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自传（江渭清特别反对）

编者按：

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曾经获得“上海十大藏书优胜奖获得者”的邱根发先生对此深有体会。邱根发先生退休前曾是丁香花园宾馆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因为爱读书，恢复高考后他圆了大学梦，因为爱读书，他在长期接待重要客人的工作中与不少老领导交上了朋友，也因为爱读书，退休后的他，每一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

邱根发先生 (摄影/陈思众)

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邱根发毕业后被分配到西郊宾馆搞接待服务工作。“怪屋”是西郊宾馆里一幢专供住客小憩的独立别墅的别称。最近，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日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了一组“以书为媒”的文章，回忆他在接待一批老辈革命家过程中，收获有关学习知识与为人处世方面的小故事。

这些领导干部工作岗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邱先生认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特别爱读书、爱学习，并敬重知识分子。

东方网·纵相新闻取得邱根发先生独家授权，刊登这些文章。今天是第五篇。

撰稿 | 特约作者 邱根发

我在西郊宾馆“怪屋”工作期间，曾多次接待过江渭清同志。他那时刚从江西省委书记的位置退下来，离休后安居在江苏南京。

江渭清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后又任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在上海有不少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

江渭清在离休后的日子里，也经常到上海来看看、住住，会会老朋友。他原先住在吴兴路上的一幢普通公房里，后又搬到淮海西路上一幢公寓楼的三楼。他的生活质朴简单，不愿意麻烦人，平时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打理，偶尔请阿姨烧烧饭，完全是一个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根本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老前辈、老革命。有一段时间他不常去江苏，因为怕影响江苏省的工作，所以他乐在上海“逍遥自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叙旧谈新”。

那时江渭清在西郊“怪屋”小憩时，也常与魏文伯等老同志聊天，他们大都聊聊身体，家庭，小孩，老战友们的近况等。江渭清长得很英俊，浓眉大眼，身体也很健硕。有时他还和夫人徐敏一起来，徐敏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清秀，年轻时一定是一位美女。

江渭清（右一）与萧望东（左一）、杨尚奎在中顾委华东区上海会议上（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那天他的兴致很好，问了我们一些宾馆的经营情况，当知道这栋淮阴路200号有“怪屋”之称，就叫我们拿来钢笔和纸，写下了“怪屋”二字，他的字笔力劲挺，现在想来当初没留下他的“手迹”，非常遗憾，不过当初工作也有规定，不能私藏。

不过，他们夫妻有时谈及家庭孩子时脸上总有一丝愁云，后来我得知他们的一个女儿得了抑郁症，想来对他有不小的打击。

我在日记上记得比较详细的是1981年10月14日星期三上午9点，江渭清穿着淡灰色制服，戴着口罩，来西郊“怪屋”。

他和往常一样，总是和我们握握手、打打招呼，只是与往常不同的是，他刚坐下，随后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是他的夫人徐敏，拉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姑娘，想必就是他们的女儿了。

她们上周也来过，他的女儿特别喜欢吃莲子，恰逢10月结莲子的季节，他们就在西郊的荷花池里采了一个莲蓬，他女儿还抱怨一句“只采到了一个”，老太太只是笑笑，安慰她，看来她女儿当时病情还没有好转。

江渭清与我们拉家常时，特别鼓励我再多学习英语，多读书，积累一点生活的素材，可以用外文描写一下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生活、经商活动，他们来宾馆住宿及宴请等具体的细节。

他说最近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是过分宴请，还有有些“不搭界”的人也来陪吃，他叫我向我们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宾馆不要总是按照中国人习惯的那一套，外国人来了我们总是请他们吃饭，而且宴请的排场都很大，甚至还有公款陪着大吃大喝，十分铺张浪费，这样的风气很不好。

他又说道，周总理当初在中国很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广交朋友，所谓的“穷大方”，但他的“穷大方”是有原则的——1964年周恩来出访非洲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毛主席曾调侃着说“中国当年入联合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去的”。

周总理的“穷大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人们不光称赞周总理广交朋友，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去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人唱反调，这确实是罕见的。

而我们现在的状况则不同，千万不能穷大方，这样反而会引起反感。他还说宴请是互相的，要按照接待国的习惯，有些外宾也很富裕，他们也可以请我们吃饭，表示互相尊重。我们也不是很有钱，公款吃喝的风气十分不好，害人害己，我们又不是大老板，为什么要摆阔气呢？

他还说最近还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互相之间不称同志，而是称老板，他说称同志或者经理即可，为什么要互相称老板呢，听起来很别扭，从国内讲到国外。

随后他又叫其他服务员坐在他旁边，聊了起来。当他听到我们这里晚上要值班，服务员小颜一个人值班很害怕时，他笑了起来，一边用电动刀刮胡子，一边说起他自己21岁时，当时任营级教导员，在一次掩护同伴撤退时腿上中了一枪，倒在死尸中，脸上都是血，在国民党兵来搜查时，他与死尸睡在一起，佯装已经死了，渡过难关，捡回一条命。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腿在1931年秋冬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的朱木桥战役中，又负了重伤，腿骨都被打断了，当时的医疗条件又差，部队只能用木板把他的腿固定住，放在担架上随军转移，昏迷了个把星期才苏醒。后来他在被调至红军第三总医院任政委时，一位被俘虏的国民党上校军医冒着风险为江渭清做了复杂的外科接骨手术，还借钱给江渭清补身体。江渭清十分感激这位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医术高明的老医生。

解放后，他收到一封来自那位老军医的求助信，由于家境困难，老军医颠沛流离了近20年。虽然江渭清自己也是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仍向公家先借了20元寄给老军医，以解燃眉之急。三年后，他回乡探亲时想去探望那位有恩于他的老军医，可惜老人却已病故。看着老人遗像，江渭清情不自禁摸摸自己右腿，百感交集。

从江渭清的谈吐，可以看出他很有文化修养，人也健谈。他问及我平日里看些什么书，还建议我不仅要看与自己业务相关的书籍，还要对其他领域的书籍有所涉猎。

他推荐我阅读《红旗飘飘》系列丛刊，里面包括回忆录、传记、小说，诗歌和日记等不同体裁，内容包括描写革命领袖、记录革命先烈、回忆著名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刻画无名英雄以及描述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等等。

他自己谈起距离读初小已经70多年了，但依然能背出三字经，他还考取平江第四高小的插班生，直接上了高小的五年级。他的刻苦学习使他打开了眼界，使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他讲起这些故事时，充满着对我们的期望，有时候我们也会背诵起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最难忘的是，记得有一次上午10点左右，江渭清突然独自一人来“怪屋”小憩，一反常态，神色凝重，他人还没坐稳，就向我们问起上海居民住房实情，我们也实话实说了，在上海住房普遍比较困难，有的一家三代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屋子里，很多年轻人结婚都没有房子，到乡下农村去租房子，人均居住面积不到两三个平方，床也没地方可以摆放，到了晚上铺草席或者木板，直接睡在地上，白天再卷起放好。

随后他就对我说起昨日他去司机苏荣和家阁楼的事，小苏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三层楼的顶层小阁楼里，没有煤卫，生活很不方便，听说他家这幢楼原先是一个仓库，灯光十分的昏暗，有些地方头连身子都直不起来。

他感到很难过，并叫小苏一家住到他淮海西路的房子里，他说到这句话时充满着真情。

他说他要写份材料上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想不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上海人民的住房条件依旧这么紧张，上海人民对国家贡献很大，政府该怎样加快建设，解决老百姓住房的难题。

后来我才知道，江渭清那天傍晚去小苏家看住房的情景。：在司机小苏的带领下，他们沿着昏暗的小道，通过狭窄陡峭的楼梯，实地“考察”了小阁楼。此外，他还仔细询问了小苏的生活现状、每月收入等生活问题。不久后，江渭清还把住房困难问题直接向上面反映。

这样的大官退下来了，还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问题，实在难得。

江渭清在党内一向以直言不讳，敢讲真话而出名。1960年，毛主席把六个大区的书记及相关省委书记叫到前往杭州的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就是其中之一。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其他人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认为好处很多，有的则认为弊大于利，众说纷纭。只有江渭清一直在沉思，没有说话。

江渭清（左）与杨尚奎在春节茶话会上（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当毛主席点他的名时，他就把自己不久前到农村调查时发现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及参会者说了出来。因为江渭清等人的“直言进谏”，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主席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若干年后，我已经离开了西郊宾馆，听“怪屋”的同事和我说，江渭清仍然会时常去坐坐，他也从其他员工处了解到，我们上级单位对住房困难的现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原先高邮路44号仓库和虹桥路1776苗圃临房改造成多处鸳鸯房，供大龄新婚夫妻临时租住，还在虹古路266弄建造了好几栋六层的职工住宅，分配给困难职工和分居两地的夫妻。搬进新居的员工面向虹桥迎宾馆的正面，花园鸟语花香，感到惬意和满足，使好多结婚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都切实解决了住房问题。

他听了后非常的开心，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江渭清虽已过世多年，但他这种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深夜探访小阁楼，了解民情，为民解忧，急群众所急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不禁令我想起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叶一枝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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