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迈进金融科技新时代（香港经济的疾与痛）

垄断，香港经济之疾

香港，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腾飞源于上世纪50、60年代制造业的崛起。

在上个世纪，香港的纺织业、制衣业、玩具业、塑胶业、钟表业、印刷业等产业蓬勃发展，厂家动辄上千家，有的甚至超过1万家，这促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行业中心。

本地企业之间充分的市场竞争，促使了香港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

然而，后来香港经济逐渐被财团垄断，除了金融业，其它主要行业内能够相互竞争的企业数目锐减。最常见的就是可以避开反垄断舆论的双头垄断，主要市场份额由两个或三到五个大商家占据。

香港零售市场主要被怡和与和记黄埔瓜分。香港零售市场充满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店铺，看似选择众多，其实都是怡和与和记黄埔控制的生意。“不是万宁就是屈臣氏，不是惠康就是百佳”。2013年惠康和百佳的市场占比约为62.5%，而到了2017年它们的市场占比已升至70%。

香港“强积金”市场上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过高，一直被港人诟病，其原因也在于头部公司垄断。虽然认可的基金信托机构有15家，但管理基金总值最高的五家已占整体市场近七成，只要几家龙头公司不减价，其它受托机构亦无减价的诱因。

香港供电市场只有港灯和中华电力两家供应商，而且市民其实无法选择，住在九龙的只能选择中华电力，住在港岛的就只能选择港灯。香港燃油行业由五大公司主导，它们的零售价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加价和减价的时间和速度也几乎一样。

至于为人诟病的房地产市场，主要由新鸿基地产、长实地产、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会德丰等龙头企业掌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牌地产商不断以低价买入新界业主的换地权益书和土地，囤积大量便宜的土地，然后一直推动政府实行高地价政策，从而大幅提高了新发展商的入市成本，中小型房企逐渐失去拿地能力，市场集中度不断向龙头集中，形成目前土地的垄断情况。

香港零售业租金水准长期在全球高居榜首。一方面，这是由于地价高；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混合并购导致租赁市场被地产商垄断，缺乏应有的自由竞争。地产商共谋叫价以获取高昂租金，小商户只能任由地产商定价，甚至支付与营业额挂钩的租金。

混合并购进一步固化了财团的社会垄断格局。以地产商为例，龙头企业通过混合并购实现多元化发展，控制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比如新鸿基拥有九巴，九龙仓拥有天星小轮，长实拥有港灯，恒基拥有中华煤气和油麻地小轮等。他们可将公用事业用地转换成利润更高的房地产项目，获取更多利润。地产商也控制了大量媒体，比如新城广播有限公司、NOW新闻电视和《信报》由同一家族所有，有线电视网路由新世界、远东发展和九龙仓集团所有。

地产挂帅的经济结构让各项社会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经济衰疲、民生凋敝、矛盾激化，还造成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推动科创的动力和资源不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香港科研开支和人才持续不足，深圳科研开支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比香港多4.7倍。在大湾区城市中，深圳研发人员占雇员比例在大湾区内最高，香港排名倒数第二；深圳科研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最高，香港只有0.86%，远低于大湾区内地城市。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经济的中国样本

首先，香港一直是一个我们常见的熟人社会——看重方言和出生地的部落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

香港没有经历大陆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剧烈的社会变迁，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生活方式传统化、人际关系亲疏化、社会关联部落化和家族势力延续化等诸多特征。

熟人社会通过人情构建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促使形成对内团结互助、对外一致排他的互助社群。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规范展开，即使来自西方的市场行为也受制于东方的秩序。熟人社会是中国的文化内核之一，要完全摒弃并不容易。

即使在中国大陆，经过那么多社会变迁，这种熟人社会的样式还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但是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要比香港前进得多，一方面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一方面是社会的强烈变迁，香港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

此外，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是主流的官方文化，这造成了香港相对于内地的异质性，导致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可以自由进退的公共生活的空间逐渐扩大和制度化；另一方面，熟人社会中的私人生活日益封闭化和隐蔽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隐私文化实际上强化了香港的熟人社会。

总而言之，香港出现的经济垄断加上熟人社会对整体社会经济效率产生严重后果，商人和政客形成小圈子，形成顺应人情、合乎法律的政经关系，导致政府官员懒政惰政，不能以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身份去平衡超级富豪与弱势社群的利益，也不能通过科技研发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