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白居易写鸟的一首诗(露似真珠月似弓)

人生没有永远的顺境,面对考研失利、工作不顺、子女相违、婚姻危机,难免让人心情沮丧,感到焦虑、苦闷、愧疚尤其是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场关乎生命安全的战役没有人置身事外,我们需要时刻紧绷心弦,但能否紧绷而不过度紧张,关系着我们将以何种姿态继续前行,享受自己美好的人生,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唐朝白居易写鸟的一首诗?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唐朝白居易写鸟的一首诗(露似真珠月似弓)

唐朝白居易写鸟的一首诗

人生没有永远的顺境,面对考研失利、工作不顺、子女相违、婚姻危机,难免让人心情沮丧,感到焦虑、苦闷、愧疚。尤其是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场关乎生命安全的战役没有人置身事外,我们需要时刻紧绷心弦,但能否紧绷而不过度紧张,关系着我们将以何种姿态继续前行,享受自己美好的人生。

在艰难时刻,幸好,我们读到了白居易的诗歌,他在《暮江吟》《钱塘湖春行》《江楼夕望招客》中的诗句,为不少读者所推荐。穿过千年而来的那“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让人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超脱。

白居易以他的亲身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他的一生,不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与困难,不论遭遇多少艰难曲折,都始终不曾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都始终坚持匡时救世的报国之志。无论他的生活境遇多么艰苦,个人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临怎样的威权压迫,他都始终敢于仗义执言,这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贵人格。

本期《国风堂》,尝试截取白居易在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前后的生活片段,结合在当时创作的诗文,一起分享白居易的可爱和伟大,感受这位表字“乐天”的诗人的豁达。

长安米贵

离开京城,并非白居易最初的愿望。由京城长安到杭州,白居易是主动请求外放的。外放不易。如果不是交好的牛僧孺博得唐穆宗的信任当上了宰相,白居易“吏隐”之愿也不是那么好实现。

白居易29岁考取进士,看起来已是而立之年。不过,唐代科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明经科内容较浅,不难考取,而进士科除了要通达五经,还要考察诗词歌赋、时政策论。因此,50岁中进士犹属年轻。不过,由于读书过于刻苦,白居易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古代文人的出路,终究在于以文采搏名,居高堂,以求杠杆天下。背景不够深厚的白居易,在京城的日子,并不好过。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自己的诗作拜谒诗人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字,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后人常戏用“长安居,大不易”来形容居住在大都市,维持生活不易。

这本是顾况拿白居易姓名开的一句玩笑,然而一语成谶,白居易在长安住得的确很不容易,虽后来生活无碍,但他耿直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仕途。“居易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皆从之。又论裴垍违制进奉银器,于頔不应暗进爱妾,宦官吐突承璀不当为制军统领。”(《白居易年谱简编》)

耿直的官员屡陈时弊很正常,但白居易抨击的几位官员,却不是软柿子。他们是裴垍、于頔、吐突承璀等人。也就是说,白居易除了关心民间疾苦,经常“关心”的事还包括:宰相(官七代)用了违规的器物、宰相(官七代)偷偷娶小老婆、太监(皇帝最宠信)统兵。

且不论宰相肚里能否撑船,起码太监肚里不会撑船。白居易早已被怀恨在心。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当街遇刺身亡,白居易再次上表缉凶,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权贵的不满终于爆发,要将白居易排挤出京。

历来官员整人不外是几个手段,无中生有的诽谤和处心积虑的穿小鞋,以及蛮横无理的莫须有。白居易的罪状是母亲因看花坠井去世,而他却写过《赏花》《新井》二诗,乃是大逆不道。

以此为由,白居易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改调忠州刺史。五年后才被调回长安。仅仅过了两年,白居易又忍不住上书论河北军事。但在位的穆宗“皆不听”。由是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9位皇帝登场——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其中,有如宪宗,欣赏白居易的诗文才华,只是极少同意他的政见。主上的不认同与朋党倾轧的压力,是白居易主动请求外放的原因。

离开长安的半年前,白居易写过一首《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诗的意思是风中一棵枝干半枯的大树前,一个多情的老人驻马而看。开元年间栽种的一棵弱柳啊,如今已到了长庆二年的早春。

勤政楼在长安兴庆宫西南,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51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

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堪称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十四日,白居易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的诏书得以颁发。

赴任道上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友。”(《初出城留别》)总算是轻松上路。行行止止,七月望后出发,至十一月朔日抵杭,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这一路走了将近三个半月。

由于京杭运河受阻,白居易由商山道、经襄阳、汉水辗转去杭州。这就是他第三次途经商州。这时的白居易已是年过半百,不过自己外放的要求得偿所愿,诗人虽然长途跋涉甚辛苦,心情却比七年前要好很多。

过商州时,诗人写下一首《登商山最高顶》,以讽世又自嘲的口吻,抒发了他的人生感慨:“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诗通俗易懂,不用典,无雕琢,但深刻揭示了世象百态,而且自觉把自己置于其中加自嘲,使人们看到诗人清醒的头脑和笑看人生的谐谑。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可以看出,出了襄阳,白居易后程走的也是水路,过长江的支流汉水时,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这是一首写景佳作。选取了自然界中两幅优美的画面,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生、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通过两幅图,营造了一个宁静和谐的美丽自然之景。夕阳西下,一道残阳照射在江面上。因为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水面照射过来,好像铺在江上一样。一个“铺”字表明了夕阳西下的独特之美。给人一种亲切和安闲的感觉。

江水的颜色呈现半江碧绿半江艳红。受夕阳光照的部分呈现出一片红色,而未受到夕阳照射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两种颜色交相辉映,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美好的景色之中。后面两句则表明了时间,此时已经是九月初三深秋时节。

这里的“可怜”就是“可爱”的意思。月亮升起,凉露下降,眼前呈现出一片更加美好的景象。江边的草地上挂着晶莹的露珠,被月亮的清辉照射,闪烁着光芒。如此可爱的深秋之夜,露珠像珍珠一样,而月亮则是弯弯的,仿佛是一张弯弓悬挂在天空上。

毫无疑问,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一种喜悦的心情,途次所见,眼前美景让他深深陶醉,自然诗兴大发,随口吟成,格调清新,自然可喜,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也让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艺术载体。

渡了汉水,由九江转入新安江,诗人写下了《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这首诗的题注写道:“自此后诗俱赴杭州时作。”

全诗如下:“太原一男子,自顾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廷理。伏閤三上章,戆愚不称旨。圣人存大体,优贷容不死。凤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馀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青山峰峦接,白日烟尘起。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

诗中“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诗句,不但一再延续了大好心情,而且也交代了自己对杭州的不了情。

白诗在唐诗中具有自成一路的风格,他一生写了3600多首诗,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他的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为官杭州

对于杭州,白居易并不陌生,少年时代他就曾游历江南一带。对于杭州刺史的职业生涯,白居易也甚至还有些向往,“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舟中晚起》)

唐代的杭州,尚不繁华,常有灾害。白居易下车之日,便思为百姓除害。他访问百姓,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其目瞪口呆。原来最大的一害竟然是那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每逢大旱之年,西湖水浅,无法灌溉农田,湖畔之苗尽皆旱死,每逢大雨之年,西湖水涨,湖畔之苗尽皆淹死。诗人下定决心治水,白天漫步湖畔,泛舟湖上,走访父老,夜晚在府衙读治水之书,与幕僚反复研讨,终于研究出治理西湖的良法。

等到整治的时候,却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诗人在后来写的《钱塘湖石记》里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诗人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断可知矣。”于是他力排众议,修筑湖堤,从此西湖水害减轻,时人号为“白公堤”。事实上,今天西湖畔的白堤已非当年白居易所筑的白公堤,而是他笔下“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那道白沙堤。杭州人民将错就错,仍以白堤命名以纪念白居易。

更难得可贵的是,诗人洞悉民情,“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压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规定大旱之日,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以免被“文来文往”的审批环节耽误大事。

之前,杭州城内居民的水井都是靠江而掘,喝的其实都是钱塘江水,水味咸苦,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却也年久失修,堵塞多年,诗人特意派人重新挖掘,并延请匠人引湖水入城,从此杭城百姓才喝上甘甜的井水。也奠定了今日杭州“一江一湖一河”的城市格局。

诗人居官,不改书生清寒本色,“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公务之余,也不是饮茶读书,“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自余杭归宿淮口作》),看到家中仆人没有饥寒之色,已是很欣慰了。

公务之余,白居易遍访杭州的山水名胜。他的诗歌往往暴露他的行踪,如一首著名的《杭州春望》:“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一首诗里就包含五处名胜,足见诗人游历之广了。

诗人还写了《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首诗的写法,朴素简炼,别具一格。诗人只是就所见所闻,如实地描绘下来,没有夸饰,没有渲染,但是,对周围景物却是有选择地入诗,他用,“早莺啼叫”“新燕啄泥”来突出季节是在春天,他用“乱花”浅草”来印证这正是个初春。最后用依恋白沙堤来表现自己对西湖的深沉之爱。

诗人还写了《江楼夕望招客》:“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这首诗得到苏轼的高度赞赏,颈联乃千古名句,“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苏轼极力称赞并点评道:“白公晚年诗极高妙,‘风吹古木睛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所不到也。”风吹古树、月照平沙,清新宜人、赏心悦目,作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使人顿生清凉之感。

从诗歌的意境里可以看到,诗人极其享受这种悠闲静谧的氛围,并对因故没有到场的朋友发出邀请,在江楼之上消暑,一定比在您的茅舍要清凉万倍。纵观白居易的这首诗,笔力雄健,气势磅礴,作者先粗线条勾勒山水,再细致地描绘灯光和星河,美轮美奂。最后诗人又插上想象的翅膀,为读者奉献了惊艳后世的千古名句。

白居易非常喜欢杭州,他说过“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他更喜欢西湖,他又说过“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因其醉心于西湖景色,所以感受最深,因此诗人写西湖写得如此形象逼真。

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改任太子左庶子,要离开杭州。离任之日,百姓自发夹道相送,人群甚至阻断了白居易的归途。白居易不禁动容,写下一首《别州民》相赠杭州父老:“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对自己的政绩自谦了一番,但唯独对自己治理的西湖不无得意,相信今后能助杭州百姓渡过凶年。

白居易还将自己的俸禄留在府库,以备不时之需。后继官员,公用开支不足时,就从这笔基金里周转。待到资金充足又填补回去。“公罢杭,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唐语林》)直到黄巢之乱时,乱军焚毁杭州的文籍,这笔钱才不知所踪。

参考资料: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朱金城著《白居易年谱》;商务印书馆、马玮主编《白居易诗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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