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多必失句句有理（说说言多必失）

古人云：“言多必失”，说的是说话多了就可能出现问题，或者写字多了也可能出现问题。

说话的语言属于口语，交流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尤其是一些亲朋好友聊天，关系越亲密就越是口无遮拦，甚至能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可是，有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话的人会有自己的一番思量，有的还要去转述，去散布谣言，去告密。但人们还是随便说，毕竟，嘴长在人自己身上，想说什么谁也管不着。要是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很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从语言规律来看，人说话总是按照自己的语言逻辑来，说什么内容，怎么说，似乎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转述一件事，也不可能做到和原来叙述者保持一致的语言风格，反而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改编。或许上帝阻止人们造通天塔就是让人们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以此造成意见分歧，也就完不成任务了吧。叙述语言不同会让人们暴露自己的内心想法，越是口无遮拦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隐私。甚至有人为了和别人搞好关系，一点一点出卖自己的隐私。别人也就绷着脸，听他一步一步叙述了。就好像官和民，官员永远都一脸严肃，而民却永远喋喋不休。说话多了还容易得罪人，毕竟一般人都没有经过说话的口语训练，难免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泄露秘密的同时也得罪了人，而那些听话的人很可能和说话人批判的那个人有关系，就会对那个人转述，或者添油加醋地叙述，成了传闲话的人。

人越多，说话就越要谨慎，古人说：“谨言慎行”是对的。人多的时候，为了防止言多必失，就要少说话，多听话，可以听到很多信息。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评论一下，也不要什么事情都比对说明，那样会让人很讨厌的，因为谁都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家，即便成了某些方面的专家，说话也不能信口开河。作家贾平凹在人多的时候经常不说话，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会说，自己拙嘴笨腮，不会说话，但他写起来却一点都不文笔滞涩，而是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一会儿就写好了。看来，他说拙嘴笨腮其实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谈话智慧。

要是写作，当然也有言多必失的现象。很多作家写多了，作品一部接一部发表，却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在一个水平线徘徊，成了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别人想了解他的作品，只要看他的一部作品就行了，不必要看完他所有的作品，以免浪费时间。还有的作家写多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关键字，触碰一些政策红线，也就被封禁了。历史上的“文字狱”大多如此，一些人扒着字缝找证据，也一定能找到所谓的犯罪证据。到了“文革”时期，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很多作家不敢写字，而已经出版了多部作品的作家很多都遭到了批斗。看来，用政治审核文学从来都是错的。而写字越多的作家，就越有被审核出问题的可能。一时间，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写字，道路以目。作家冯骥才在“文革”期间写了很多小纸条，塞到墙缝里，塞到暖气管子后面，用这种方式保存自己的写作成果。写作比起说话影响力要更大，不仅有立言的功劳，而且形成出版物之后会扩而大之，影响力随之扩大。于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治出版物审核非常严格，以免出现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到了现在，电子出版物大行其道，不仅有人工审核，而且还有不是人的机器审核，算是百密而无一疏了。如此审核下的出版物大多没什么看头，而且会误导人们，让人们以为文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就是那个样子，其实只是展示了很片面的东西，并不是全部。

不管说话还是写文章，都有言多必失的现象，但只要把握得当就可以做到言少不失，或者言多不失。言少不失很容易做到，顶多不说话就行，要是言多不失就不容易做到了，除非经过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训练，不然说话和写作多了，就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会出现自己出卖自己的现象，或出现漏洞百出的现象。要是有语言学和逻辑学作为根底，就可以消除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语言危机，说出很多安全而又稳妥的话来。但那样的谈话和文字还有什么性情，有什么意义呢？

从这个方面说，言多必失或许有一定的存在意义，并不能全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