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爱情而已（从内心深处我对爱情不太重视）

上海“解除全域静态管理”的第三天，梁永安去了趟摄影器材城，买了一台新相机。一周以前，他刚刚把家里的两台相机和六支镜头拿出来吹了吹灰，看着摊了一床的设备，他感觉它们好像每一个都在大喊：“我要出门，我要看大山大河……”

过去的两个月，梁永安只出过一次门。那天，北京的朋友帮他订购了一些食物，快递送到小区门口，志愿者不知为何没有帮忙送到家，询问了楼长后，他被告知可以试试自己去拿。从楼口到小区正门大约500米的距离，梁永安就像走了5000米，每走几步都会停下来做几次深呼吸。回到家，他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蒙田的一段话发了条朋友圈：“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活动，而其他则是非常规的活动。”

当自由终于重新归位，梁永安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准备到西南的炉霍、迪庆等藏区转一转，用新买的相机拍些照片、跟当地人做点采访，以后写个尤金·史密斯《乡村医生》那样的图文故事。“我喜欢旅行，不是（为了）看山看水，我是对人类生活很好奇，喜欢看不同的人活着的样子。”梁永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略有烦恼的是，他不知道这趟旅程能不能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完。3月时的一次西安之行，他在高铁上戴着口罩依然被年轻人认了出来，于是只好礼貌地回打招呼，满足他们的一切请求。类似的情况，梁永安这一两年已经历过不少，哪怕平日里坐地铁也会经常被手机镜头偷偷对准，但他还是不习惯被人瞩目的感觉，甚至想不通这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要追逐流量。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面向大众，做了一点积极的传播而已。

2009年9月，梁永安在法国里昂索恩河断桥。图/受访者提供

爱情作为一个支点

梁永安确实“火”了。他在B站上开通仅一年多的账号，有91.2万粉丝订阅关注，获赞123.6万，效果最好的一条视频播放量达103.7万。头部的内容公司和视频网站排着队找他合作，情感婚恋类的真人秀也邀请他担任嘉宾，央视新闻做过两次关于他的报道，各家出版公司同样“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金字招牌，仅刚刚过去的5月，就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两本新书先后出版……如今的梁永安俨然已成为了知识领域里的新晋网红、公众视野中的“爱情导师”。

一切始于一场演讲。

2017年，梁永安受邀登上“一席”讲台，作为复旦中文系的教授，他原本以为只是去聊聊专业范围内的东西，没想到主办方并无限制，让他可以讲些当代青年生活里最矛盾最焦虑最需要面对的事。那段时间，他恰好读了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又想起常年在高校里接触到的年轻人，几经思量便将“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确定为题目。

35分钟的演讲视频一经推送，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之后不断叠增，相关的文字版内容也在微博、朋友圈被大量阅读和转发。预想之外的关注度，让梁永安和“一席”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随后双方继续合作，又推出了系列课程《梁老师的爱情课》，以初恋、分手、前任、孤独等35个关键词对亲密关系与情感世界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剖解。第一季上线后，点击率毫无意外地再次领跑网络。

“其实从内心深处，我对爱情问题不是太重视。”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梁永安仍然觉得所谓“走红”完全是无心插柳，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始终都是“时代与人”：“伴随着巨大的中产化、城市化过程，更大的人的变革和建设在后面，我们需要新的生活方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情感等等。这种复杂性前所未有，给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选择困境，任何选择都没有现成的依据。（尤其）今天的年轻人，变成了前后不靠的一代，既做不到独立自由勇敢地选择自己的路，又不甘心像传统那样按照惯性生活，于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战场。”

爱情，只是这片战场的一个局部，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基础。梁永安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相对比较自主地建立的生活就是爱情。如果爱情问题都解决不好，还何谈独立、丰满的生命。”正因如此，他愿意把爱情当作一个支点，撬动起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对转型时代精神状况的一次思考与寻找：“爱情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两个生活的结合，人的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都高度地凝聚在这个点上。”

事实上，近几年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爱情课”，颇受学生欢迎，同样来自复旦的陈果、沈奕斐早前也是因为讲授爱情而爆红于网络。梁永安理解这份火热背后的心理基础：“年轻人没实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爱情领域里，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共感很强，这是一个必然现象。不是说大家沉浸在小情感里，而是放大看是一个特别大的时代性矛盾。”但对于自己的爱情课，他还是划定了一个严格的界线——坚持形而上的讲法，不做取巧讨好的改变。“我看到了太多人讲情感的时候都是战术性的，没什么意思，我不会去讲具体的、技巧化的、鸡汤的情感关系。”梁永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梁永安而言，与年轻人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交流是一种责任：“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存在，我特别遵从‘先天下之忧而忧’，为问题而活着，尤其今天的转型时代，我有一种非常强的紧迫感。我们如果沉默不语，年轻人就失去了一大块，对我们来说也失去了一大块。”不过，他并不将之视为一种教导，而只是伴随，“大家都是归零的，属于三人行互相为师。”就如同他在每期B站视频的结尾时都会说的那句话：“希望和大家同舟共济，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他有时候能够从聚光灯产生的恼人热浪中找到些许惊喜和快慰。一次，一位吉林粉丝专程到上海找他，要请他去陆家嘴上海中心的空中餐厅吃饭。“说老实话，我心里有点累了，就觉得额外多出个事儿。”回忆起那次奇妙的相会，梁永安说：“但是见面一聊还是蛮感动的，人家很淳朴，也有很多生活上情感上的感慨，非常真心非常自然。因为我在大学里终究有个问题，学生的相似性比较高，不同人群、不同层面的生活接触得少，所以这样一个交流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展开、扩大。”

“按照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心情去建设世界”

“我身边的人都在说‘你的老师现在特别火’，所以我也看了一些（视频）。我一点都不惊奇，现在看到的他跟我30年前看到的他是一样的，没有变化。”作家虹影曾就读于复旦作家班，梁永安是她在校期间的班主任。8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文系纷纷创办了作家班，梁永安一直想在复旦也搞起来，他觉得复旦在上海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本营，无疑是更有资格的。然而1990年，国家教委一纸通知，全国范围内的作家班都停办了。“本来我们是在鲁迅文学院，跟北大在一起的。梁老师知道（停办的）情况之后，就把我们整个班的人接过去了。”虹影说。为了作家班，梁永安跑过四五趟北京，折腾了差不多两年，还是没能拿到本科资质，最后只能由复旦成人教育学院颁发结业证。

彼时的梁永安，只是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如今他已68岁，时间早已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虹影口中老师的“没有变化”当然不是指向容颜。

“其他老师就是上课，从来不会到我们宿舍，而梁老师几乎是隔几天就到宿舍里来，有求必应，任何问题他都会帮助你，一点没老师的架子，跟我们特别平等。我们也去过梁老师家，那个时候复旦还有一些虹口日租界留下来的房子，他住的正好是一个日式的（房子），我印象特别深。”虹影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与梁永安的往事：“我一直受梁老师的照顾，后来我去英国，考试成绩还有那些证件都是梁老师在帮我。包括我去年回国，需要一些以前的证件，也是梁老师出面到中文系办的，而且亲自寄到指定的地点。”

在虹影看来，梁永安如今做的事情和当初与学生促膝谈心、帮助每一个遇到问题的人，是一样的。“他是以学识和内心对世界的看法来帮助更多的人。我非常高兴更多人知道我的老师，我认为（大家）知道他是一种幸运，不知道他是一种不幸。”

梁永安的谦和、善良与热忱，几乎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读书up主冰心前几天刚和梁永安做了一场直播连线，信号测试的过程中，摄像师一遍遍“指挥”他如何调整镜头位置和坐姿，冰心说：“后来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可独自对着手机的梁老师却始终不厌其烦地微笑着配合。”《生活月刊》的记者周亦鸣，在采访文章中则称他与梁永安的初次相见就有熟识多年的亲切感；作家李辉是梁永安在复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也曾在回忆里写到过，毕业以后每次回校聚会，梁永安都竭尽全力地帮大家安排衣食住行。

这种性格的形成，对一个顺风顺水、尝尽美好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件难事，但梁永安的人生并非如此，他不仅屡经坎坷，也见惯灰暗。

父亲是军队里的一名知识分子，梁永安的童年一直处于漂泊状态。最初的成长在南京，后来西安组建了新的军事院校，便举家迁往西北，到了“文革”前夕，军队院校转由国防科工委管辖，脱下军装的父亲作为支援干部，又带着全家搬去云南。

梁永安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1973年高中毕业，一心想考大学的他面对的又是一条不可能的路，只能收拾起下乡的行囊，到高黎贡山下的芒合插队劳动。

寨子里的务农生活与他以往的日常产生了巨大落差。更重要的是，他和那时所有的知青一样，都不清楚未来在哪里，此生或许就在这“广阔天地”扎根下去也未可知。“现实的细节展开之后，你会感受到生活的封闭性质，像百年孤独一样的一种循环，心里非常苍茫。”梁永安说，那种感觉就像走在寨子里布满乱石的泥路上，即使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一步不会踏错，因为太熟悉了。“有一次印象很深，雨下了半个月，柴火都潮湿了，做饭时点不着，冒着烟就是不着火。望着烟浓浓地冒起来，就觉得一辈子的生命可能就像柴火一样点不着，永远是这种灰溜溜的半死不活的状态。”

然而这样的伤感，在他身上其实并不常有。多数时候，即便处于动荡和困顿中，他也能看到一些别的内容。“真是很幸运，因为在西安的话，‘文革’的影响大，原来小学那些同学后来坎坷得很，很多人去汉中修铁路，生活非常艰难，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不多。而我去的云南那个地方，地处边疆，历史上又非常尊重文化，即使‘文革’中老师对学习也抓得非常紧，所以学业没有耽误，1978年我们三兄弟都考上大学了。也算很幸运的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学还没毕业，所以没资格当红卫兵，也就没有他们身上那些创伤。”

这并非追怀青春的记忆过滤，也不是时过境迁的幸存者偏差，而更多地源于梁永安自我塑造的“向日葵性格”。“地球就是黑一半白一半，你要看黑的话真的看不完，你要看白也看不完。我觉得人要做到知道这个世界的复杂，看得到黑，但要像向日葵一样，灿烂地对着光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要做出最艰巨的努力，按照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去认识世界，然后按照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心情去建设世界。”

“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梁永安的网络ID里，有一串数字：03031978，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日期。

1977年时，梁永安已经告别了芒合，成为宝山县拖拉机厂的一名电工。因为工厂每晚八点半要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所以打算更换一台扩音器，梁永安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组装一个，得到厂里同意后他居然真的造了出来。新喇叭响了一个多月，梁永安从里边听到了一条消息：中断十年的高考将在年底恢复举行。“那一瞬间我站在那里，心里静静的，没有想象的激动，但是我知道人生要大变化了。”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他还记得三年前的秋天，自己在云南省委党校学习，一天晚上走过云南师大的宿舍楼旁，听到窗户里传出的轻快笑声，心中何等羡慕又何等惆怅。现在，羡慕终于可以化为希望了，惆怅也将随之飘散如烟。

收到录取通知的前一天，梁永安和两个工友在食堂外面吃早饭，突然天上掉下一团鸟粪，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刚咬一口的馒头上，工友打趣他说这是吉兆。没想到第二天，邮递员真的送来了电报，上面写着：“已录复旦，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就出发。”

1978年3月3日，坐了六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梁永安终于迈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这一天是关键性的承前启后，在高黎贡两年和工厂两年获得的人生体会，需要再往前去扩大，也需要对接人类的整体价值。”梁永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劳动和生存的现实经验与疯狂读书的校园氛围、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就这样开始在他身上发生连接，并最终形成了坚守至今的思想基底：“个人的生命、幸福、自由和权利，是一切价值的圆心。”1984年，梁永安留校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导师贾植芳一生潮起潮落，数次进出监狱，尝尽了跋涉于理想的悲苦心酸，他留给梁永安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自闭的人，不是自诩的人，也不是自恋的人，而应该有天下之心。”梁永安说。在曾经出版的后现代文化学术著作《重建总体性：与杰姆逊对话》中，他也用心良苦地传达着相似的理念：个体在历史生活中往往陷入迷局，特别是对于自我的迷恋。

在上海因疫情居家的日子，梁永安又开始系统阅读和思考起了公元1500年之后整个世界的变化。他想循着历史的纹路，看清人类文明如何在具体而丰富的内在联系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复杂的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特别缺乏在相互对话中建构的建设性方案。很多人充满了激情和观念，用非常有限的知识对世界做绝对的判断，实际上聪明太多思想太少，看似很有冲力，实则很单薄，因此产生了简单化甚至极端化的一些特点，别人稍有不同，就立刻对立起来。”他已经计划好了，接下来做两个系列课程，一个关于启蒙运动，一个关于1850~1950年的欧美作家，以此展现和讨论每个时代不同的问题与人之选择。

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想从浙江舟山一路走到西藏拉萨，让一个个普通家庭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下中国人变化激荡的人生。“今天的中国人，太多内心想象、丰富情感没有打开，生命是纵向的，在等级阶梯上每天拼命向上爬，不会想到转动90度，把生命变成横向的，各安其命，各有各的风景。”

教了一辈子的文学当然也不会放弃。眼下，梁永安正着手翻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他喜欢这位两度摘得布克奖的加拿大女作家峻诮的叙事风格，以及锋芒深处对人类无限的柔情：“她以加拿大人的生存角度，痛切体会个人面对大工业社会的边缘感，也以现代的生命意识，紧张地观察着女性成长的焦虑。”

梁永安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这个月就要毕业了。尽管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老了，但除了每年继续为复旦和中科大开设两门课，属于他的课堂已然事实性地减少了。于是采访最后，《中国新闻周刊》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假设现在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堂课，你会讲什么？”

“我肯定会讲信仰。讲信仰对人压力大，所以我现在不太讲，但是一个人的人生过程中一定要有超越性的终身不变的东西，文明发展的社会也需要在多元性之上有一个符合人性的共同的精神。”

发于2022.6.20总第1048期《中国新闻周刊》

杂志标题：梁永安：从内心深处，我对爱情问题不是太重视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