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哪个小学教育最好（大理创新教育十年）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这些年就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文｜林松果

编辑｜槐杨

摄影｜（除特殊标注外）尹夕远

三年级课堂里的民主

对猫猫果儿小学的采访，是从一次民主投票开始的。

3月28日上午十点，猫猫果儿小学三年级，即将开始一堂语文课。《人物》的摄影师站在教室后面，想拍一张照片，但被语文老师打断了：「对不起，拍照需要同学们同意，您得到他们的同意了吗？」

教室里二十几位小朋友齐刷刷转过头，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老师说：「好，那我们现在来举手表决。」绝大多数同学都举手表示同意，超过半数，摄影师可以拍了。课堂继续。

到了下课时间，还有一点内容没讲完，老师同大家协商，同不同意延时5分钟，15个人举手表示同意，决策通过。

协商和投票，就发生在一分钟里，但足以让闯入的采访者感到震动——孩子们面对投票，非常自然——这样的协商每天都在发生，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态度更包容。

就在同一天，隔壁的四年级，上了一节综合课，老师讲的是一起中国籍学生在美国的霸凌案，他们暴力折磨一位女同学长达五小时，主事者被判重刑。

课程从「什么是校园霸凌」开始，讲到「什么是法律」、中美法律的差异。与其说是课堂，倒不如说是讨论，不要求课堂绝对安静，任何同学有疑惑，都可以发言。他们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反抗回去，怎么算呢？我们可以以暴制暴吗？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校园霸凌？讨论是开放的，不需得出什么结论，课程最后老师播放了一段视频，是罗翔老师在谈《正义是什么》。

教这堂课的老师Amy，也是四年级的班主任，她说，这学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四年级这个班达成班级自治，这节课的内容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帮助大家了解，何为自由，何为规则，何为法律。

在几公里外，猫猫果儿还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在苍山脚下，院子里有巨大的无花果树和榕树，杜鹃花正在开，枇杷刚结出青色的果子，多肉和蕨类植物随处可见。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也自己决定许多事情。比如幼儿园有个沙坑，玩沙的规则，是小朋友自己制定的，画了画贴在旁边，予以明确。我们去的那天，老师正在给一小块地浇水，他说，有一天，小朋友说，这块地空着有点可惜，是不是可以种点东西？他们决定种水果萝卜，现在已经发了芽，小朋友们决定，等萝卜长大了，就拿到菜市场去卖钱，再用钱来买玩具。总之，小朋友有最高决策权。

我们造访的猫猫果儿学校，位于云南大理。过去十多年，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迁徙浪潮，大理成为一个创新教育的基地，这里有源自古今中西、各个流派的教育探索，比如拍纪录片出身的陈钢创办的猫猫果儿，曾是新华社记者的陈阵创办的苍山学堂，推崇灵性教育的萧望野创办的那美学校，还有数量庞大的在家上学群体……这种教育实践构成了一种童话般的叙事，但很少有人追问，那之后呢，发生了什么？

在大理的所有教育探索中，猫猫果儿学校，无疑是时间最长、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存在。这所学校在2012年创办，已经存在了11年，当时的第一批孩子，已经长到了十五六岁，正度过他们的青春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大理、回到城市，有的在体制内学校读中学，有的在国际学校，有的读了职业学校，有的辍学，还有的正申请国外留学……呈现出多元的面向。

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观察他们的成长，想知道这样的创新教育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经历了「金色的童年」之后，他们也度过了漫长的接轨期，被拒绝过，碰过壁，与主流道路艰难磨合。成长是一条漫长的甬道，而很多人至今置身迷雾之中。

观察孩子如何长大，其实也是观察家庭。说到底，父母们才是决策者，他们想要不同的生活，决定迁徙到大理，最后又决定离开。但教育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它关系到金钱、人的决心和人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社会里，做出自由的选择，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代价。

猫猫果儿小学一个班级的自治班规 林松果 摄

一群嬉皮建立的学校

在今天的大理，如果想复刻在大城市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今年三月，我在大理做采访，住在大理大学对面的小区。这里有一片中产阶级社区，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小区取名「山水间」、「小院子」，附近发展出一整套支持中产生活的系统，比如咖啡馆、西餐厅、美味的可颂店，每天上午，大家带着小狗，聚在店里聊天。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约我在大理古城的一家有机餐厅见面，那天在餐厅里，就坐着好几位他的熟人。

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社区的感觉，是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猫猫果儿，正是与中产在大理的聚集同步产生的。

2012年3月，苍山脚下，一所小小的幼儿园开业了。

猫猫果儿的创始人陈钢，杭州人，曾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云南迪庆州的乡村办过十年的支教学校。后来，他和妻子三三搬到大理，生下了儿子，开了一间客栈。过了两年，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龄，那时大理有很多教育流派，但他听来听去，觉得都不落地，最后决定自己办幼儿园，就在自家的客栈旁边，最初只有四个孩子。幼儿园取名「猫猫果儿」，是杭州话里「躲猫猫」的意思。

也正是在那时，2012年前后，是北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刻，全国的中产们，因为环境污染、寻求更好的教育等等原因，有了一阵移居大理的浪潮。

拿第一批猫猫果儿的孩子举例。来自北京的蔷薇一家，儿子刚满三岁，因为污染严重，孩子从过敏转为哮喘，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医院。而蔷薇自己，当时在一家知名的商学院工作，忙得马不停蹄，商学院周末活动尤其多，她几乎没有休息。

当时一个大项目结束，蔷薇放了年假，一家人跑到云南，从大理、丽江到香格里拉、腾冲，玩了一大圈，觉得还是大理最好，最生活化。她花四万块租下一个院子，本来是想偶尔去住一住，但不知不觉越住越久，后来干脆大人辞了职、小孩退了学，一家人搬到大理。

来自广西南宁的悦程一家，本来在做二手房生意，收入可观。儿子波比当时五岁，在南宁的公立幼儿园上学，那段时间，悦程发现波比在学校处境不佳——吃饭时洒了汤，会被老师关小黑屋，还被警告不能告诉家长；别的孩子过生日，家长会送蛋糕到幼儿园，和大家一起庆祝，但轮到波比过生日，老师说不可以。

悦程后来才明白，之所以受到刁难，是因为没给老师送礼，而绝大多数家庭都会送礼。她希望学校和老师，是有爱的，真正爱孩子的，但这个诉求似乎无法被满足。她感到失望，就想往体制外走一走，到大理考察新教育，呆了十天，她丈夫觉得，大理实在太舒服了，决定结束自己的生意，全家搬到大理，在这里开起了一个租车行，后来又开了客栈。

还有的家庭，本来是在西藏开酒吧，生了孩子之后搬到丽江，又因为丽江的火爆，退到大理；还有人是网店老板、媒体人、公益组织成员……

现在回头来看，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从事相对自由的行业，心态开放，又有了孩子，到了人生新阶段，决定从过去的轨道脱落。到了大理，怀着「摆摊儿也能活」的心态，大家开起了酒吧、民宿、租车行；商学院的前员工做起了亲子游学营；海归的外企员工，在烈日下拉沙子、搬水泥，给民宿刷防晒涂料。

那是一种如今听起来已非常遥远的、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用陈钢的话说，如今大理的家长，很多本质是中产，外表也是中产。而当年这群人，「本质是中产，外表是嬉皮」。

搬到大理，他们自然需要给孩子找一个学校。当时大理有各种教育流派，比如蒙台梭利、华德福、国学甚至是私塾，但在一众学校里，猫猫果儿幼儿园，跟这群家长的观念最契合。

蔷薇记得，她也去过大理其他的学校，有的做灵性教育，「感觉飘在天上，要培养孩子的灵性，感知天地」。还有的学校，理念固然很好，但重要的是实践它的人，悦程印象里，她会对他们的老师不放心，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正关心孩子。

猫猫果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理论，陈钢只订立了三个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对方，不破坏物品。在这个框架下，完全尊重孩子，他们不上课，不吃饭，躺在地上打滚，都可以。

一位来自北京的家长印象很深，猫猫果儿幼儿园最初的老师们，来自陈钢曾经创办的支教小学，对孩子接纳度高，没情绪，她会非常放心。再加上幼儿园的环境也好，是洱海边一片漂亮的大营地。很快，猫猫果儿幼儿园就聚集了一批人。

十年过去了，悦程仍然记得当时的日子。他们在人民路上开了一家客栈，幼儿园的很多家庭也都住在这条街。每天放了学，孩子沿着人民路，走一走就到了同学家。这些家庭之间三观趋同，建造起了一个氛围很好的社区，时至今日，猫猫果儿仍自称社区。

也是那一年，来自成都的聂飞和李朵，带着他们的儿子当当移居大理。最早，他们把当当送到了大理本地的一所公立幼儿园，当当不爱吃葱，但幼儿园做的米线里都有葱，老师要求他必须吃；他不喜欢睡午觉，学校也要求所有人都要睡。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布置课后作业，当当写不好，晚上会气得哭。

第二个学期，他们不得不把孩子转到猫猫果儿。离开时，李朵去那所幼儿园收拾东西，发现当当的小被子里，棉絮已经被掏空——他太无聊了，睡不着，又没办法干别的事情，只能掏棉絮玩儿。

到了猫猫果儿，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每天，当当在草地上奔跑，「就跟羊一样」，回家脏兮兮的，浑身都是沙子，裤子上是破洞，但这让妈妈觉得安慰，好像这样才对。

有一天，爸爸问当当，现在幼儿园和原来的幼儿园相比，感觉怎么样？小小年纪的当当，给出了一个让爸妈意外的答案：「这个地方让我感到自由。」

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小朋友决定在这块空地种上水果萝卜 林松果 摄

从建立一所自己的学校，到「拼刺刀」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关于大理教育的叙事里充满了美好与童趣——这里的自然太好了，山水云雾、洱海苍山，甚至不需要教育者再多做些什么，孩子生活在其中，就会得到滋养。另一个原因是，幼儿园阶段，是一个非标准化的教育场景，家长也会更宽容，在这个阶段，更容易看见完整的孩子。

很快，一年多以后，幼儿园的孩子长到了六七岁，开始面临一个新问题：去哪里读小学？

在幼儿园的感受太好了，家长们因此呼吁，希望大家众筹，把猫猫果儿的小学部也建起来，「孩子自己的教育，我们自己办」。陈钢原来就做过支教小学，他也很被这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打动，「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间是非常罕见的」，「那老子也加入，算我一份」。

有点像个草台班子，小学就这么开始了，陈钢成了校长。在猫猫果儿小学的低年级，游戏式的教学风格依然在延续。没有教材，没有试卷，也没有作业（极少的作业，也是在iPad上完成），每周还会有一整天的外出课，他们去爬苍山，或者骑车环洱海。

孩子们不按照学科来上课，而是项目制的教学，根据同学们的讨论，发现了什么话题，就用它生成课题来学习。一年级，他们学拆车，老师带着他们拆掉了一辆夏利。二年级是建大棚、种植、学堆肥。接下来又开始学怎么治理水污染。学知识，也不是传统的学法。比如汉字，不是从拼音、偏旁教起，最初讲的可能是象形文字，让孩子自己创造汉字。

每学期期末没有考试，唯一的考核是让孩子们去古城里完成任务，沿途会有人提供任务卡。来自重庆的飞雪，两个孩子都是在猫猫果儿上的学。她记得，女儿读一年级时，不喜欢这种考试形式，觉得太麻烦，直接跟班主任说不考了，学校完全接受，「猫果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这样一所众筹的学校，确实也提供了有限条件下最好的资源——一万五一学期的学费，请的是专业的外教（后来工作签证日趋严格，外教因此离开），学生们玩的是几千块一盒的乐高。飞雪说，他的儿子英语至今很好，这跟当年的外教分不开。

在陈钢的教育理论中，孩子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这叫「适时生长」。在幼儿园阶段，这个任务是「真」，让孩子认识世界，「我很好，我和别人不一样」；到了小学，这个任务是「善」，要教会孩子在面对痛苦、纠结和矛盾的时候，如何去悦纳自己、他人和世界；到了中学阶段，任务才是「美」，孩子们开始追求知识的力量和美，去进行创造。

所以在小学阶段，学校会建议孩子们充分地发展社交，下了课互相拜访，甚至在彼此家里过夜。老师们也不评判学生，不以成绩论好坏，师生间是朋友的关系。悦程的形容是，他们对每个学生都是尊重、公平、有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可能厌学」。

最初两三年，家长们是很不焦虑的，「都是没心没肺地玩儿」，一起打麻将、聚会、八卦，不太考虑遥远的未来。当时的生活轻松愉快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佐证是——很多家庭都是到了大理之后，决定生下第二个孩子，有的家庭甚至生了三胎。

唯一有些意识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父亲，儿子一年级时，他开始给孩子做体制内的试卷。当时，他遭到了大家的耻笑。

但很快，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李朵印象里，家长们的集体焦虑是从三四年级开始的。当时，孩子们依然连最基础的乘法都没有掌握，认字也不多，因为长时间用iPad做作业，书写是个大问题，无论是笔顺还是写字速度，都与同龄人差距很大。蔷薇也记得，当时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城市，一见朋友们的孩子就会受到刺激，「跟朋友们的孩子比起来，就像一个文盲，字也不会写，什么都不懂。」这一切，都让一部分家长们觉得，原来那种游戏式的教学，不能再持续了。

更让他们有危机感的是，到了四年级，有的家庭会带着孩子去外面的学校考试，但无论去什么学校，考什么卷子，孩子的成绩都不好。有时候100分满分，他们只能考20分。

飞雪带着女儿考过昆明的一所体制内小学，她只做完了选择题，其他的都不会做——这其实是很自然的结果，小学几年，他们既没有接受系统的学科知识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应试训练。消息一个个传回来，大家慢慢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很不容易。

站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回忆第一届孩子的经历，家长和校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在李朵看来，他们作为第一批家长，是一批小白鼠，而且猫猫果儿没有初中，他们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孩子怎么跟社会衔接，「那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因此走着走着，就有人动摇了，三四年级选择离开猫猫果儿的家庭是很多的。

另一位来自广州的家长，在文章中写过，猫猫果儿采用的项目制学习，对老师设置和推进课程的能力要求相当高，而由于学校缺乏专业人才，这种课程要么无法推进，要么很浅，孩子在学习中难以提升。他也曾听猫猫果儿的两位老师聊天，一人说起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另一个人笑：「可是他们（体制内教育）不会用啊！」他觉得这话里，也有某种固步自封。

而陈钢的感受是，办这所学校，在幼儿园阶段是很快乐的，「爹妈才做了几年爹妈，扑通生下一个小宠物来，那种好奇、好学的劲儿还在」。但小学已经进入残酷的教育战场，是「拼刺刀」。社会给家庭制造的所有焦虑，在小学阶段，他都遇到了——家长不再是一个学习者，而是一群需要承诺的人，他们希望孩子的未来有某种确定性。

最初决定办小学，他说过，「自己只对未来的人负责，绝不对未来的教育衔接负责」。那时大家有强烈的共识，希望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学校，这所学校里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把人当人看」，真正尊重孩子。但面对残酷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够的，家长们还想获得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在流水一样的家庭生活中，焦虑一直在滋长，并且无法抵抗。

因此出现的一个结果是，猫果前两届有一个班级，上到四年级，家长集体恐慌，几乎是提前解散，「还没到毕业就集体把学校给甩了」，大部分家庭都把昆明作为了落脚的第一站，让孩子进入昆明的国际学校。

猫猫果儿小学的第一届学生当当，向我们盘点过，从幼儿园到小学，班上「新生如流水」，离开的人也如流水。他毕业时，班上只剩下八个孩子。

猫猫果儿小学的孩子在校园里玩耍

出大理记

当孩子们走出门去，进入社会，这样一个创新教育实验，开始真正接受检验。

离开大理后，他们都遭遇了一个为时不短的适应期。他们的现状如何，跟家庭的选择、经济情况、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都有关系。

第一个关键选择就是，回体制内，还是留在体制外。我们遇见的大多数家长，都倾向让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但关键问题，就是钱。

在大理定居之后，很多家庭都斩断了与原来城市的联系，靠旅游业谋生。我们在大理见面时，蔷薇拿自家的情况举例，他们到了大理，最初是做亲子夏令营，承接大城市的家庭，给他们安排一个几天几夜的行程，靠这个收入，她就能在大理活下来，但也赚不了太多钱。后来疫情来了，无论是开客栈、酒吧还是做夏令营，都只能停摆。她就开始做微商，卖云南的山货，现在她成立了个人的摄影工作室，这些能养活自己，但如果支持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要另说。

另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给我算了一笔账，他的女儿现在在猫猫果小学读四年级，学费加上穿衣吃饭和兴趣课，如果要活得比较舒服，一个月要一万块。如果读了国际学校，学费升级，更是一笔昂贵的开支。

也有的家庭，会坦诚地告诉我，在疫情中，他们「破产了」，无力支持孩子去国际学校；还有的多孩家庭，勉强能支持一个孩子去读，但又必须考虑公平。最极端的一个家庭，孩子本来在昆明的国际学校读书，但因为疫情，家庭收入锐减，只能转学到了昆明的一所职业学校，孩子实在不喜欢，退了学，现在就在家里自学。

如果回到体制内，孩子们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他们的路径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次次考公立学校，或许会因为成绩太差被拒绝，最后勉强进入一所学校，经历漫长的适应期。

来自广西的波比，是遇到波折最多的孩子之一。他是猫猫果儿的第一届学生，到大理后，父母觉得生活轻松幸福，又生了两个女儿。波比五年级时，家里三个孩子都在体制外学校读书，学费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全家决定离开大理、回到广西。

他妈妈悦程，带着他先去了广西柳州的一所创新教育学校，但他不喜欢。后来辗转到昆明，但这个时间点很尴尬，很少有学校会收六年级的插班生（如果考得不好，会影响升学率）。最后很无奈，他们花钱进了昆明的一所普通初中，没有读六年级，直接读了初一。还算幸运的是，在这里，波比遇到了一位还不错的老师。他展现出了努力，悦程又和老师有过深层的沟通，老师对他有耐心，愿意鼓励他，不会以成绩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进校时，波比是全班倒数十名左右，到了初一结束，他是全年级第六名。

但转变就发生在之后——波比是广西户口，要在广西参加高考，他们决定回到户籍地。他家所在的学区有一所很不错的初中，但进入这所初中，悦程认为是「噩梦的开始」。这所学校的老师倾向培优、掐尖，课程是拉着往前跑的，而班上的同学都是从小补课补到大的，已经习惯这种节奏。刚入学时，波比很吃力，也很努力，晚上会做作业做到凌晨一点，也开始上补习班。持续了一段时间，成绩依然没有太多起色，他灰了心，「他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但还是这样子，老师还是不待见他」。

悦程感受到了儿子的某种变化——他已经到了十四五岁，和原来不一样了，妈妈的肯定和鼓励，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他想要更多来自外界的肯定。一直求而不得，他就想放弃了，失去了学习动力，在混沌中度过了初中。中考考得一般，现在，他在南宁的一所普通高中读高一。

孩子长大得太快，一旦做出选择，就没有修改的余地。悦程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怅然，作为母亲，她觉得遗憾，也觉得愧疚和心疼，「为什么做父母没有培训班？」在波比升学的过程里，他们有太多纠结，「你会发现一路走来，自己这里没做好，那里也没做好（比如，她觉得在波比补课的时候，自己给他的支持太少，在波比焦虑的时候，她也叠加了焦虑），但是，哇，孩子都长大了，都回不去了。」

当当是波比同一届的好朋友，现在在广东惠州一家国际学校读初中。离开猫猫果儿之后，他在昆明的一所小学短暂读了一年，也经历了学生们典型的困境——适应两种教育模式背后不同的价值观。他妈妈李朵给我举过一个例子：同样是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在猫猫果，老师会希望大家给出开放式的回答、展开充分的讨论，而在公立学校，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当当当向妈妈提出这种困惑时，妈妈会告诉他：在体制内，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走，但那个开放式的答案，「要在心里有所保留，不能失去」。

还有一个男生，到了天津读公立小学。最开始，他依然延续在猫猫果儿的上课状态，听课凭兴趣，预习、复习根本不做，整个人非常「天真」。老师让做题，题目说的是：「请你想一想，空白和阴影面积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孩子会在答题页写：「大概是1：1吧！」把他妈妈气得够呛：「人家是让你计算，不是让你猜。」这和他接受应试的训练不够，有直接关系。

悦程的大女儿，也会被人际关系所困扰。她的2岁到5岁，都是在猫猫果儿度过的，小学回到南宁，她老觉得，城里的朋友不如大理的好，在大理，孩子有足够的空间玩耍，释放自己，同时也建立了规则和秩序感，尊重他人。但在南宁的小学，同学们互相追打，好像是压抑的精力无处释放，她无法融入，直到今天还是会说，交不到特别知心的朋友。

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过渡。

这里面有幸运的成分在——他们有的在体制内学校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比如飞雪的小女儿，回到重庆读小学，要求看《开学第一课》钟南山的发言写作文，女儿直接写，「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老师也会包容；再比如当当在昆明公立小学读六年级时，遇到了非常负责任的语文老师，花一年时间，帮他补上了几乎是小学六年的语文知识。

当然也有某些共性。陈钢观察了这么多家庭，他会觉得，家庭的认知，家长的背景，很多时候决定了孩子的成长轨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飞雪一家。飞雪是非常爽快的重庆女性，我们聊天时，她会笑得很大声，谈到两个娃都是表扬，怎么看怎么好，陈钢形容她，是类似「我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的娃来？」脸上那种骄傲是挂不住的。也因为家庭给的支持，她的孩子也有相似的性格，会更有韧性和底气——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她的儿子通过了保送录取考试，被保送至重庆本地一所重点高中。在采访时，她一直在强调，儿子可是从全班倒数，一路追赶到了今天。

再比如第一届学生里，有个孩子叫王一，父母都是北京的建筑设计师，王一从小跟着爸妈开会、做设计、测绘，小学就学会了CAD等专业设计软件，从猫猫果儿小学毕业，他留在大理读初中，考入云南建设学校，这是一所大专。但在爸妈规划的道路里，他会继续往上读书，师承父母的前辈，也会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还有很多相似的故事。第一届学生里还有个女孩叫娃娃，小学毕业后去了昆明的国际学校，她妈妈是一位国内知名医生、博导，在她的计划里，娃娃也会出国学医；还有一位男生，父亲是画家，他就正在家里备考，打算考美术学院。

王一的父亲，为他写过一篇成长记录，在那篇文章底下，有一条读者评论，很好地总结这些家庭的特质，也可以说是特权，「孩子进可在高质量私校健康成长，退可在北京公立小学享受政策。我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与保护，但更看到了父母画一条起跑线的能力，和容错的底气。」

教育的接续，最后指向的是更现实的阶层问题。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玩耍

年轻一代的选择

当然，我们以上的所有谈论，都是当年的猫猫果儿。在今天，情况已经不太一样。

三月底，我在猫猫果儿幼儿园做了一天的观察员，在那里我看到的家长都很年轻，妈妈们面容精致，穿着Lululemon，坐在一起聊八卦的样子，和北京顺义的国际学校没什么不同。

蔷薇的儿子和女儿，分别经历了第一届和现在的猫猫果儿小学。她会明显感觉，现在家长的心态比他们当年紧张，孩子们放了学，有的爸妈还会在家教学，给孩子上网课，或者给他们做试卷，虽然学校不要求，但他们会觉得，「孩子多学一点不亏」。

猫猫果儿小学的课程，也必须顺应家长的呼唤，做出调整。我们在猫猫果儿小学旁听时看到，现在他们会发放纸质的作业，学生每天放学后，大概需要花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完成。有的课会有课本，学校也会要求背诵和默写，也会给他们拿来体制内的卷子，让他们做做看，有人考20分，有人考70分，不过大家不太把这个分数当回事。

随着时间推移，办学的空间也在逐步缩窄。从前猫猫果小学的教学楼，因为建在农业用地上，已经作为违规建筑被拆掉，孩子们不得不迁入大理一所民办小学，由此来获得合法性。去年冬天仓促建起来的临时板房，就是猫猫果儿现在一到四年级的教室。

在这个小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景——三个学校、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同时存在，体制内的民办小学是「英才一班」，占据教学楼的一边；华德福学校是「英才二班」，占据教学楼另一边，二者以楼梯间为界；而猫猫果儿学校是「英才三班」，刚建好的板房，偏居校园最深处。体制内小学的孩子穿校服，另外两个学校则不，猫猫果儿的孩子会很好奇，会凑过去看。

这三所学校，共用一个食堂，但雇佣不同的厨师，中午错开时间开餐。在吃饭时，猫猫果儿的美术老师薇薇和我谈到这件事，她笑了一下，「在大理，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同的体系并存，但同样受到约束，这是大理教育的典型图景。

但在现在的大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很多家庭不再像原来那样举家搬迁，不计后果，自由烂漫。在剧烈变动的、不那么有安全感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父母，他们更理性，会让孩子在大理读幼儿园，半年或者一年，为他们「储存一点幸福」，读完依然会让孩子回到城市上学校，参与「卷的战争」。

大理的云朵幼儿园，以自然教育闻名，有一片巨大的农场，这所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来自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有的妈妈是微软的员工，有的妈妈是纪录片导演，还有的妈妈是画家，在2022年秋天疫情严重时，作家郝景芳带着她的孩子来此避世。

云朵的园长叫燕子，今年五十多岁，做过媒体，也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做过十几年教育，2015年前来到大理，创办了这所幼儿园。

今年三月，燕子带着我们在幼儿园的农场里散步，从一个小门走进去，我们先是看到了小猪在拱泥巴，又看到了在吃草的山羊和绵羊、鸡，闻到了动物粪便的味道，接着看到了樱花和梨花，看到田地里标着班级的名字，在采访录音里，还会听到三月大理巨大的风声——幼儿园的教室，就在它们中间。

大理的雨季即将到来，下午下了一场雨，一个班的孩子搬出画板，画雨后的天空和农田，老师在给刚发芽的萝卜苗浇水。两位来自英国的外教，拿着单词卡给孩子们上课，他们教的大部分单词，都是农场里有的动物，比如猪、蚂蚁和蜜蜂，从身边看得见的东西学起，这是课程设计的一部分。

幼儿园也是一个观察窗口，燕子会看到这一代家长的集体面貌。她说，能把孩子送到云朵来的，是那种「又鸡又不鸡」的家长。说他们「鸡娃」，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背景、学历和工作，孩子最后也都会进入大城市很好的公立学校或国际学校，说他们「不鸡」，是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大理来，让他们尽量享受一个在自然里长大的童年。

燕子一直记得一位来自北京的妈妈跟她说的话。当时，那个孩子当时已经被人大附小录取，小学前的最后一学期，她把孩子送到了大理。当时她和燕子说，她觉得自己在给孩子存「幸福银行」——「他们没办法，后面必须卷」，但在卷之前，她希望孩子的童年，能有这样一段时光，等他以后回望的时候，可以吸取到很多的幸福，「给他的幸福银行，存一点幸福」。

能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在大理生活一学期，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更多的家庭，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这里，报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的夏令营。

外教带着孩子们学习动物单词卡

假期结束以后，人生怎么过

在人们离开大理四五年之后，我们开始探寻这群孩子的下落，拨通电话，和他们聊起过去与现在。这个过程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大理度过的那些年，很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

现在生活在广东的聂飞，会讲起他在这些年里的一些选择。聂出国留过学，毕业后在外企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他受到触动，希望能做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大幅降薪进入了公益组织，后来又和家人到了大理开民宿。几年后回到广东继续工作，为了能有机会在孩子成年前仍有陪伴，让妻儿也回到广东，在惠州读一个「没那么贵」的国际学校。

现在生活在重庆的飞雪，在我们聊天的前半段一直很平静，直到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回到重庆习惯吗？那边传来了一声很深的叹息，她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重庆三年，没交到一个新朋友。在大理，大家爱憎分明，喜欢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八卦。但在重庆，她遇到的妈妈，「不是搞孩子，就是搞自己，而且只搞自己的外表和孩子的学习」。

有妈妈会建议她，脖子上长了纹，要不要去打一针？电话里她的嗓门又大又明亮，她说，长期在高原生活，人是会对阳光上瘾的，「被太阳晒得满脸是斑，在大理，你会在乎？我放声大笑会引起皱纹，你会这么想吗，没有一个在大理的人会这么想吧？」

就算是回到了城市，一些家长也会希望为孩子撑开稍微多一些的空间。比如聂飞一家在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徘徊良久，选择了更能让孩子喘息的国际学校，多出来的学费，意味着父母要更辛苦工作。

一位现在生活在天津的妈妈说，他们从大理到了天津之后，本来有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可以选，但这所学校管理更死板，会表扬周末也穿校服的孩子，老师会在操场上拿着扩音器大骂在学校篮球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孩子，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学校，所以给孩子选了一个离家稍远、排名稍低但管理更宽松的学校，每天花更多时间接送，她也愿意。

或许更应该听听的，是孩子们的声音。在五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和正在读九年级（初三）的当当聊了一次天。

我问他，他觉得猫猫果儿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他现在还记得，读三年级那年，他们有一次在户外上课，大家讨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当时老师举例说，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个苹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是在一个原始部落，他们没见过苹果，可能会把它当成有特殊意义的圣果，这就是一种观点。

这个讨论影响他至今。现在他无论是学习、生活、上网还是看新闻，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先想一想，这是一个观点，还是所谓的事实？这种迟疑，让他有思辨能力，不轻信，不片面。

他的妈妈李朵也会讲到，儿子的底色是亮的。有一天丈夫问她，「青春期到底是几岁，怎么没觉得当当有多逆反？」他是温和的、理性的，在学校里他学习，但不会用尽全力，也听摇滚乐，看非虚构，梦想成为一位足球运动员。李朵觉得，这是因为他拥有一个松弛的童年，心理被关照过，汲取过足够的养分。

当当在猫猫果儿，也收获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他和第一届猫猫果的同学，七个人，在小学四年级时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在大家不在一个城市，不常见面，但依然会经常聊天。这个微信群的名字，是一个破涕而笑的emoji表情，当时随便取的。当当说，不必用任何名词束缚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总结，他觉得是「知己」。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共享一套精神底色，「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分开很久，聊的话题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彼此是怎么样的人。现在的朋友知道我表面的样子，但只有他们，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

蔷薇的儿子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在今年，他结束了在昆明国际学校的初中生活，正准备申请德国的高中。他喜欢玩游戏，有时候会玩到凌晨两三点，这让蔷薇有些焦虑。前段时间，他们谈了一次话。

儿子站在家里的白板旁边，一边写一边向妈妈解释：自己有两个需求，一个是生理需求，要吃饭，所以要有挣钱的能力；另一个是精神需求，希望和人有连接，还想获得外界的肯定。拿奖学金是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而玩游戏是另一种。他希望妈妈理解他的这种需求。母子俩一起讨论，什么是他真正想过的人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想过的，就是「平静而不平淡的人生」。

这群孩子现在十五六岁，而成长有太多变动，我们很难把未来说得太清晰。不知道他们的性格会怎样变化，未来会考到什么样的大学（当然可能也有人不会继续读书），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站在十五岁的视角来看，他们有各自的困境，也有各自的成就和骄傲，心里有很珍贵的某种东西。

听到儿子这段话的时候，蔷薇会觉得，自己有些放心了。他在没有太大压力的环境下长大，是非常平和的，有一些追求，但也不是为了战胜谁，这已经很好，「这就是他15岁的人生哲学，平静不平淡，那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田野里画画

（应采访对象要求，聂飞、李朵、当当、悦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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