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人生长卿山的秘密（听长卿山下的秘密）

四川绵阳长卿山下的“两弹城”是继青海金银滩之后，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

开栏语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的“蘑菇云”，用震天巨响庄严宣告：中国人靠自己，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挺起了脊梁。

这是在新中国“一穷二白”最艰难之际，我国科技工作者用汗水、热血、意志叩开的核武器伟业之门。

“做隐姓埋名的人，干惊天动地的事”，在此精神感召下，一批接一批的奋斗者接续发力，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思想丰碑，刻铸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至今日，淬炼于艰难困厄之中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并与时俱进得到充实、更新，再创造。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之际，封面新闻推出“与时代对话·听长卿山下的秘密”主题报道，聆听旧时期，在绵阳梓潼县长卿山下，“两弹城”里的故事，汲取新时代力量。

讲述人

原“九院”设计院李绍贵 1935年生

整理

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忆在秘密历程中的艰苦跋涉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到欣慰。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要建立新的国家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追赶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水平，必须引进高精尖的科学技术。所以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1956年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入党。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这些莘莘学子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深深知道这期望不仅是毛泽东主席个人的，还是整个新中国的期望。

1961年我从苏联基辅工学院(现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获得工程师职称。

进入保密单位

毕业后,我带着强烈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国，后被分配到保密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十三局六室(后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第二研究设计院)。我们六室是含有各种专业工种的综合室，承担各种核工程的设计任务。

设计核工程404厂时，我们驻在“春风不度”的野茫茫戈壁滩，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据说这个核工厂的厂址是苏联专家在时，帮助选定的。他们乘坐吉普车在戈壁滩上跑来跑去，突然间苏联专家说肚子疼，得回去，厂址选在这吧，就这样选定了厂址，听起来很有趣。

这个戈壁滩就是被称为“八百里戈壁”的地方，荒凉无烟的大地上，布满粗砂、砾石。除了一些麻黄、沙拐枣、骆驼刺等耐旱植物外，很少有植物生长，经常狂风呼啸，卷起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痛，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有一天夜里醒来去厕所，我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我们出差到戈壁滩时，单位借给羊皮大衣）。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玻璃破碎的窗户孔吹到我身上。就这样,便感染风寒得了关节炎。

我们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在施工和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就撤离工地现场，而在那工作的人员就得长期在那居住，生活非常艰苦。

李绍贵等人2009年去梓潼县寻旧于两弹城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弹之父，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邓稼先居舍前，前排左3李绍贵夫人齐惠芳，后排左3李绍贵

暂驻青海高原

1964年初，我们设计院派了一个设计小组到青海高原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设计的核弹环境试验室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

该基地地处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是个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冬季漫天飞雪十分寒冷。气压低，水烧不到100℃就沸腾了，蒸出的馒头不能熟透，粘牙。在平地上走路就像上楼梯后一样地喘气，生活很艰苦。

在那里，无数工作人员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工作。包括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曾在原苏联莫斯科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的王淦昌院士等，他们抱着“以身许国”的赤诚，不怕寒冷和酷暑。

这些年长的科学家也和我们这些普通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吃粘牙的馒头。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让我国的‘蘑菇云’早日地升起。

221厂在上个世纪已经全面退役，留下的旧址现在叫做“原子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子城内树立有铜碑，上面写着“谨此向金银滩原子城的铸就者致敬”，并刻有在这工作过的所有人员的名字。

驻扎四川山沟

1965年6月，为完成902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我们设计院迁到四川山沟，院部就驻扎在梓潼县城的过去是地主的一个周家大院里。

李绍贵与夫人齐惠芳于核工业设计院院部旁边的梓潼江畔

设计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分赴彼此相距很远的工程现场进行设计。为了保密，院部和各个工程现场所在地都用编号代替地名，院部为1号，工程现场分别为2号、3号……。

工作中如要到院部或其他工程所在地联系工作，初期还未修路时，我们都是乘带篷的大卡车，在悬崖峭壁的山路上通行，十分艰险难走，时有事故发生，坐在里边真有些心神不安。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和尘土飞扬，脸上满是尘土，疲惫不堪。

航拍两弹城

有时到另一个工程现场，由于起程较晚些，当天到不了，中间还得住旅店。碰到别人问：“你到哪儿去？”回答是“我到×号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承担着重要国防建设任务，不参与县城地方活动。地方的“造反派”扬言：“这是什么单位？怎么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冲进去！”。因为怕失密，院领导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要武装保卫，谁往里冲就向谁开枪”。警卫部队在院部周围划了警戒线，越过第一条时呜枪警告，过第二条线时就开枪，结果他们没敢冲，使机密资料得以安全保存。

我所在的小分队开赴的第一个工程现场是2号，在深山沟里。我们进入时，先是经过平原，然后进入群山，峰峦叠嶂，满目翠绿，山清水秀的山沟，沟谷深邃而又幽静。

进入山区后已无公路，因而必须沿着蜿蜒的小河边，山脚下的崎岖小路行进。由于汽车无路可走，床和画图板等物品都得我们自己手抬肩扛。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十分闷热，汗流浃背，有时是在蒙蒙细雨中行走。由于酷热和劳累难耐，后来我们不得不雇请老百姓帮助抬床和画图板等物品。

刚进驻时工地现场时，只有破房框子和仓库，我们就暂住其中或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以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最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感到寒冷。我小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那里冬季白天都达到零下20℃～30℃，我都不怕如此严寒，可是在四川山沟耳朵却生了冻疮。当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我们就是在这种充满艰辛和浪漫的传奇色彩中，在云遮雾罩的山沟里画设计图纸。

开始没有电，晚上点汽灯夜战，没有办公桌，图版就架在床头板上画图。有了图纸后，施工队伍进驻并施工，这以后我们才住进“干打垒”房子。我们则在施工现场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成后，交给研究和生产单位，我们设计人员就转移到另一个现场去做设计……

在此期间，我参加设计的10立方米核弹环境试验装置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0立方米核弹环境试验装置设计组在上海制造厂家做现场设计，留影于上海大厦前，左起二为李绍贵

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们那时能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支撑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铸造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

在那时，夫妻多年分居两地是常态。我爱人曾经做过切除一个肾的大手术，几乎死在手术台上，但那次手术，以及她两次生小孩，我都因工作忙，脱离不开，未能回到她的身边。

2009年李绍贵与夫人齐惠芳于梓潼县两弹城

我能坚持这份事业，是基于我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之心，是党给了信心和力量。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能够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为大漠戈壁上空升起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精神花朵——“蘑菇云”，宣告中国任人欺凌时代的结束，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与期望，同时也得到了爱人的理解。

在我工作中经历了设计、生产、科研、管理、科技情报(信息)、编辑等工作岗位的变动，无论什么职级，我都能秉承党和国家派我去留学产生的报效祖国的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以及在艰苦环境中工作，所培养的坚强意志，无条件服从，没有丢掉责任和使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无怨无悔。

我因为对核工业，石油化工，计量和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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