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黑暗魔法控制喝下黑暗能量 黑暗与魔法

上海国际童书展一年比一年热闹。

主笔/陈赛

“大卫，不可以”系列绘本插图

黑塞曾经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书的魔法》中说，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阅读都会是一种永恒的人类渴求。“我们无须恐惧一个没有书的未来。恰恰相反，对于娱乐与教育的某些需求越是通过其他的发明得以满足，书越能赢回它的尊严与权威。”

他的话至少说对了一半。在中国，虽然成年人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精神生活了，但在孩子的教育上却一直不吝投入巨资。童书于是成了中国图书市场最热的一个板块，据称现在有上千家出版机构在做童书。中产阶层父母对于儿童阅读充满矛盾的热情，从书展乱糟糟的现场可见一斑：大人背着大包小包满场扫“货”，小朋友却滞留在某个漫画书的角落里不肯走开；大人井然有序地买书、排长队，热切地想为孩子讨一个心爱作者的签名，但你问问他们多久没读过自己曾经热爱的作者了……

从2013年首届童书展举办至今，随着中国童书市场的快速膨胀，书展主办方邀请的嘉宾，从创作者、评论者到出版人，越来越大牌。今年的书展上，我基本是在不断的奔波采访中度过的，几乎没有时间逛一逛展台，看一看新出版的童书。

美国童书作家大卫·香农先生完全无法理解他在中国的人气。在一场以他为主角的签售活动中，因为现场过于喧哗，惊动了商场的保安们全场出动，连上个厕所身后也要跟着六七个保安。当天晚上，香农先生得意洋洋地将自拍照发给妻子，妻子回复说：“回来以后，垃圾还是要扔的。”

美国童书作家大卫·香农

与《猜猜我有多爱你》《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一样，他的“大卫，不可以”系列已经成了现代中国孩子必备的童年经典。他笔下那个5岁的大卫，小眼睛，短眉毛，鼻孔朝天，门牙漏风，一切孩子能闯的祸他都无知无畏地闯了——随心所欲地挖鼻孔，在墙壁上乱涂乱画，头戴铁锅敲得叮当乱响，光溜溜地在大街上跑……

并不是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淘气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容忍力，最好的童书作家不仅谙熟孩子的心理，更理解隐藏在暗处的大人。这套书真正的秘密在于，就像孩子在大卫的各种“不可以”中获得打破禁忌的快感，父母们则在最后的那一声“是的，我爱你”中得到爱的确证。

“大卫，不可以”系列绘本插图

90岁的角野荣子女士是今年书展的另一位大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粉丝追随。她的《魔女宅急便》经宫崎骏的同名动画早已在中国家喻户晓，讲一个叫琪琪的小魔女，如何在一种魔法的帮助下，找到生活的勇气与智慧。在长宁图书馆的一场演讲中，角野女士提到自己童年时代经历战争，如何失去母亲，与继母一起生活，那些童年的孤独、悲伤和阴暗，如何转化为成长与创作的能量。

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角野荣子

她说自己年纪大了，不知道何时会离开，所以心中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表达出来，于是创作了新书《隧道的森林》，讲述一个勇敢的小女孩，在战争年代，如何日日穿越一个可怖的森林隧道去上学的故事。

《隧道的森林》故事很动人，尤其是那种孤独感，小女孩和逃兵的孤独，写得淡淡的，像天边的云，又深深入里，像扎在心里的刺。但我的心里始终还有另外一根小刺扎着。我外婆如果还活着，跟角野荣子同岁，她曾经给我讲过她小时候躲日本兵时的种种恐怖。书中小女孩伊子的父亲当然是很温柔很善良的父亲，但谁知道他在中国做过些什么呢？当然，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施害者。人性的扭曲，可以同时是一个小女孩的好父亲，又是另一个小女孩的恶魔吗？而我放不下那根刺，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偏狭，还是仅仅因为那场战争里有我外婆童年的恐惧与痛苦，当这些记忆都消失之后，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了呢？

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凯蒂·克劳泽的温柔可亲，没有一点儿著名作家的架子，更没有盛气凌人的翻译在一边护驾。我们在路上遇到，约了一个时间在展馆的咖啡馆见面，到了时间，她就一个人抱着书晃悠着来了。

克劳泽是比利时的国宝级童书作家，2010年曾获得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林格伦纪念奖，当年的竞争者中包括英国桂冠作家昆汀·布莱克。她的授奖词里这样写道：“在她的世界里，幻想与现实的大门总是敞开着，作品总是让读者感觉到内心最隐秘的东西，使那些遇到困难、低落或失望的人们从她的绘本中找到希望与力量。”

曾经有人写过一篇长长的论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克劳泽能够在童书中探讨那么严肃、深刻的主题，却不失去孩子气的一面。比如她笔下的死神是一个小女孩，她很轻很轻地走路，轻轻地敲门，害羞地靠近即将离世的人。

她还画过一个独自住在森林里的女人，厌倦了自己，厌倦了她抓的鱼，厌倦了窗前的椅子，厌倦了每年来一次的邮递员，终于在一个突然醒来的夜晚，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跳入了湖水，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重生的契机。

《魔女宅急便》插图

她最新在中国出版的是一套题为《爸爸和我》的小书，主角是一对奇怪的六足昆虫父女——波卡和米娜。米娜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调皮、活泼，对事物充满热情，会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波卡是个温和的单身爸爸，面对女儿常常有点手足无措，但在女儿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她的身边。

这套小书很容易让人想到加布里埃尔·文森特的《艾特熊与赛娜鼠》。艾特是一只高大的西伯利亚熊，赛娜是一只穿红斗篷的灰色小老鼠，他们一起住在某个白雪覆盖的欧洲小镇的一所破旧的老房子里。

克劳泽承认这两套书之间的关联。最初正是艾特与赛娜之间那种纯粹的善意深深打动了她，才有了她的波卡与米娜。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曾说：“爱是一种自我的投降，放下自己的需求与预设，为了更近、更仔细地倾听另一个人的需求，尊重他的秘密，并给予最大限度的包容。”当然，凡是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在日常生活无数冲突的细节中，维持这种善意与宽容并不容易。

“我相信，一个孩子被恰如其分地倾听过、爱过、接纳过，他们是可以很强大的。有些父母相信严厉的爱，认为严厉才能让他们坚强起来，但我想这只会让他们更脆弱，不快乐。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人，比做一个强硬的人更重要。”

她说，这套小书是她的“消遣”之作。在一些相对沉重的主题（比如孤独、死亡、身份、性别等）的创作间隔期，她想画一些轻松的故事，关于一些很简单的主题，比如购物、野餐、钓鱼、看电影，描绘这些日常生活中小小瞬间里的诗意与愉悦。

其实，她的书，无论主题是大是小，是深沉如死亡，还是轻浅如一个瞬间，都是在讲人生最基本层面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悲伤，关于自然与人间的神奇，关于小小的生命如何在大大的世界里获得掌控生活的力量。

在波卡和米娜的世界里，一切都小小的，小小的房间、小小的窗户、小小的桌椅、小小的锅碗瓢盆，连米娜的鞋子都带着某种昆虫性，仿佛随时会飞走。六足昆虫国的居民们各个长相奇突，衣着打扮却各有各的摩登入时。红男绿女，悠然漫步城市街头，吃饭、喝茶、看电影、逛博物馆，你几乎要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一种这样高度进化的昆虫文明？

比利时著名童书作家克劳泽

克劳泽故意不画波卡和米娜的嘴巴，只靠眼睛和身体语言来传递各种微妙复杂的情感，这估计是她向前辈托芙·杨森致敬的一种方式。当年，托芙·杨森画《姆明谷》里的小精灵就是没有嘴巴，全靠眼神和动作来表达情感。

为什么要以昆虫为主角呢？是因为昆虫脆弱的存在状态像孩子吗？

“不，”她说，“昆虫一点都不弱小。如果你抓住一只虫子，拔掉它的细腿，它们的确很脆弱。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把地球给毁了，存活下来的会是昆虫，而不是人类。它们比我们强大得多。”

她拿出笔和纸，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只像熊一样的动物。她说，这叫水熊虫，是世界上最小的昆虫，小到只有笔尖大小，但它几乎能在地球上任何环境中生存。在动物世界里，迄今为止，无论耐寒、抗热，它都是冠军。通过把身体的水分排出，它可以在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到150摄氏度的高温中生存。在太空里也能存活好几天。

我发现，当她谈论树木、昆虫、水母的时候，那种求知欲是科学家式的。画画是她探究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工具，每次看到一个她不认识的东西，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画下来，写下它的名字，然后翻阅查找更多的资料。如果不是因为小时候患有听力障碍，她大概会成为一名科学家。17岁那年，她第一次读到波特小姐的传记，她就知道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图画书作者。

童书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这位早她100年出生的英国女性，是她创作中最重要的缪斯女神。她仰慕她的才华和勇气、强烈的好奇心、对人生的务实态度，以及从日常生活的荒谬中寻找幽默感的能力。

很多女性画画，可以画得很可爱、很甜蜜，就像社会期待于女性画家的风格，但有一些女性，像波特小姐，她们的画充满了力量。波特的画非常真实，她是以一种科学的精确度来描绘故事里的动物、植物、花园和树林，她笔下的动物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真实而精确的——不仅在个性和行为上真实，连解剖学上的构造都是完全精确的。但同时，她画得又那么美，美得令人叹息，就好像你可以走到画里，与画中人坐在一起。“我小时候真的相信彼得兔就住在英格兰，长大了就可以去探望它们。”

与波特小姐不同的是，克劳泽的人生中还有很大的一个领域是为神秘和未知辟出的，她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与古代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连接得更紧密。“在英国和瑞典，我们相信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仙女、妖精、精灵。冰岛有一块巨石，传说中是仙女住的地方，到今天人们仍然会绕道而走。小时候，我父亲经常告诉我，要给房子里的妖精留一些吃的，否则他们就会搞些恶作剧整你。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在她看来，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很美好，虽然不是真的，但谁在乎呢？

《小死神》插图

“你知道吗？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森林里，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下，所有的树木之间都通过绵延的根部连接在一起，它们中间有母树，有子树，彼此频繁地交换讯息、交换养分。如果一棵树生病了，别的树会帮它疗愈。如果一棵树没有照到光线，别的树会让出空间，帮它获得光线。如果动物来吃一棵树的叶子，别的树会知道，分泌酸性物质，动物就不会再来吃……”

“我们如此傲慢，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的真理在100年后未必是真的。”

所以，她的哲学是：“不试图去理解一切，或者掌握一切，因为神秘就耸立于我们的人生之上。最好习惯于此，并学会与之共处。”

事实上，她认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一个故事要打动孩子，多少是需要魔法的。对她而言，魔法未必是上天入地，也可以是一片落叶，一朵花，一阵柔软的风，是听到有人在街上唱歌，是一个小婴儿第一次深深地注视你的眼睛，是你的孩子第一次学会稳稳地骑在一辆自行车上。

她乐于向孩子呈现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里的美、神秘与魔法，只不过，在她的笔下，世界仿佛变得更松弛、更瑰丽，植物、动物甚至石头，都是有灵魂的。在奇异的时空缝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叫不出名字的精灵，他们有他们的语言、礼节和日常，通过这一切，她想告诉孩子，一切生命都是珍贵而神奇的，值得我们去爱惜与怜爱。

在《爸爸和我》中，我最喜欢的一集是米娜和波卡去钓鱼，却被大鱼带走，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夫人，邀请他们在一个日式风格的房间里喝了青苔茶，吃了青苔蛋糕，然后骑着龙虱，戴着氧气泡漫游海底世界。这个故事充满了一种温柔、明丽的气氛，像夏日午后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一个父亲和女儿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都闪耀着欢愉和神秘之光。

在我们家乡，小时候每到寒食节，家家户户都要吃青苔团子，如今突然在一对昆虫父女的食谱中看到青苔蛋糕，不禁哑然失笑。克劳泽也对青苔团子悠然神往，她说她是在去日本之后才对青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龙虱也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她说自己小时候很怕这种虫子，它们会带着一个“氧气罐”潜到水中深处觅食，当氧气耗尽时，它们会停在水底植物的枝叶上，微微翘起后足，从鞘翅下面再挤出一个气泡当“氧气罐”。难道不是很像魔法吗？

《爸爸和我》插图

那位奇怪的夫人则让人想起《千与千寻》中的汤婆婆。克劳泽喜欢宫崎骏，因为他的电影里经常有这些令人费解的故事与角色，比如无面人，汤婆婆和钱婆婆也是，她们是双胞胎，一个温和可亲，一个贪财吝啬，但她们的善恶之间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

她说，她从小就喜欢那些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故事，因为正是这些不可理解之处，长久地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一再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去观察、去追寻、去想象，去努力解开谜底。

比如死亡，就是一件不容易让人理解的事情，尤其对孩子而言。我的孩子小虫4岁时，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落叶，会问：“妈妈，这个叶子死了吗？”有时候，他会学着一本书里欧洲野猫死翘翘的样子，欢快地宣布：“我死了，因为我老了。”有时候，他也会突然忧伤地问：“外婆住在天上什么地方呢？”

克劳泽的《小死神》，有人读了破口大骂，怎么可以给孩子读这么可怕的故事？有人赞叹说，这个故事太美了，真正帮助了我的孩子。也有人说，啊，这个故事好可爱，好甜美。

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作者那种混杂着温柔、忧伤与幽默的语调、节奏。她曾经说过，她并不刻意为孩子写作，她之所以这样写、这样画，是因为这是她个人的语言。“毫无疑问，我对孩子有很浓厚的兴趣。我爱他们的新鲜、随性、幽默，以及智慧。他们比很多躲在面具后头忘了自己是谁的成年人要真实得多。”

但这种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恐怕还要从她的童年说起。她童年时代的所有假期和周末都是在荷兰泽兰德省一个被称为费勒（Veere）的小港口城市度过的，那里有森林、湖泊、教堂，她父亲喜欢种花，他们家的花园里种了很多美丽的花。

在那里，她有过非常幸福的时刻，也有过很艰难的瞬间。她的父亲把对大自然的热情遗传给了她，他为她读书，给她解释树、花、鸟，告诉她许多神奇的故事。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他曾经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退役后从商。“我父亲希望我强大，他像养男孩一样养大我，因为他知道我很敏感、很脆弱，总是在痛苦里。我要戴眼镜，戴助听器，还戴着牙箍，说话也说不好，有时候我父亲会突然爆发，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什么时候会爆发。你做同样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觉得很有趣，有时候却会突然给你一个巴掌，而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给你生命、爱你的人，会这样地伤害你，这在她的内心某个角落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口。这个伤口在她的《美杜莎妈妈》中有非常震撼人心的流露——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母亲，希望最大限度地保护她的小女儿，以她自己未曾被保护的方式，但母爱终究意味着要学会放手。

在童年艰难的时刻，书本给了她避难所。她读林格伦，读波特小姐，读《秘密花园》，在这些故事里，她学会直面自己的恐惧、悲伤与困惑。就像小王子“驯化”狐狸一样，她认为，阅读是“驯化”恐惧的最好方式。“我越来越相信，当一本书让你感到恐惧时，一定不是书本身，而是你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让你感到恐惧。同样，当你在评判别人时，你其实是在评判你自己。”

在阅读之外，她就画画。因为从小有听力障碍，她到4岁才开始说话。现代助听设备虽然能帮她与常人一样听到声音，但一旦取下，就无法辨别任何声音及其来源。一个不能依仗听力的孩子，必须通过身体语言、姿势和表情来解读一个人发出的信号。林格伦纪念奖的授奖词里说她是“线条与气氛的大师”——她对角色的面部表情、姿势或者气氛的描摹极其精确。如身体小小的变动，抬高的眉毛，手指的微动，整个场景的气氛就变了。读者几乎能感觉到图像的呼吸与心跳。这显然与她从小在静默中养成的观察力有关，这种观察的习惯给予她一种与众不同的打量世界的目光，以及对于人的脆弱之处的特殊同情。

童年中静默的阅读也一定深深地影响了她的语言，以至于她的作品永远有一种寂静的诗意，淡淡的忧伤，以及温柔的幽默感。悲伤是生活的本质，但当悲伤变得难以忍受时，只能依靠笑来化解。不是嘲笑别人，而是嘲笑自己，嘲笑生存的荒谬本身。所以，她的悲伤从来不会演变成绝望，而是总能绝处逢生。就像安娜在深夜跳入湖水，却发现湖中的三个小岛原来是三个年轻的巨人，他们为她开辟了走出孤独、走向爱与陪伴的路。

《根孩》也一样，一个离群索居的女人，无意间发现一个长得像树根一样的孩子正在哭泣。她收留了他，虽然他并不容易相处，因为她觉得他的问题太多了。她尤其痛恨他问她：“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但渐渐地，他的问题让她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根孩最终离开她后，她决定放下孤独，重新回到人群，寻找新的生活。

克劳泽曾说过，她最喜欢的主题有两个，一是黑暗，二是魔法。描摹黑暗，是为了展示出路。“没有光，就不会有黑暗存在。同样，没有黑暗，也就不会有光存在。”

这个世界纵然布满幽深黑暗的隧道，但隧道的尽头总是有光，暗示着新的转折与机会。

事实上，随着岁月流逝，她的书变得越来越明亮，有了更多的欢愉与幽默，而且书中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小时候我很害怕人，因为我不信任他们。然后我开始长大，遇到很多了不起的大人，长大成人渐渐成了值得期待的事情。”

在波特小姐传记的最后一页，是波特小姐——一个农妇坐在树下，很老，但健壮、质朴，像一个佛祖。“我看着她，想着等我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要像那个坐下树下的老妇人，想着人生多美好。那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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