下，不如就做一个“感恩之旅”的项目吧。

稍后，新新又找到了一个合作者，名叫星光。

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人开始了自己的尝试。他们明白，精障患者被国内主流医学定义为异类，病耻感很严重，很容易将自我封闭起来，与外界的信息交换，通常限于互联网。所以三人将最初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网站、论坛和QQ群上。2013年11月，他们的网站正式上线，取名感恩之旅精神康复联盟。猩猩和何马根据自身经验，把康复者可能关心的问题在网站上和盘托出，供所有人分享。

此外，猩猩与何马通过QQ群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认识的病友集结起来。每周六，大家都会在线上互相交流所思所想。活动被命名为生活发现会，意为发现生活的点点滴滴所带来的感悟和美，求明理，求放下，求顺其自然。

2014年，何马无意看到了深圳衡平机构的有关信息，创始人黄雪涛是长年做精障者权益维护以及自倡导的知名律师。何马觉得衡平不错，便将其介绍给了猩猩与月红。这年8月，在月红的带领下，猩猩与何马参加了衡平机构的年会，大开眼界，开始明白什么是自倡导，什么是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什么是支持性自主决策。总而言之，他们明白了即便是精障者，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这给他们成长为精障者意见领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不断的积累和成长，让他们渴望做更多的事。2015年8月，感恩之旅入驻长沙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开始为期一年的孵化历程。基地为每个入驻项目提供2万元的启动资金、免费的办公场地以及定期的各类培训。除此之外，基地还为感恩之旅安排了两位督导老师。其中一位便是月红。

经过一年培训，感恩之旅从基地中孵化成型，在长沙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由精障者自己主办的自倡导民营非营利性机构。此后，他们将活动拓展到线下，相继推出了求助热线和康复者探访活动。前者面向全国的精障康复者，后者聚焦长沙市本地的患者群体。他们还把自己的事业告知了心翼会所的其他会员，好几个相知相熟的会员也加入了感恩之旅。

雪涛律师曾在2015年给猩猩和何马建议，让他们主办次年精障者自倡导年会。这既是莫大信任，也是重大考验，他俩都没有十足把握。但因为衡平机构的帮助，一年之后的2016年11月，感恩之旅组织的精障自倡导者麓山年会，终于在长沙成功举办，来自全国的五十多个精障康复者参与其中。猩猩与何马作为主持人，第一次登上盛会的舞台中央，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感恩之旅事业的巅峰。

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成就，奠定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谈起互相关系时，无论是月红，猩猩，还是何马，都把各自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

敢问路在何方

2016年，麓山年会举办前后，猩猩与何马先后主动停了药。猩猩更多是觉得自己彻底放下了，很多以前有的精神包袱全不见了，无须再吃药。何马则是跟随。“我听说他停药了，也想试下，毕竟太想丢掉这个帽子了。”说起停药动机，何马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试图挣脱精障者身份，还没能彻底放下执念。

停药之后，何马的思维、情感和社交状态突然天翻地覆。“思维变得无比的清楚，口齿清晰，一点不吹牛，甚至可以说是出口成章。”

那段时间，何马还主动申请到爱尔兰的暑期学校，接受残障法律的培训。几乎十多年未开口说过英语的他，同外国人聊天、辩论甚至登台演讲，仿佛无所不能。无论对方来自保加利亚还是丹麦，都相谈甚欢。“我也不知为什么，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何马对记者说。

猩猩也同时发生着改变，不过更多是工作重心的迁移。2015-2016年，他成为慈济基金会的社工。麓山年会之后，他更是逐渐将自己业余工作的重心，全部转到慈济，淡出了感恩之旅。

2018年9月，何马再次“发病”并住院。出院后，他发现自己“口若悬河”的本领居然消失了。不过他庆幸这次住院并未将语言能力完全剥夺。至少，其状态比以前猩猩叫他“沙漠”的时候强多了。

何马说现在常会觉得孤单，因为猩猩的淡出，感恩之旅停了下来。今年组织将要面临“重新注册或注销”的抉择。目前看来，形势不容乐观。但他对猩猩的选择仍深表理解。

他俩现在几个月才去一次会所。何马觉得，现在会所的氛围和最初也有不同，人与人之间仿佛难有最初的亲近与信任。“有时去会所，看到有的会员不容易，再好的方法，有时也未必能起到百分百的效果。这么多年，我已经知道三个会员从世上离开，还有一个从楼上摔下来成重伤。”他说着自己感受到的机构的改变，脸上开始浮上迷惘的阴云。

何马现在以学英语、学日语作为自己的兴趣点。每天都会听CNN，从起初的完全不懂，到现在已能听懂50%。有时在街上碰到说日文的店员，何马还会与他们亲切互动。偶尔他也会在网上用音乐软件唱唱歌。他觉得，其实很多精神障碍和心智障碍都是内心的热爱和原动力被压制住。当人真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往往才有希望获得疗愈。

尾声

2019年对罗月红来说，同样是新的开始。心翼会所之外，院长又交给她一个项目。新项目就在长沙市精神病院日间康复中心，同样用会所模式运作。她打算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些新东西，延伸服务，包括与病房和社区的链接。

月红两地奔波。有时上午在医院，下午才能过去会所。墙上赫然在目的心翼寄语，是她每天必读的：每位会员都能重过美好生活。

会员们则更喜欢另一个版本：尽管精神病患者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他们依然有能力迸发出自身潜能，并做出有益于社会的贡献。

每天，月红都是最后离开的一个。看着会所同仁们忙完一天的事务后相继挥别，确认会所没人，罗月红才关上灯，拉上门，挂上锁。

年末的长沙傍晚，雾蒙蒙的，伴着点点雨花。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过路的人声伴随着城市的灯光，渐沸渐明。偶尔细风潜过，勾起丝丝寒意。一轮朗月正从薄雾中探出身子。

“明日会是一个艳阳天！”她这样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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