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标点符号的用法及正确使用（以标点引导文言文解读）

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　陈明洁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21年第10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

【摘　要】文言文的标点正确与否，对文意的表达和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高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标点，存在着与文意不尽相符或前后语义抵牾的问题。对此特做举例辨析，以与教材编者商榷探讨，同时给语文教师提供教学和研究参考。

【关键词】标点　文言文　语文教材　文本解读

文言文解读，语言疏通是首要的一步。一般而言，若文本的语言表达直白明晰，今人阅读理解的障碍就小。反之，语言表达含蓄隐晦，今人阅读理解的难度就大一些。但不可忽略的是，标点符号的施加对表达和理解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而妥善的标点，可以引导读者准确解读文本；错误或不当的标点，则会使解读产生疑窦而受阻。本文即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下两册为例，谈谈有关文言文的标点问题，以与教材编者探讨并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引号内外的标示——《师说》语言运用辨析

韩愈的《师说》在以前各地出版的语文教材中，标点就有所不同。统编版高一必修上册（2019年8月第1版）所收此文，延续人教版语文教材历来的做法，其中有一语段标点如下：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此语段中所标引号内的四句话，是作为士大夫“群聚而笑之”者回应“问之”者的答语，随后作者再发出“呜呼”的感叹。但在今人选编的《师说》文本中，此语段较为多见的标点方法，一是“则曰”后不作为直接引文而不标引号，且于“道相似也”后标句号；二是将“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作为直接引文而标引号，后两句“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则作为作者的话放在引号之外。

从文本解读来说，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究竟是士大夫“群聚而笑之”者的答语，还是作者对耻于相师者的概括评议之语？对这相连的四句话施加不同的标点，可以反映不同的解读观点，其例如下：

①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②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③“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④“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从以上四例可见，例①③在“道相似也”后为逗号，则加或不加引号都表明前后四句话是“群聚而笑之”者的答语，区别在于例①可视为作者转述，例③则表明答语原话；例②不加引号，但在“道相似也”后用句号，表达的意思就比较隐晦，既可理解为四句都是答语，也可理解成后两句为作者之语；例④的标点表达的意思则相当明确，即前两句为答语，后两句是作者之语。

对此不同的标点和解读，语文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不断有业内人士在期刊上撰文发表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教材中的《师说》的标点（即例③）是错误的，且大多倾向于应当作上述例④的标点，即表明“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是作者的评议之语。对这些意见，笔者不再赘引，在表示赞同之余，仅就其未述及之方面，略做补充论证。

对于“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是作者韩愈的评议之语，古代不少学者即做如此解读。如南宋理学家兼文学家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收入韩愈《师说》并于篇首评曰：“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这里所称“意说”，是指作者独创的意见；而于“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下又注曰：“生意说。此二句佳”［1］。则不仅认为作者的概括评议之语有自己的创意，而且赞许其为佳句。南宋郑霖所撰《南安三先生祠记》有云：“昌黎韩子作《师说》，谓‘官盛则近谀，位卑则足羞’，盖伤师友之缺久矣。”［2］虽所引两句原话倒置，但一字不差，且“谓”字的主语是“昌黎韩子”，推断其说此语的原因是“盖伤师友之缺久矣”。这无疑是将这两句引语视为韩愈所说。南宋张侃《上谯大卿令宪书》，称“退之《师说》所以规矩后人”，并谓其“位卑则近羞，官盛则近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语，“皆所以持择而为士君子之归者有间矣”［3］，显然也是把“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当作韩愈所说。明代叶向高在其所撰的《明茂才华东卓先生墓志铭》中有云：“余惟古人最重师授，两汉之世，传经必推所自出，即官至通显，犹云臣师某人之力，盖犹有三代之遗意焉。近世此风浸失，韩愈氏作为《师说》，有‘位卑足羞、官盛近谀’之诮。至于今，而名为师弟子云者，抑又下矣。”［4］此中将简缩后的“位卑足羞、官盛近谀”两句作为讥诮之语，则解读为出自韩愈之口也是十分明显的。

​当今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解读《师说》，不乏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分析鉴赏此语段，对“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归属的看法与古人一致，尤其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名家所撰赏析文章，十分精彩。如王运熙《略谈韩愈的〈师说〉》一文，认为韩愈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个特色是错综多变化，给人以毫不平滞呆板的感觉”，举例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小段中，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的直接口吻来描绘士大夫之族在从师问题上计较年岁，底下‘位卑’两句则用作者口吻来叙述他们计较贵贱，也是善于变化的一例。”［5］又吴文治《韩愈〈师说〉讲解》文中也谈道：“《师说》在句式和语言的错综变化方面，可供我们细细琢磨和借鉴的地方很多”，举例云：“‘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直接采用士大夫们对话的口吻来写，它不仅表明了士大夫们对从师计较年龄地位的错误态度，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情。文章直接引用他们的原话以后，紧接着‘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便立刻改用作者对士大夫们的言行进行评述的口吻来写，使两种不同的态度，针锋相对。这也是本文运用语言善于错综变化的很好的例子。”［6］再如黄岳洲《〈师说〉疑难词句例解》一文也认为：“后两句是否定或批评那些嘲笑或非难从师的人们，揭出普遍地不肯从师的社会心理，而为下文的慨叹提供了条件。”并从语体角度分析：“‘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是何等通俗、生动和口语化。‘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却是精辟、简炼、有极大概括力的论断句。因此，后两句当在引号之外。”［7］

三位学者的分析皆鞭辟入里，是对《师说》这一语段的中肯解读，也是对如何正确标点所做的令人信服的最好说明。因此，我们认为统编语文教材中《师说》该语段的标点当做出修正，将“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放到引号之外，以引导师生在教学中细辨文本语意，做出正确解读。

二、文中自注的标示——《鸿门宴》疑义破解途径

《鸿门宴》，早年各地的语文教材标点基本一致，统编本高一必修下册（2019年12月第1版）收入此文也沿用以往的标点。但文本中有一处标点及其释读历来存有异议，兹录如下：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此段文字给读者带来的疑窦是：沛公从鸿门宴脱身，既弃置车马而“独骑”，又与樊哙等四人“步走”，沛公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前后语意似存在矛盾之处，以致在专业期刊上针对这一语段的解读文章不计其数，大多试图通过重新诠释“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这一句来解决语意上的困惑，并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了“步走”和“与”这两个词语上。但综观这些解说，由于脱离语言实际和对历史文献的叙事方式认识不足，非但没能对此语段释疑解惑，反而因各逞己见而造成文本解读的混乱现象，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鸿门宴》这一语段的疑义问题。

​唯一能够破解“独骑”与“步走”这一疑义的途径，是扩大视域从历史文献的叙事方式着眼，认识古人的行文习惯并通过标点符号的妥善标示来准确表达。对此，杨树达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率先提出了他的研究发现，即古书有“文中自注”的通例，视正文必要处，可随文自加注释之语。这一观点的提出，可谓识见独到，于学界有醍醐灌顶之效。其言曰：“古人行文，中有自注，不善读书者，疑其文气不贯，而实非也。”［8］并从《史记》《汉书》等史籍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也包括《鸿门宴》一例，即叙述宴会座次时，本应连贯表述为“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却于“亚父南向坐”后插入一句“亚父者，范增也”，这是作者特意为之的注释说明。这种“文中自注”形式，作为古代史书中的叙事方式之一，是对正文的必要补充，也是古人的一种行文习惯。后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列“古代历史书籍中，有自加注语之例”专门一节，对杨树达所举实例详加说明，并总结说：“这种义例的发现，极有价值，确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对阅读历史书籍的人们，启示了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如果不掌握住古人在写作中有这样的原则，便容易错误地将作者自注之语，看成‘文气不贯’或‘字句冗沓’，那就冤枉了古人，失去了作者的原意。”［9］

对《鸿门宴》中“独骑”和“步走”产生疑义，其症结也就在于对“文中自注”的辨识及标点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一语段中存在自注之语的，是张仲良先生《整理古籍如何运用标点符号》一文：“‘四人持剑盾步走’是司马迁的自注。‘步走’的只是樊哙等四人，至于沛公，还是‘独骑’的。其中并无矛盾。”［10］这与杨树达等人的研究发现完全一致，是解决这一语段疑义最有效也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如果不计自注之语而只看正文，是为“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语句毫无窒碍，读来非常流畅。

对古书正文中带有自注之语的标点，以往学者都主张用双破折号来标示，但在标点的细节上尚有不同的处理。语文教材对《鸿门宴》描述座次的自注之语，采用的是单破折号。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2012年6月1日起施行）关于破折号用法的规范和示例，我们认为教材对《鸿门宴》中“亚父”的自注之语用单破折号是可行的，基本上能清楚、完整地显示文本原意。至于同篇中描述沛公“脱身独骑”这一语段，也应当按照“文中自注”的形式，改用单破折号的标点如下：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 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在《鸿门宴》文本中，通过这样的标点来表明古人的“文中自注”，句子结构因恢复本来面貌而不再有杂糅之疑，既体现了古代历史文献的行文方式，又能引导师生在教学中顺畅自然地解读，从而也就避免了对前后词语意义做无谓的揣测和不必要的纷争。

顺便要指出的是，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参考译文”中，对应“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这句，译成“让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拿着剑和盾牌徒步跟随”，一个“让”字，等于如有人将“与”字释为“使”。若果真采用“与”的这一僻义，教材中理应注释说明，却付之阙如，反映了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各行其是而缺乏照应。当然，如果教材对标点做出修订调整，则译文随之修改也会更加准确。

总之，以正确的标点来引导文言文的解读，既是语文教材编纂的应有之义，也是文言文教学和研究应加以重视的首要任务。亟盼语文界同人尤其是教材的编者，切勿以事小而不为，更勿囿于成见而固守一端。

参考文献：

［1］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3.

［2］周敦颐.周敦颐集:卷十一 附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7：241.

［3］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五［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叶向高.苍霞余草:卷九［M］.明万历刻本.

［5］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50.

［6］吴文治.韩愈《师说》讲解［M］//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唐宋八大家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22.

［7］顾振彪,王连云,张厚感,编.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一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907.

［8］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4.

［9］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75.

［10］张仲良.整理古籍如何运用标点符号［J］.文献,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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