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法律基本特征（朱元璋为何如此重视法律宣传）

明太祖朱元璋虽出身于平民，却十分注意总结国家统治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他亲历了元末政治腐败，法纪荡然，招致农民大起义的剧变，清醒地认识到整饬法制的重要性。

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卒至于亡”。由此，他强调：“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为了避免元末“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的弊病，还在吴元年十月，李善长等议拟律令时，朱元璋便指出，法贵简当，应以易为人知为要。

他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吴元年十二月，《大明令》完成时，朱元璋惟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这是明初法律宣传的一种形式。

洪武元年公布《大明令》时，他再次指出：“……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

以上可见，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经历决定了他务求立法简约，以使百姓易知。

为了防止条绪繁多，一事两端，于可轻可重之间便于奸吏行私，凡“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为出入者，咸痛革之”。吴元年十二月制定的《大明律令》，“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较之唐宋律确为简当易知。统一的明朝建立以后，几次修订《大明律》，也都注意贯彻简当的思想，如同《明史·刑法志》所说：“大抵明律视唐简覈”。

“明刑弼教，以礼导民”

朱元璋除提出“法贵简当”外，还重视“明刑弼教，以礼导民”。明刑弼教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法律思想，也是朱元璋以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在他手订的《大诰》中反复强调明刑弼教的重要性。

明刑弼教重在明刑，以刑辅教。为了明刑，朱元璋十分重视立法，尤其重视吏民知法，通过法律宣传，整饬纲纪，预防犯罪。

《大诰》是朱元璋亲手编写的一套律法，其刑律80%以上是针对官吏的。明太祖还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

《明通纪》有以下记载：“吴元年十一月命中书省详定律令。先是上以唐宋以来，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

至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特“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之人民有犯者，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就申明亭在实行中的弊病，再谕礼部：“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今有司概以杂犯小罪书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尔等详议之。于是礼部议：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犯名义、有伤风俗及犯贼至徒者书于亭，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悉皆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制曰可。”

申明亭制度是朱元璋首创的向百姓宣传法律，使之明礼仪、知廉耻、远罪过、惧刑罚的一种制度，也是明刑弼教的重要举措。

《大明律·刑律·杂犯》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除申明亭外，还有旌善亭、乡饮酒礼、祭厉、祭社稷等礼制，也都是服务于明刑弼教、宣传法律的目的。

除此之外，朱元璋向官民全面进行法律宣教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宣讲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手订的《大诰》四篇。其内容主要是以律外峻令、酷刑处罚官民过犯的案例，以及趋吉避凶之道的训戒。为了广泛宣传《大诰》的内容，以威慑官民，朱元璋要求“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还将《大诰》三编颁之学宫，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在乡里则由塾师教授《大诰》。每于乡村节日民众集会之处，有专人讲说《大诰》。“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并赐钞遣还。”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成，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昭示制作律诰的目的：“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俾官吏及合属人等通晓法律伦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废除了传统科举制度中的明法科，改以八股文取士，因此入仕之官对于法律茫然无知，而作为基层的州县官每日都面对各种刑民诉讼，因而不得不依赖幕友协助断案，由此造成幕吏擅权的弊端。为了避免此种弊病，在《大明律》中专设“讲读律令”条作为补救措施。

《大明律》“讲读律令”条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史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其百工技艺，诸色人等，有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其事干谋反、谋逆者，不用此律。若官吏人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者，斩。”

沈家本认为：“此条唐律无文，盖自元废律博士之官，而讲读律令者，世道无其人，明虽设有此律，亦具文耳。”

但清人吴坛在《大清律例通考》中对此律条有如下考证：前明成化四年旧例内开，“各处有司，每遇朔望诣学行香之时，令师生讲说，俾官吏及合属人等通晓法律伦理，违者治罪。”说明讲读律令条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并非完全具文。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 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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