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会亲自下令（周恩来为什么会亲自下令）

1950年的3月8日下午，在江西景德镇浮梁县，一位瓷器店老板被公安厅办案人员抓捕，被抓时他还嘴里嚷嚷着冤枉。公安同志义正言辞地说：“冤枉？我问你，你可知道陈敬斋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原本气焰十分嚣张的陈福林听到这个名字，便瘫软在地，他知道是自己的报应到了。

江西景德镇旧照

原来被捕的这个人是陈福林，真名叫陈敬斋。在他被捕后不久，周总理便从中央亲自下令，判处陈敬斋死刑，并于6月19日行刑。这个陈敬斋究竟因为什么原因，竟然能引起中央政府的如此重视，使周总理亲自下令处决他呢？事情还要从20年前说起。

陈敬斋，江西南昌人，祖传的瓷窑基业使他们家家底殷实。陈敬斋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每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人送外号“窑公子”。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败光了家中的资产，无奈之下，只能另谋生路。1925年考入了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在广州国民政府工作，后来，他跟随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便逃回了景德镇老家，脱离了共产党。

当时他依旧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觉得第三党既没有政治危险，也能有高官厚禄，在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他便联系了好友王忱心，在王忱心的介绍下，加入了第三党，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可是在这里的工作也并不像他想得那么轻松，时刻要躲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追捕和迫害，日子过得心惊胆战。而陈敬斋游手好闲惯了，时间一久，他开始渎职懒散，工作几次出错，多次受到上司邓演达的批评。但他却仍旧不思悔改，不仅工作中玩忽职守、贪污腐败，而且还在单位里挑拨他人，把工作环境搞得乌烟瘴气，周围的同事对他都意见很大。他还经常向邓演达“哭穷”，说自己家中时常“揭不开锅”，邓演达为人十分热心，听到自己的部下生活如此困难，便会给陈敬斋颁发一些补助金。但就是这样如此周全地对待他，仍旧没有唤醒陈敬斋的一丝良知。

此时的邓演达，团结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创办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北平、武昌等地都设了分会，大肆进行宣讲和演说，揭露蒋介石军事独裁、分裂革命的丑恶面目，团结大家一起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邓演达的革命事业，隐隐有超越自己的势头，蒋介石感到十分恐慌，于是立刻下令悬赏20万元来捉拿邓演达。

1931年6月份，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决定将陈敬斋调离上海，派往福建。陈敬斋知道，这次调职去福建，其实是邓演达不再信任自己了，自己的高官厚禄也将化为泡影，心中很是苦闷。

邓演达

当他看到了国民党重金捉拿邓演达的悬赏令时，不由得心生歹念，想在离开上海之前再捞一笔钱。他化名钟春岑，给国民党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信，声称自己是第三党的党员，愿意将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透露给了蒋介石，并附带了要提供资金并帮助自己出国留学的条件。并在信中说道：“如果需要我，可以派人以登报寻人启事的方式来约定时间和地点。”信寄出去之后，陈敬斋便每天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光明前途”。

原来，国民党内部也是人人各怀鬼胎。蒋介石虽然下令要捉拿邓演达，但并没有说是否要杀掉他。这个逮捕过程万一没把握好尺度，蒋介石怪罪下来，谁也担不起责任。于是陈敬斋这封告密信便辗转了好多人之手，却始终没有回信。

终于，蒋介石得知了此事，他下令让自己的亲信王柏龄着手此事，王柏龄与邓演达素有嫌隙，因此对这件事情十分上心。他联系到陈敬斋之后，许诺他只要抓住邓演达，一定会好好重赏他。陈敬斋在得到许诺之后十分卖力，多次打探邓演达的行程，企图寻找时机，与王柏龄、邓警铭和王斌等特务一起联手逮捕邓演达。

蒋介石（左1），王柏龄（右1）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将会出席江西起义干部培训班的结业仪式，在听说这个消息后，陈敬斋感觉是个抓捕邓演达的好时机，但由于会议地点比较隐蔽，他便假惺惺地提出自己也要参会，趁机知道了会议地点。随后他急忙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侦缉队队长王斌，王斌迅速带人进入会场将邓演达、罗任一行人全部拘捕。

邓演达被捕之后，蒋介石下令尽快将他押送南京。但其实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由于爱惜邓演达的才干，并没有打算将他处死。可是经过多天的审讯和劝解，邓演达丝毫不愿意向自己低头，宣称“绝不变更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绝对不会苟且求活”。见此人软硬不吃，蒋介石知道，邓演达必然不能为自己所用了。

蒋介石的部下陈诚，曾经受过邓演达的教诲，两人私下里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听闻蒋介石逮捕了邓演达之后，他多次向蒋介石致电，请求释放邓演达。而社会各界也都知道了邓演达被捕的消息，纷纷展开了积极救援，特别是当时黄埔军校的师生们，不仅公然上书批判蒋介石的行为，要求释放邓演达，而且还自发筹集资金去安置邓演达家眷。这些行为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他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将邓演达释放出去，否则一定会成为自己独裁统治的最大变数。

陈诚

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不顾社会上的巨大反响，在喜他下野之前，下令将邓演达秘密处决。于是1931年11月29日，在南京城麒麟门外的沙子岗，一声枪响之后，这位忠勇奋发的革命人才终究是陨落了，享年仅36岁。

而得知邓演达被捕之后，陈敬斋便兴奋地去找国民党“邀功”。接待他的是特务头子叶秀峰，此时的陈敬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毫无用处了，因此他的态度十分不耐烦。当陈敬斋问到什么时候能送自己出国的时候，叶秀峰敷衍地说：“不是我们不能送你出国，实在是现在太动乱了，这护照实在是不好办呀，要不你先留下来吧，在我们这儿工作，如何？”

陈敬斋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他说到：“可是这是你们上司王柏龄亲自答应过我的呀，可不能反悔。”

一听这话，叶秀峰越发不满了，说：“我们可没有反悔，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就算了。我向上级给你申请一万元钱，作为你的奖金吧。怎么样？”

本以为自己以后能出国飞黄腾达的陈敬斋，眼见着自己的“重金”竟然变成了区区一万元钱，他才知道自己是被国民党骗了，却也不敢再讨价还价了，只能答应着。

这一万元钱是被层层剥削，最后到陈敬斋手上的也是寥寥无几。陈敬斋虽然心中愤恨，但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根本无处“伸冤”，而第三党那边自己肯定不能回去了。为了保命，他只好逃回到景德镇老家，重新操起了家中的瓷器旧业。

而此时的临时行动委员会得知是陈敬斋出卖了邓演达的行踪时，决定派人除掉这个叛徒，但很遗憾的是并没有得手。可是，与邓演达一起革命的同志们并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陈敬斋的下落。

1934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为响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爱国运动，配合解放战争。因此，陈敬斋便得以苟延残喘，多活了几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重新把缉拿叛徒陈敬斋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在景德镇暗中调查陈敬斋的行踪。此时的陈敬斋觉得，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来，自己也已经改了化名“陈福林”了，虽然经营着一家瓷器厂，但在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并不显眼，应该是十分安全了，便逐渐放松了警惕。1950年，农工民主党的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郑重汇报此事，称陈敬斋为“民主党第一仇敌”，罗瑞卿当即指示江西省当地公安机关立即处理此事。

罗瑞卿

在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陈其勋的协助之下，浮梁行署公安处的公安人员很快锁定了利兴福瓷厂的老板陈福林，经过详细调查，发现此人的各个方面都与陈敬斋十分相符，便立即下令将他逮捕归案。

公安机关经过严密的部署，决定派人先将他引诱出门，再进行抓捕活动。于是在3月8日下午，向法宜乔装成商人，敲开了陈敬斋家的大门，称自己是想与他谈生意的。陈敬斋虽然在景德镇开了这家瓷厂，但由于经营不善，始终业绩平平，没有太多生意。一听说这人是来找自己谈生意的，而且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便放下了戒心，跟上了向法宜的脚步。

一路走着，便到了景德镇公安局的门口，这时，后面尾随的两名公安人员迅速围上来，对陈敬斋说道：“陈老板，有什么话进局子里再说吧！”陈敬斋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被公安机关盯上了。

此时的陈敬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已经侥幸逃过了20年，以为国家早已将自己忘记了。却不曾想，国家刚解放，自己就被抓了。其实国家从来就不会忘记每一位英勇烈士，也绝不会容许一个无耻狂徒逍遥法外！

但是陈福林在被审讯过程中，心知已经赖不掉自己的真名陈敬斋了，但他仗着年代久远，估计好多人证、物证也不好找了，所以他便咬定称自己是受了王忱心的指使，并胡乱编造情节，企图蒙蔽公安人员的眼睛。由于案件十分重大，又缺乏确凿的证据，江西省公安厅的厅长王卓超在审理过程中一时拿不定主意。

眼见着叛徒已经落网，但是迟迟没有结案，农工民主党的中央领导人心中也是十分焦虑。1950年3月31日，十余名农工民族党领导人联名致信周恩来总理，在信中陈述了陈敬斋的叛徒行径，请求依法将他处刑。收到信函之后，周总理十分重视，立刻批示中央办公厅去督促办理。

周恩来

当年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他曾在入狱时见过邓演达，两人交谈商量之后确定，陈敬斋就是叛徒。在听说陈敬斋被捕之后，他急忙写了一份材料，证实陈敬斋确系是农工民主党的叛徒。通过公安部的大力审查，民主人士的鼎力协助，终于还原了陈敬斋一案的案情真相。面对众多有力的人证和物证，陈敬斋不能再继续抵赖，只能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犯罪行为。

1951年6月，陈敬斋被判处死刑，于6月19日行刑，至此，案件告一段落，这个“江西第一叛逆”陈敬斋终于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