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春望全解（34移情）

安史之乱，在世界史上也堪称“乱”到家了（见黑体字）。 安禄山拥兵自重，部下骁勇善战，因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安、杨二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权衡轻重、不偏不倚、未加干预。实则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即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这个“时代背景”对理解与欣赏杜甫的《春望》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首诗的“诗眼”是起句的“国破”二字；“诗魂”是“移情”。“国破”以下的字句都是由此有感而发的。可以说无一句、无一字不与此关联。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第二年（公元757年）长安失守，安禄山特被其子所杀，故才可能有诗人的“国破”句。“国者，国家也；因为长安是“国都”（武则天的“周武”建都洛阳时期，史家并不以之为唐都）；“国都”是国家的象征，这也是历代法制的规制。“国都”为叛乱失守，自然也可以说“国破”。在关于《春望》的不同“注本”中，有的把“国” 说成“国家”，有的说成“国都”，其实都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区别，更不存在对错之分。

《春望》在写作技巧上堪称审美“移情”的经典范例。一、二句是“国破”后诗人眼中的写实景象；下领“感时”，逻辑缜密，顺理成章；五、六句是因“国破”带来的“时艰”：数月之战事，血雨腥风，平时的“家书”也不能如期收发，思念家乡家人之情是万金也买不到的！七、八句说诗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忧国是之危艰，叹生灵之涂炭，忧家人之平安（可以理解忧为天下老百姓），故而“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了就在情理之中了。

诗最为精彩的自然当属第三、四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在西方美学理论中称为“移情”，而中国诗论称“比、兴”。“移情”是审美活动中主体情感移置于对象，使他“关照”的对象也具有了主体的情感并显现主体情感的心理功能。它以对象的审美特性同人的思想、情感相互契合为客观前提，以主体情感的外溢、想像力和创造力为主观条件，是对象的拟人化与主体情感的客体化的完美统一。是审美认同、共鸣和美感的心理基础之一。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在诗歌创作中往往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行动性格，生命及思想感情，使自然景物反映出人和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这就是美学理论所称的诗歌创作的“移情”作用。

中国诗歌中的“移情”现象俯拾皆是，

《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孔雀东南飞》：“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及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陶渊明：“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王维：“深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

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还有：“春风不解意，何事入罗帷”：“开帘风动竹，疑是玉人来”；“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等等。在唯物主义看来，任何意识都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诗歌创作中的“移情“现象是人的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的能动的创造性反映。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有我之境”也是关于“移情”的理论。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举例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过”。“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有我之境”。诗歌中“有我之境”是占多数的。换言之，我认为“有我之境”的诗歌比“无我之境”的诗歌在美学价值上要技高一筹。一般而言，流传的名篇名句也大都是“有我之境”。

杜甫《春望》的社会价值在于“国破”启领全篇；其美学价值则在于第三、四句的“移情”精义！其它诸句都是人人可为的平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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