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1)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这些年就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文|林松果

编辑|槐杨

摄影|(除特殊标注外)尹夕远

三年级课堂里的民主

对猫猫果儿小学的采访,是从一次民主投票开始的。

3月28日上午十点,猫猫果儿小学三年级,即将开始一堂语文课。《人物》的摄影师站在教室后面,想拍一张照片,但被语文老师打断了:「对不起,拍照需要同学们同意,您得到他们的同意了吗?」

教室里二十几位小朋友齐刷刷转过头,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老师说:「好,那我们现在来举手表决。」绝大多数同学都举手表示同意,超过半数,摄影师可以拍了。课堂继续。

到了下课时间,还有一点内容没讲完,老师同大家协商,同不同意延时5分钟,15个人举手表示同意,决策通过。

协商和投票,就发生在一分钟里,但足以让闯入的采访者感到震动——孩子们面对投票,非常自然——这样的协商每天都在发生,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态度更包容。

就在同一天,隔壁的四年级,上了一节综合课,老师讲的是一起中国籍学生在美国的霸凌案,他们暴力折磨一位女同学长达五小时,主事者被判重刑。

课程从「什么是校园霸凌」开始,讲到「什么是法律」、中美法律的差异。与其说是课堂,倒不如说是讨论,不要求课堂绝对安静,任何同学有疑惑,都可以发言。他们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反抗回去,怎么算呢?我们可以以暴制暴吗?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校园霸凌?讨论是开放的,不需得出什么结论,课程最后老师播放了一段视频,是罗翔老师在谈《正义是什么》。

教这堂课的老师Amy,也是四年级的班主任,她说,这学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四年级这个班达成班级自治,这节课的内容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帮助大家了解,何为自由,何为规则,何为法律。

在几公里外,猫猫果儿还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在苍山脚下,院子里有巨大的无花果树和榕树,杜鹃花正在开,枇杷刚结出青色的果子,多肉和蕨类植物随处可见。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也自己决定许多事情。比如幼儿园有个沙坑,玩沙的规则,是小朋友自己制定的,画了画贴在旁边,予以明确。我们去的那天,老师正在给一小块地浇水,他说,有一天,小朋友说,这块地空着有点可惜,是不是可以种点东西?他们决定种水果萝卜,现在已经发了芽,小朋友们决定,等萝卜长大了,就拿到菜市场去卖钱,再用钱来买玩具。总之,小朋友有最高决策权。

我们造访的猫猫果儿学校,位于云南大理。过去十多年,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迁徙浪潮,大理成为一个创新教育的基地,这里有源自古今中西、各个流派的教育探索,比如拍纪录片出身的陈钢创办的猫猫果儿,曾是新华社记者的陈阵创办的苍山学堂,推崇灵性教育的萧望野创办的那美学校,还有数量庞大的在家上学群体……这种教育实践构成了一种童话般的叙事,但很少有人追问,那之后呢,发生了什么?

在大理的所有教育探索中,猫猫果儿学校,无疑是时间最长、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存在。这所学校在2012年创办,已经存在了11年,当时的第一批孩子,已经长到了十五六岁,正度过他们的青春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大理、回到城市,有的在体制内学校读中学,有的在国际学校,有的读了职业学校,有的辍学,还有的正申请国外留学……呈现出多元的面向。

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观察他们的成长,想知道这样的创新教育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经历了「金色的童年」之后,他们也度过了漫长的接轨期,被拒绝过,碰过壁,与主流道路艰难磨合。成长是一条漫长的甬道,而很多人至今置身迷雾之中。

观察孩子如何长大,其实也是观察家庭。说到底,父母们才是决策者,他们想要不同的生活,决定迁徙到大理,最后又决定离开。但教育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它关系到金钱、人的决心和人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社会里,做出自由的选择,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代价。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2)

猫猫果儿小学一个班级的自治班规 林松果 摄

一群嬉皮建立的学校

在今天的大理,如果想复刻在大城市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今年三月,我在大理做采访,住在大理大学对面的小区。这里有一片中产阶级社区,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小区取名「山水间」、「小院子」,附近发展出一整套支持中产生活的系统,比如咖啡馆、西餐厅、美味的可颂店,每天上午,大家带着小狗,聚在店里聊天。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约我在大理古城的一家有机餐厅见面,那天在餐厅里,就坐着好几位他的熟人。

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社区的感觉,是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猫猫果儿,正是与中产在大理的聚集同步产生的。

2012年3月,苍山脚下,一所小小的幼儿园开业了。

猫猫果儿的创始人陈钢,杭州人,曾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云南迪庆州的乡村办过十年的支教学校。后来,他和妻子三三搬到大理,生下了儿子,开了一间客栈。过了两年,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龄,那时大理有很多教育流派,但他听来听去,觉得都不落地,最后决定自己办幼儿园,就在自家的客栈旁边,最初只有四个孩子。幼儿园取名「猫猫果儿」,是杭州话里「躲猫猫」的意思。

也正是在那时,2012年前后,是北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刻,全国的中产们,因为环境污染、寻求更好的教育等等原因,有了一阵移居大理的浪潮。

拿第一批猫猫果儿的孩子举例。来自北京的蔷薇一家,儿子刚满三岁,因为污染严重,孩子从过敏转为哮喘,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医院。而蔷薇自己,当时在一家知名的商学院工作,忙得马不停蹄,商学院周末活动尤其多,她几乎没有休息。

当时一个大项目结束,蔷薇放了年假,一家人跑到云南,从大理、丽江到香格里拉、腾冲,玩了一大圈,觉得还是大理最好,最生活化。她花四万块租下一个院子,本来是想偶尔去住一住,但不知不觉越住越久,后来干脆大人辞了职、小孩退了学,一家人搬到大理。

来自广西南宁的悦程一家,本来在做二手房生意,收入可观。儿子波比当时五岁,在南宁的公立幼儿园上学,那段时间,悦程发现波比在学校处境不佳——吃饭时洒了汤,会被老师关小黑屋,还被警告不能告诉家长;别的孩子过生日,家长会送蛋糕到幼儿园,和大家一起庆祝,但轮到波比过生日,老师说不可以。

悦程后来才明白,之所以受到刁难,是因为没给老师送礼,而绝大多数家庭都会送礼。她希望学校和老师,是有爱的,真正爱孩子的,但这个诉求似乎无法被满足。她感到失望,就想往体制外走一走,到大理考察新教育,呆了十天,她丈夫觉得,大理实在太舒服了,决定结束自己的生意,全家搬到大理,在这里开起了一个租车行,后来又开了客栈。

还有的家庭,本来是在西藏开酒吧,生了孩子之后搬到丽江,又因为丽江的火爆,退到大理;还有人是网店老板、媒体人、公益组织成员……

现在回头来看,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从事相对自由的行业,心态开放,又有了孩子,到了人生新阶段,决定从过去的轨道脱落。到了大理,怀着「摆摊儿也能活」的心态,大家开起了酒吧、民宿、租车行;商学院的前员工做起了亲子游学营;海归的外企员工,在烈日下拉沙子、搬水泥,给民宿刷防晒涂料。

那是一种如今听起来已非常遥远的、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用陈钢的话说,如今大理的家长,很多本质是中产,外表也是中产。而当年这群人,「本质是中产,外表是嬉皮」。

搬到大理,他们自然需要给孩子找一个学校。当时大理有各种教育流派,比如蒙台梭利、华德福、国学甚至是私塾,但在一众学校里,猫猫果儿幼儿园,跟这群家长的观念最契合。

蔷薇记得,她也去过大理其他的学校,有的做灵性教育,「感觉飘在天上,要培养孩子的灵性,感知天地」。还有的学校,理念固然很好,但重要的是实践它的人,悦程印象里,她会对他们的老师不放心,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正关心孩子。

猫猫果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理论,陈钢只订立了三个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对方,不破坏物品。在这个框架下,完全尊重孩子,他们不上课,不吃饭,躺在地上打滚,都可以。

一位来自北京的家长印象很深,猫猫果儿幼儿园最初的老师们,来自陈钢曾经创办的支教小学,对孩子接纳度高,没情绪,她会非常放心。再加上幼儿园的环境也好,是洱海边一片漂亮的大营地。很快,猫猫果儿幼儿园就聚集了一批人。

十年过去了,悦程仍然记得当时的日子。他们在人民路上开了一家客栈,幼儿园的很多家庭也都住在这条街。每天放了学,孩子沿着人民路,走一走就到了同学家。这些家庭之间三观趋同,建造起了一个氛围很好的社区,时至今日,猫猫果儿仍自称社区。

也是那一年,来自成都的聂飞和李朵,带着他们的儿子当当移居大理。最早,他们把当当送到了大理本地的一所公立幼儿园,当当不爱吃葱,但幼儿园做的米线里都有葱,老师要求他必须吃;他不喜欢睡午觉,学校也要求所有人都要睡。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布置课后作业,当当写不好,晚上会气得哭。

第二个学期,他们不得不把孩子转到猫猫果儿。离开时,李朵去那所幼儿园收拾东西,发现当当的小被子里,棉絮已经被掏空——他太无聊了,睡不着,又没办法干别的事情,只能掏棉絮玩儿。

到了猫猫果儿,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每天,当当在草地上奔跑,「就跟羊一样」,回家脏兮兮的,浑身都是沙子,裤子上是破洞,但这让妈妈觉得安慰,好像这样才对。

有一天,爸爸问当当,现在幼儿园和原来的幼儿园相比,感觉怎么样?小小年纪的当当,给出了一个让爸妈意外的答案:「这个地方让我感到自由。」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3)

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小朋友决定在这块空地种上水果萝卜 林松果 摄

从建立一所自己的学校,到「拼刺刀」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关于大理教育的叙事里充满了美好与童趣——这里的自然太好了,山水云雾、洱海苍山,甚至不需要教育者再多做些什么,孩子生活在其中,就会得到滋养。另一个原因是,幼儿园阶段,是一个非标准化的教育场景,家长也会更宽容,在这个阶段,更容易看见完整的孩子。

很快,一年多以后,幼儿园的孩子长到了六七岁,开始面临一个新问题:去哪里读小学?

在幼儿园的感受太好了,家长们因此呼吁,希望大家众筹,把猫猫果儿的小学部也建起来,「孩子自己的教育,我们自己办」。陈钢原来就做过支教小学,他也很被这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打动,「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间是非常罕见的」,「那老子也加入,算我一份」。

有点像个草台班子,小学就这么开始了,陈钢成了校长。在猫猫果儿小学的低年级,游戏式的教学风格依然在延续。没有教材,没有试卷,也没有作业(极少的作业,也是在iPad上完成),每周还会有一整天的外出课,他们去爬苍山,或者骑车环洱海。

孩子们不按照学科来上课,而是项目制的教学,根据同学们的讨论,发现了什么话题,就用它生成课题来学习。一年级,他们学拆车,老师带着他们拆掉了一辆夏利。二年级是建大棚、种植、学堆肥。接下来又开始学怎么治理水污染。学知识,也不是传统的学法。比如汉字,不是从拼音、偏旁教起,最初讲的可能是象形文字,让孩子自己创造汉字。

每学期期末没有考试,唯一的考核是让孩子们去古城里完成任务,沿途会有人提供任务卡。来自重庆的飞雪,两个孩子都是在猫猫果儿上的学。她记得,女儿读一年级时,不喜欢这种考试形式,觉得太麻烦,直接跟班主任说不考了,学校完全接受,「猫果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这样一所众筹的学校,确实也提供了有限条件下最好的资源——一万五一学期的学费,请的是专业的外教(后来工作签证日趋严格,外教因此离开),学生们玩的是几千块一盒的乐高。飞雪说,他的儿子英语至今很好,这跟当年的外教分不开。

在陈钢的教育理论中,孩子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这叫「适时生长」。在幼儿园阶段,这个任务是「真」,让孩子认识世界,「我很好,我和别人不一样」;到了小学,这个任务是「善」,要教会孩子在面对痛苦、纠结和矛盾的时候,如何去悦纳自己、他人和世界;到了中学阶段,任务才是「美」,孩子们开始追求知识的力量和美,去进行创造。

所以在小学阶段,学校会建议孩子们充分地发展社交,下了课互相拜访,甚至在彼此家里过夜。老师们也不评判学生,不以成绩论好坏,师生间是朋友的关系。悦程的形容是,他们对每个学生都是尊重、公平、有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可能厌学」。

最初两三年,家长们是很不焦虑的,「都是没心没肺地玩儿」,一起打麻将、聚会、八卦,不太考虑遥远的未来。当时的生活轻松愉快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佐证是——很多家庭都是到了大理之后,决定生下第二个孩子,有的家庭甚至生了三胎。

唯一有些意识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父亲,儿子一年级时,他开始给孩子做体制内的试卷。当时,他遭到了大家的耻笑。

但很快,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李朵印象里,家长们的集体焦虑是从三四年级开始的。当时,孩子们依然连最基础的乘法都没有掌握,认字也不多,因为长时间用iPad做作业,书写是个大问题,无论是笔顺还是写字速度,都与同龄人差距很大。蔷薇也记得,当时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城市,一见朋友们的孩子就会受到刺激,「跟朋友们的孩子比起来,就像一个文盲,字也不会写,什么都不懂。」这一切,都让一部分家长们觉得,原来那种游戏式的教学,不能再持续了。

更让他们有危机感的是,到了四年级,有的家庭会带着孩子去外面的学校考试,但无论去什么学校,考什么卷子,孩子的成绩都不好。有时候100分满分,他们只能考20分。

飞雪带着女儿考过昆明的一所体制内小学,她只做完了选择题,其他的都不会做——这其实是很自然的结果,小学几年,他们既没有接受系统的学科知识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应试训练。消息一个个传回来,大家慢慢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很不容易。

站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回忆第一届孩子的经历,家长和校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在李朵看来,他们作为第一批家长,是一批小白鼠,而且猫猫果儿没有初中,他们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孩子怎么跟社会衔接,「那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因此走着走着,就有人动摇了,三四年级选择离开猫猫果儿的家庭是很多的。

另一位来自广州的家长,在文章中写过,猫猫果儿采用的项目制学习,对老师设置和推进课程的能力要求相当高,而由于学校缺乏专业人才,这种课程要么无法推进,要么很浅,孩子在学习中难以提升。他也曾听猫猫果儿的两位老师聊天,一人说起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另一个人笑:「可是他们(体制内教育)不会用啊!」他觉得这话里,也有某种固步自封。

而陈钢的感受是,办这所学校,在幼儿园阶段是很快乐的,「爹妈才做了几年爹妈,扑通生下一个小宠物来,那种好奇、好学的劲儿还在」。但小学已经进入残酷的教育战场,是「拼刺刀」。社会给家庭制造的所有焦虑,在小学阶段,他都遇到了——家长不再是一个学习者,而是一群需要承诺的人,他们希望孩子的未来有某种确定性。

最初决定办小学,他说过,「自己只对未来的人负责,绝不对未来的教育衔接负责」。那时大家有强烈的共识,希望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学校,这所学校里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把人当人看」,真正尊重孩子。但面对残酷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够的,家长们还想获得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在流水一样的家庭生活中,焦虑一直在滋长,并且无法抵抗。

因此出现的一个结果是,猫果前两届有一个班级,上到四年级,家长集体恐慌,几乎是提前解散,「还没到毕业就集体把学校给甩了」,大部分家庭都把昆明作为了落脚的第一站,让孩子进入昆明的国际学校。

猫猫果儿小学的第一届学生当当,向我们盘点过,从幼儿园到小学,班上「新生如流水」,离开的人也如流水。他毕业时,班上只剩下八个孩子。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4)

猫猫果儿小学的孩子在校园里玩耍

出大理记

当孩子们走出门去,进入社会,这样一个创新教育实验,开始真正接受检验。

离开大理后,他们都遭遇了一个为时不短的适应期。他们的现状如何,跟家庭的选择、经济情况、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都有关系。

第一个关键选择就是,回体制内,还是留在体制外。我们遇见的大多数家长,都倾向让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但关键问题,就是钱。

在大理定居之后,很多家庭都斩断了与原来城市的联系,靠旅游业谋生。我们在大理见面时,蔷薇拿自家的情况举例,他们到了大理,最初是做亲子夏令营,承接大城市的家庭,给他们安排一个几天几夜的行程,靠这个收入,她就能在大理活下来,但也赚不了太多钱。后来疫情来了,无论是开客栈、酒吧还是做夏令营,都只能停摆。她就开始做微商,卖云南的山货,现在她成立了个人的摄影工作室,这些能养活自己,但如果支持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要另说。

另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给我算了一笔账,他的女儿现在在猫猫果小学读四年级,学费加上穿衣吃饭和兴趣课,如果要活得比较舒服,一个月要一万块。如果读了国际学校,学费升级,更是一笔昂贵的开支。

也有的家庭,会坦诚地告诉我,在疫情中,他们「破产了」,无力支持孩子去国际学校;还有的多孩家庭,勉强能支持一个孩子去读,但又必须考虑公平。最极端的一个家庭,孩子本来在昆明的国际学校读书,但因为疫情,家庭收入锐减,只能转学到了昆明的一所职业学校,孩子实在不喜欢,退了学,现在就在家里自学。

如果回到体制内,孩子们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他们的路径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次次考公立学校,或许会因为成绩太差被拒绝,最后勉强进入一所学校,经历漫长的适应期。

来自广西的波比,是遇到波折最多的孩子之一。他是猫猫果儿的第一届学生,到大理后,父母觉得生活轻松幸福,又生了两个女儿。波比五年级时,家里三个孩子都在体制外学校读书,学费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全家决定离开大理、回到广西。

他妈妈悦程,带着他先去了广西柳州的一所创新教育学校,但他不喜欢。后来辗转到昆明,但这个时间点很尴尬,很少有学校会收六年级的插班生(如果考得不好,会影响升学率)。最后很无奈,他们花钱进了昆明的一所普通初中,没有读六年级,直接读了初一。还算幸运的是,在这里,波比遇到了一位还不错的老师。他展现出了努力,悦程又和老师有过深层的沟通,老师对他有耐心,愿意鼓励他,不会以成绩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进校时,波比是全班倒数十名左右,到了初一结束,他是全年级第六名。

但转变就发生在之后——波比是广西户口,要在广西参加高考,他们决定回到户籍地。他家所在的学区有一所很不错的初中,但进入这所初中,悦程认为是「噩梦的开始」。这所学校的老师倾向培优、掐尖,课程是拉着往前跑的,而班上的同学都是从小补课补到大的,已经习惯这种节奏。刚入学时,波比很吃力,也很努力,晚上会做作业做到凌晨一点,也开始上补习班。持续了一段时间,成绩依然没有太多起色,他灰了心,「他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但还是这样子,老师还是不待见他」。

悦程感受到了儿子的某种变化——他已经到了十四五岁,和原来不一样了,妈妈的肯定和鼓励,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他想要更多来自外界的肯定。一直求而不得,他就想放弃了,失去了学习动力,在混沌中度过了初中。中考考得一般,现在,他在南宁的一所普通高中读高一。

孩子长大得太快,一旦做出选择,就没有修改的余地。悦程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怅然,作为母亲,她觉得遗憾,也觉得愧疚和心疼,「为什么做父母没有培训班?」在波比升学的过程里,他们有太多纠结,「你会发现一路走来,自己这里没做好,那里也没做好(比如,她觉得在波比补课的时候,自己给他的支持太少,在波比焦虑的时候,她也叠加了焦虑),但是,哇,孩子都长大了,都回不去了。」

当当是波比同一届的好朋友,现在在广东惠州一家国际学校读初中。离开猫猫果儿之后,他在昆明的一所小学短暂读了一年,也经历了学生们典型的困境——适应两种教育模式背后不同的价值观。他妈妈李朵给我举过一个例子:同样是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在猫猫果,老师会希望大家给出开放式的回答、展开充分的讨论,而在公立学校,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当当当向妈妈提出这种困惑时,妈妈会告诉他:在体制内,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走,但那个开放式的答案,「要在心里有所保留,不能失去」。

还有一个男生,到了天津读公立小学。最开始,他依然延续在猫猫果儿的上课状态,听课凭兴趣,预习、复习根本不做,整个人非常「天真」。老师让做题,题目说的是:「请你想一想,空白和阴影面积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孩子会在答题页写:「大概是1:1吧!」把他妈妈气得够呛:「人家是让你计算,不是让你猜。」这和他接受应试的训练不够,有直接关系。

悦程的大女儿,也会被人际关系所困扰。她的2岁到5岁,都是在猫猫果儿度过的,小学回到南宁,她老觉得,城里的朋友不如大理的好,在大理,孩子有足够的空间玩耍,释放自己,同时也建立了规则和秩序感,尊重他人。但在南宁的小学,同学们互相追打,好像是压抑的精力无处释放,她无法融入,直到今天还是会说,交不到特别知心的朋友。

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过渡。

这里面有幸运的成分在——他们有的在体制内学校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比如飞雪的小女儿,回到重庆读小学,要求看《开学第一课》钟南山的发言写作文,女儿直接写,「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老师也会包容;再比如当当在昆明公立小学读六年级时,遇到了非常负责任的语文老师,花一年时间,帮他补上了几乎是小学六年的语文知识。

当然也有某些共性。陈钢观察了这么多家庭,他会觉得,家庭的认知,家长的背景,很多时候决定了孩子的成长轨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飞雪一家。飞雪是非常爽快的重庆女性,我们聊天时,她会笑得很大声,谈到两个娃都是表扬,怎么看怎么好,陈钢形容她,是类似「我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的娃来?」脸上那种骄傲是挂不住的。也因为家庭给的支持,她的孩子也有相似的性格,会更有韧性和底气——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她的儿子通过了保送录取考试,被保送至重庆本地一所重点高中。在采访时,她一直在强调,儿子可是从全班倒数,一路追赶到了今天。

再比如第一届学生里,有个孩子叫王一,父母都是北京的建筑设计师,王一从小跟着爸妈开会、做设计、测绘,小学就学会了CAD等专业设计软件,从猫猫果儿小学毕业,他留在大理读初中,考入云南建设学校,这是一所大专。但在爸妈规划的道路里,他会继续往上读书,师承父母的前辈,也会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还有很多相似的故事。第一届学生里还有个女孩叫娃娃,小学毕业后去了昆明的国际学校,她妈妈是一位国内知名医生、博导,在她的计划里,娃娃也会出国学医;还有一位男生,父亲是画家,他就正在家里备考,打算考美术学院。

王一的父亲,为他写过一篇成长记录,在那篇文章底下,有一条读者评论,很好地总结这些家庭的特质,也可以说是特权,「孩子进可在高质量私校健康成长,退可在北京公立小学享受政策。我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与保护,但更看到了父母画一条起跑线的能力,和容错的底气。」

教育的接续,最后指向的是更现实的阶层问题。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5)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玩耍

年轻一代的选择

当然,我们以上的所有谈论,都是当年的猫猫果儿。在今天,情况已经不太一样。

三月底,我在猫猫果儿幼儿园做了一天的观察员,在那里我看到的家长都很年轻,妈妈们面容精致,穿着Lululemon,坐在一起聊八卦的样子,和北京顺义的国际学校没什么不同。

蔷薇的儿子和女儿,分别经历了第一届和现在的猫猫果儿小学。她会明显感觉,现在家长的心态比他们当年紧张,孩子们放了学,有的爸妈还会在家教学,给孩子上网课,或者给他们做试卷,虽然学校不要求,但他们会觉得,「孩子多学一点不亏」。

猫猫果儿小学的课程,也必须顺应家长的呼唤,做出调整。我们在猫猫果儿小学旁听时看到,现在他们会发放纸质的作业,学生每天放学后,大概需要花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完成。有的课会有课本,学校也会要求背诵和默写,也会给他们拿来体制内的卷子,让他们做做看,有人考20分,有人考70分,不过大家不太把这个分数当回事。

随着时间推移,办学的空间也在逐步缩窄。从前猫猫果小学的教学楼,因为建在农业用地上,已经作为违规建筑被拆掉,孩子们不得不迁入大理一所民办小学,由此来获得合法性。去年冬天仓促建起来的临时板房,就是猫猫果儿现在一到四年级的教室。

在这个小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景——三个学校、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同时存在,体制内的民办小学是「英才一班」,占据教学楼的一边;华德福学校是「英才二班」,占据教学楼另一边,二者以楼梯间为界;而猫猫果儿学校是「英才三班」,刚建好的板房,偏居校园最深处。体制内小学的孩子穿校服,另外两个学校则不,猫猫果儿的孩子会很好奇,会凑过去看。

这三所学校,共用一个食堂,但雇佣不同的厨师,中午错开时间开餐。在吃饭时,猫猫果儿的美术老师薇薇和我谈到这件事,她笑了一下,「在大理,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同的体系并存,但同样受到约束,这是大理教育的典型图景。

但在现在的大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很多家庭不再像原来那样举家搬迁,不计后果,自由烂漫。在剧烈变动的、不那么有安全感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父母,他们更理性,会让孩子在大理读幼儿园,半年或者一年,为他们「储存一点幸福」,读完依然会让孩子回到城市上学校,参与「卷的战争」。

大理的云朵幼儿园,以自然教育闻名,有一片巨大的农场,这所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来自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有的妈妈是微软的员工,有的妈妈是纪录片导演,还有的妈妈是画家,在2022年秋天疫情严重时,作家郝景芳带着她的孩子来此避世。

云朵的园长叫燕子,今年五十多岁,做过媒体,也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做过十几年教育,2015年前来到大理,创办了这所幼儿园。

今年三月,燕子带着我们在幼儿园的农场里散步,从一个小门走进去,我们先是看到了小猪在拱泥巴,又看到了在吃草的山羊和绵羊、鸡,闻到了动物粪便的味道,接着看到了樱花和梨花,看到田地里标着班级的名字,在采访录音里,还会听到三月大理巨大的风声——幼儿园的教室,就在它们中间。

大理的雨季即将到来,下午下了一场雨,一个班的孩子搬出画板,画雨后的天空和农田,老师在给刚发芽的萝卜苗浇水。两位来自英国的外教,拿着单词卡给孩子们上课,他们教的大部分单词,都是农场里有的动物,比如猪、蚂蚁和蜜蜂,从身边看得见的东西学起,这是课程设计的一部分。

幼儿园也是一个观察窗口,燕子会看到这一代家长的集体面貌。她说,能把孩子送到云朵来的,是那种「又鸡又不鸡」的家长。说他们「鸡娃」,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背景、学历和工作,孩子最后也都会进入大城市很好的公立学校或国际学校,说他们「不鸡」,是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大理来,让他们尽量享受一个在自然里长大的童年。

燕子一直记得一位来自北京的妈妈跟她说的话。当时,那个孩子当时已经被人大附小录取,小学前的最后一学期,她把孩子送到了大理。当时她和燕子说,她觉得自己在给孩子存「幸福银行」——「他们没办法,后面必须卷」,但在卷之前,她希望孩子的童年,能有这样一段时光,等他以后回望的时候,可以吸取到很多的幸福,「给他的幸福银行,存一点幸福」。

能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在大理生活一学期,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更多的家庭,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这里,报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的夏令营。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6)

外教带着孩子们学习动物单词卡

假期结束以后,人生怎么过

在人们离开大理四五年之后,我们开始探寻这群孩子的下落,拨通电话,和他们聊起过去与现在。这个过程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大理度过的那些年,很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

现在生活在广东的聂飞,会讲起他在这些年里的一些选择。聂出国留过学,毕业后在外企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他受到触动,希望能做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大幅降薪进入了公益组织,后来又和家人到了大理开民宿。几年后回到广东继续工作,为了能有机会在孩子成年前仍有陪伴,让妻儿也回到广东,在惠州读一个「没那么贵」的国际学校。

现在生活在重庆的飞雪,在我们聊天的前半段一直很平静,直到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回到重庆习惯吗?那边传来了一声很深的叹息,她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重庆三年,没交到一个新朋友。在大理,大家爱憎分明,喜欢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八卦。但在重庆,她遇到的妈妈,「不是搞孩子,就是搞自己,而且只搞自己的外表和孩子的学习」。

有妈妈会建议她,脖子上长了纹,要不要去打一针?电话里她的嗓门又大又明亮,她说,长期在高原生活,人是会对阳光上瘾的,「被太阳晒得满脸是斑,在大理,你会在乎?我放声大笑会引起皱纹,你会这么想吗,没有一个在大理的人会这么想吧?」

就算是回到了城市,一些家长也会希望为孩子撑开稍微多一些的空间。比如聂飞一家在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徘徊良久,选择了更能让孩子喘息的国际学校,多出来的学费,意味着父母要更辛苦工作。

一位现在生活在天津的妈妈说,他们从大理到了天津之后,本来有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可以选,但这所学校管理更死板,会表扬周末也穿校服的孩子,老师会在操场上拿着扩音器大骂在学校篮球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孩子,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学校,所以给孩子选了一个离家稍远、排名稍低但管理更宽松的学校,每天花更多时间接送,她也愿意。

或许更应该听听的,是孩子们的声音。在五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和正在读九年级(初三)的当当聊了一次天。

我问他,他觉得猫猫果儿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他现在还记得,读三年级那年,他们有一次在户外上课,大家讨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当时老师举例说,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个苹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是在一个原始部落,他们没见过苹果,可能会把它当成有特殊意义的圣果,这就是一种观点。

这个讨论影响他至今。现在他无论是学习、生活、上网还是看新闻,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先想一想,这是一个观点,还是所谓的事实?这种迟疑,让他有思辨能力,不轻信,不片面。

他的妈妈李朵也会讲到,儿子的底色是亮的。有一天丈夫问她,「青春期到底是几岁,怎么没觉得当当有多逆反?」他是温和的、理性的,在学校里他学习,但不会用尽全力,也听摇滚乐,看非虚构,梦想成为一位足球运动员。李朵觉得,这是因为他拥有一个松弛的童年,心理被关照过,汲取过足够的养分。

当当在猫猫果儿,也收获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他和第一届猫猫果的同学,七个人,在小学四年级时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在大家不在一个城市,不常见面,但依然会经常聊天。这个微信群的名字,是一个破涕而笑的emoji表情,当时随便取的。当当说,不必用任何名词束缚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总结,他觉得是「知己」。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共享一套精神底色,「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分开很久,聊的话题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彼此是怎么样的人。现在的朋友知道我表面的样子,但只有他们,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

蔷薇的儿子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在今年,他结束了在昆明国际学校的初中生活,正准备申请德国的高中。他喜欢玩游戏,有时候会玩到凌晨两三点,这让蔷薇有些焦虑。前段时间,他们谈了一次话。

儿子站在家里的白板旁边,一边写一边向妈妈解释:自己有两个需求,一个是生理需求,要吃饭,所以要有挣钱的能力;另一个是精神需求,希望和人有连接,还想获得外界的肯定。拿奖学金是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而玩游戏是另一种。他希望妈妈理解他的这种需求。母子俩一起讨论,什么是他真正想过的人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想过的,就是「平静而不平淡的人生」。

这群孩子现在十五六岁,而成长有太多变动,我们很难把未来说得太清晰。不知道他们的性格会怎样变化,未来会考到什么样的大学(当然可能也有人不会继续读书),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站在十五岁的视角来看,他们有各自的困境,也有各自的成就和骄傲,心里有很珍贵的某种东西。

听到儿子这段话的时候,蔷薇会觉得,自己有些放心了。他在没有太大压力的环境下长大,是非常平和的,有一些追求,但也不是为了战胜谁,这已经很好,「这就是他15岁的人生哲学,平静不平淡,那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7)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田野里画画

(应采访对象要求,聂飞、李朵、当当、悦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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