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的敬业精神(第295期朱熹名札奉使帖背后的救灾事)

关于朱熹的敬业精神(第295期朱熹名札奉使帖背后的救灾事)(1)

编者按:

长江大水,举国关注,百万军民奋力抗灾。今撰此文,盼洪魔早退,祈家国平安。

840年前,一代大儒朱熹,也在鄱阳湖畔,赈灾济民。南京博物馆的朱熹《奉使帖》,身负千古聚讼。30年前,又有徐邦达、束景南二先生之辩。

本期,将重释这件名札,寻找到那位从不曾进入研究者视线的收信人,发掘帖中信息和朱子抗灾史料的真正契合,拂去明珠之上数百载的雾霾。

作 者:吴 斌

南宋朱熹《奉使帖》,是南京博物馆收藏的唯一宋人名札,弥足珍贵。在札中,朱熹向某侍郎讲述了江西庐陵的稻收事。

《奉使帖》之所以是名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身负数百年的名家聚讼,至今未能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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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奉使帖》释文:伏以秋暑尚炎,共惟……文侍郎奉使察州,……动止万福。熹(熹字后添)此审上心念旧。荣畀使节,有如硕德重望。内更挈近■■之选,外历留都名藩之寄。独未尝驾船车而展澄清,今兹所以少迂涂辙,然后进长地官,遂侪丞弼,盖祖宗用人之法也。多贺,多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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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奉使帖》释文:■此蒙恩复贴职,实出吹嘘,弟罪戾之余,岂应得此?一味悚慄。因思去岁,若不缘心疾大作,勉赴武夷,则今日受察依■,其乐岂有涯哉?庐陵蚤稻本信收,六月间偶太热,微有生虫处,遂损一二分。秋后尤酷暑,晚稻渴雨,见今祈祷。闽中想成乐岁。鲜于(子)骏,福星也,复何患耶!■自聆临遣之报,屡欲遣记,访便莫获。适泰宁李宰来求先容,因得附此。忪悸殊未愈。书无伦理,切乞恕罪。余蕲顺令珍厚,以对玺召。右谨(下缺结衔、姓名多字)。

一 《奉使帖》的明代聚讼

明代之前,帖的首尾被有意毁损,丢失了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关键信息,帖中的几处署名,全被抠掉。帖中唯一的一处 “熹”字,是后人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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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朱熹 《奉使帖》 局部 南京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余鼎、胡俨、魏骥等名人,在帖后写下长跋,他们俱认为这是朱子真迹,但对书写背景和收信人,无所适从。兹摘录一二。

余鼎:“与某侍郎书,亦失其字,首尾残缺不可考,但叙及庐陵秋谷,盖先生未尝官于庐陵,岂非淳熙间为江西提刑,亦尝行部于是邦耶?”

胡俨:“惜其所予之人姓字磨灭,而侍郎二字犹存,或以为向子諲,或以为赵汝愚,未知孰是。”

二 徐邦达、束景南二先生之辩

清末,《奉使帖》从李鸿章家族散出。后落入苏州书画商戴颂德之手,徐邦达先生多次为故宫博物院洽购,价昂未果,终被南京博物馆购去。

在《古书画过眼要录》第一册中,徐先生对《奉使帖》写下了大段考证,推翻了明人考订,指出这是淳熙四年(1177)的秋后,身在江西的朱熹,写给同榜状元王佐的信札,王佐时任福建转运使判官。徐先生还解释了《奉使帖》被挖款的原因:“大约是为了庆元伪学之业”。

1992年,朱熹研究专家束景南先生在《书法丛刊》第3期发表《朱熹<奉使帖>真伪考辨》,说:“明以来考辨纷纭,莫衷一是,却无一人疑其为伪”,认为这是被挖改的明人信札。对徐先生的意见,亦指出:“此帖所述,不仅与朱熹生平无一相合,而且也与王佐仕历全然抵牾。

徐先生马上在下一期《书法丛刊》发表《对<朱熹奉使帖真伪考辨>的商讨》,力言《奉使帖》之真,指出,《朱熹年谱》的入载是有选择的,不是尽记所有事。

书画鉴定真伪,考证绝非首要。徐先生说“细看确是朱熹的笔迹”。我用《奉使帖》的字体形态,再三对照其他可靠的朱熹法书,也认为,这是确凿的真迹。徐先生对真伪的定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束先生的意见也值得重视。譬如,他说“王佐兼权户部侍郎是在隆兴年间,距离淳熙四年已隔十三、四年”。换言之,王佐当时不是侍郎,显然不合帖意。

三 重释《奉使帖》

《奉使帖》既是真迹,却又“与史不合”,唯一的可能,是以往的研究路径,错了方向。目前要做的,是重新解读《奉使帖》,寻找到正确的书写时间,找到它和朱子史料真正的契合。

我按照个人理解,把《奉使帖》对译成白话。如下:

《奉使帖》原文:

伏以秋暑尚炎,共惟……文侍郎奉使察州,……动止万福。熹(熹字后添)此审上心念旧。荣畀使节,有如硕德重望。内更挈近■■之选,外历留都名藩之寄。独未尝驾船车而展澄清,今兹所以少迂涂辙,然后进长地官,遂侪丞弼,盖祖宗用人之法也。多贺,多贺。

对译白话:

秋暑尚炎,侍郎您“奉使察州”,请保重。我知道,皇上还是念旧情的。您“荣畀使节”,正如德高望重之人。在朝内,您能亲近皇上(侍读),又曾在留都(建康)等名城任职。唯独没有乘船驾车下过地方。这只是短暂的曲折,估计不久,您会晋升为户部尚书,成为丞弼重臣。这是祖宗传下来的用人之法。值得庆贺。

《奉使帖》原文:

■此蒙恩复贴职,实出吹嘘,弟罪戾之余,岂应得此?一味悚慄。因思去岁,若不缘心疾大作,勉赴武夷,则今日受察依■,其乐岂有涯哉?庐陵蚤稻本信收,六月间偶太热,微有生虫处,遂损一二分。秋后尤酷暑,晚稻渴雨,见今祈祷。闽中想成乐岁。鲜于(子)骏,福星也,复何患耶!■自聆临遣之报,屡欲遣记,访便莫获。适泰宁李宰来求先容,因得附此。忪悸殊未愈。书无伦理,切乞恕罪。余蕲顺令珍厚,以对玺召。右谨(下缺结衔、姓名多字)

对译白话:

我这次“蒙恩复贴职”,被夸大了,弟有罪在身,怎能如此?满心悚慄。想起去年,若不是因 “心疾大作”,勉强回到武夷,那今年“受察”,还能笑得出吗?江西庐陵的早稻,本可圆满收割,只是六月碰到热天,局部生虫,折损了一两分。秋后酷热,晚稻缺水,正在祈祷下雨。看来,今年闽中倒应是丰年。您是像鲜于子骏这样的福星,那就没什么担心的了。我听到您的消息,屡次想写信,但没找到合适的送信人。正巧泰宁的李宰,来我这里求先人遗像(题赞),可以顺路捎去这封信。我心悸未愈,语无伦次,务请海涵……

研究《奉使帖》,先理清三个关键问题

1、“奉使察州”和“荣畀使节”,是一回事吗?

未必是一回事。

“奉使察州”指京官到地方视察。“奉使”在宋代比较常见,往往是离京的客气说法。譬如,苏辙有《李邦直见邀终日对卧南城亭上二首》,有句云:“

东来无事得遨游,奉使清闲亦自由。

而“荣畀使节”就重了。这是指出使外邦,如“使金”,有声望的朝臣,才能担任,所以朱熹才会说“

有如硕德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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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信时,朱熹身在福建还是身在江西?

应是在福建。

帖中说:“因思去岁,若不缘心疾大作,勉赴武夷,则今日受察依■,其乐岂有涯哉?”这说明,在去年,朱熹已经离开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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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侍郎,是奉使江西,还是奉使福建?

应是奉使江西。

只有这样,朱熹才会向侍郎讲述庐陵的稻收,还把他比作鲜于子骏。鲜于子骏名侁,是北宋能臣,司马光喻之为福星。

此时的庐陵,早稻已收,“秋后尤酷暑,晚稻渴雨,见今祈祷

”。朱熹的意思是:侍郎您是像鲜于子骏这样的福星,驾临庐陵,定会迎来雨水,晚稻就不用担心了(

复何患耶)。朱熹所在的闽中,今年是丰年(闽中想成乐岁),所以,福星之语,不会指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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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奉使帖》收信人的身份条件

明白了这三个问题,就可以顺势再列出这位侍郎的身份特征:

1、他时任的是户部侍郎。因为帖中云:“然后进长地官”,地官,是户部尚书的别称。朱熹是说,您会升到户部尚书。

2、他曾出使外邦。正所谓“荣畀使节,有如硕德重望”。

3、他曾近御“侍读”,并在建康当过官。正所谓“内更挈近■■之选,外历留都名藩之寄。”

4、他离京前往的是庐陵,庐陵是使命之地。

5、他的年龄比朱熹大,朱熹自称弟。

6、他在朝中遇到了挫折。帖云 “此审上心念旧”,“独未尝驾船车而展澄清,今兹所以少迂涂辙”,这些都是朱熹对他的劝慰。

筛查史料,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人,他叫盖经。以往的朱熹研究,从未把他纳入视线。如今知道了他的存在,《奉使帖》或迎来全面突破。

五 盖经生平完全符合于《奉使帖》

盖经生于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比朱熹大一岁,是名臣钱良臣的亲家。他的生平,主要见于卫泾《后乐集》卷17的《盖经行状》,撰者卫泾,是盖经的女婿。现据《行状》,把盖经的部分宦历,整理如下:

  • 淳熙三年(1176)正月,受钱良臣举荐,“除司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总领淮西江东兵马钱粮”

  • 淳熙四年(1177),“擢权户部侍郎”;

  • 淳熙七年(1180)五月,“诏兼侍讲”,十一月,“借户部尚书,充贺金国生辰国信使”;

  • 淳熙八年(1181)九月二日,正除户部侍郎,二十日,兼侍读。先是六月壬申,诏开讲日读《陆贽奏议》,比秋始御迩英,适史魏公浩免奉请,进读虚席,政府进除目,上越次命公,公力辞避诏。不许。公甫拜命,趣入对,天颜悦怿,拊问甚厚,且赐之坐曰:朕素知卿乃以钱良臣姻家,用卿晩矣。公局蹐顿首谢。后二日,而言者及公,公亟请去。归既踰年(1182),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另外,在南宋《景定建康志》卷26的淮西总领题名的条目下,还有些记载,可作补充:

盖经。奉议郎、司农寺丞间兼权户部郎官。

淳熙三年二月七日到任。

四年十月三日除户部郎官。

六年三月十三日除太府少卿,八月二日除权尚书户部侍郎。

综上可知,盖经在建康任过总领;又曾使金;淳熙八年(1181)九月,正除户部侍郎兼侍读,“踰年”,即淳熙九年(1182)秋,以户部侍郎,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而庐陵,正属江州。

盖经的种种,完全符合于《奉使帖》的收信人条件。

六 《奉使帖》书于淳熙九年(1182)秋

盖经的次女,嫁给钱良臣之子钱仲彪。钱良臣最高做到参知政事(副相),是盖经最重要的政治关系。盖经只当了两天的孝宗侍讲,就被迫辞去,即“后二日,而言者及公,公亟请去”。何以“言者及公”,史载不详。但《宋史•孝宗本纪》云:“淳熙八年(1181)九月辛巳,钱良臣罢”。二事之间,有着微妙的时间巧合,当有关联。

朝中遇挫的户部侍郎盖经,在第二年秋,顶着“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的祠禄官衔,奉使江西,这已有外放的意味了。所以朱熹才会写“此审上心念旧”等劝慰语,并把听到的庐陵稻收事,附告之。

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朱熹书写《奉使帖》的时间,就是盖经奉使江西的时间,即淳熙九年(1182)秋。

我们淳熙九年秋为基点,看看之前,朱熹在做什么?

七 朱熹江西赈灾

淳熙六年(1179)三月底,朱熹知南康军。南康军位于江西北部,治所星子县(今庐山市),邻鄱阳湖。淳熙七年(1180)夏,天下大旱,朱熹殚精竭虑,大修荒政,一直忙到淳熙八年(1181)三月,一系列的赈灾举措,让他赢得了官声。

当时的南康军,是一副烂摊子,朱熹说,“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又赶上大灾,他“夙夜忧劳”。

故宫博物院藏有朱熹的《上时宰二札》,首札书写于当时,其中,朱熹除申请减税和“奉祠”外,还描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衰病之躯,日益疲惫。旧证之外,加以洞泄不时,兼旬未止,两目昏涩,殆不复见物”,“日夕应接吏民,省阅文案,若更旬月不得脱去,即精神气血内外枯耗,不复可更支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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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朱熹 《上时宰二札》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奉使帖》中,朱熹自道“心疾大作”,何谓心疾?劳思忧烦之病。

终于,在淳熙八年(1181)闰三月,苦不堪言的朱熹熬来了接任者,得以东归武夷。朱熹《答吕伯恭书四十五》记载了详细的日期:“俟代者至,闰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归……,以四月十九日至家。这就是《奉使帖》中所说的“因思去岁,……勉赴武夷”。

之后半年,朱熹著书行文,游山访友,很是悠闲。

八 朱熹浙江赈灾

淳熙八年(1181)九月,朱熹又接到了“提举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的任命,这时,他请求面圣,获允,十一月底,朱熹奏事于延和殿。之后,朱熹提举浙东,巡历州县,再次疲于赈荒事。

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连上六状。唐仲友是丞相王淮的亲家,被王淮袒护。对方抓到机会,反诉了朱熹。

九月初,朱熹除江西提刑,进职二等,值徽猷阁。朱熹随即写下《辞免进职奏状(壬寅)》,道:“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论诉。……臣方当罪,囚服藉藁以俟斧诛,岂宜遽窃恩荣,以紊刑赏之典?所有前件恩令,臣实不敢祗受,欲望圣慈,特许辞免。

这些环节,和《奉使帖》中的“蒙恩复贴职,实出吹嘘,弟罪戾之余,岂应得此?一味悚慄”,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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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朱熹在浙江衢州的常山写下《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当日南归,经江西而往福建。九月下旬,已至武夷家中。

前文已证,《奉使帖》写于淳熙九年(1182)秋。按照气令,晚稻收于十月中上旬。据帖意,朱熹写信时,晚稻未收,再结合朱熹返闽的日期,那么,《奉使帖》的精确写作时间,当是淳熙九年(1182)的九月下旬。

《奉使帖》中还提到“适泰宁李宰来求先容,因得附此”,这位李宰是谁?他是陆九渊的门人,陆九渊有《与李宰》一文,解释了“吾何容心”之说。朱、陆是理学和心学的宗师,二人半生论战,光耀哲学史。陆九渊常住江西,福建泰宁的李宰,往来两省,或有捎信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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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从《奉使帖》的行文可以看出,朱熹和盖经,显非初识。他们两人之前的交集,会在哪里呢?

之前的两三年,朱熹主要在江西和浙江赈灾。当时,户部尚书阙如,侍郎盖经,实际上是主持赈灾的最高户部长官。《盖经行状》描述道:“淳熙七年(1180),是岁适旱,公疏备豫六事:曰定赈贷之赏,曰通商贩之利,曰散常平,曰严检视,曰已逋责,曰缓赋租。寻诏诸路备荒政,实自公发之

朱熹施行的赈灾举措,基本上是贯彻盖经的“备豫六事”,他们在行政事务上,理应存在联系。

在此文中,先是排查出《奉使帖》的收信人为盖经,结合《盖经行状》,推出《奉使帖》书写于淳熙九年(1182)九月下旬。再根据朱熹之前的行踪,验证《奉使帖》的其他所有环节。一番下来,于史不悖。

现在看,我们大约是找到《奉使帖》的真相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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