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司马光是个怎么样的人（司马少没错我只是一个高中生而已）

一

自从8月6日，我开始批评鲁西奇教授的《喜》以来，就一直有人嘲讽我学历太低。

有多低呢？

他们在网上搜到了我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文中我曾提到自己“高中退学”，于是他们判定我仅有初中学历。^ _ ^

这是直接发在我的评论区的。还有很多，他们是发在朋友圈，几经转达，我才看到。说我高中没毕业，是民科，等等。

这一条，则出现在“燕京书评”的评论区。可见，我“高中退学”这件事情，已在他们圈内流传甚广。

这里需要先纠正一下。

我其实是高中生，不是初中生。

这倒不是要努力把学历再稍微提一提的意思。假如确实只有初中学历，我是很乐意承认的。很显然，在这个事件里，我学历越低，越不吃亏。但我真的是高中生。

十年前那篇文章里，我只写了“高中退学”四个字，说得不够清楚。其实我是高考之后，不乐意去上大学。暑假过完又后悔了，于是报名参加了复读。在复读班里再次后悔，这才退学的。也就是说，我其实是高四退学。一共参加过两回高考（中止复读时，高考已经报名了），收到过录取通知（三本而已），但没有去。

8月6日，我发布第一篇批评《喜》的文章之后不久，曾收到陈文新先生的责问。

这位陈文新先生，是否就是武汉大学的陈文新教授，我不敢确定，只是看照片有些像。

陈先生的措辞是很严厉的。他疑心我躲在暗处搞鬼，没有以真面目示人。

可是，我一个高中生，还能有什么真面目呢？

我十多年前就在网上以“司马少”这个笔名写文章，从来没有改过名字。如今年龄渐大，都已经当不起那个“少”字了，也还是没有改名。为的就是要以真面目示人啊。

只不过我学历太低，又没有什么资源，写文章也很慢，在网上极不活跃，几乎毫无知名度，他们都不知道罢了。这并不是我要有意躲起来。

自曝一下吧：我生于1987年，比武汉大学的鲁教授、陈教授小很多很多。是晚辈，也是完完全全的外行。单说我没有“学术背景”，还容易让人误会我只是没在学界工作，没去做学术研究。其实我是连大学门都没有进过的。目前最高学历，高中而已。

这些信息，我十年前就公开说过，不是什么秘密。

在写这三篇批评文章时（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我曾将自己换位到对方，设想过很多种辩解的方法。唯独没有想过，他们会拿学历这件事情来攻击我。

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他们甚至误会我是初中生。我的身份都低到这个地步了，难道人设还能崩了不成？

而我所批驳的人，可是一位名教授啊。难道把我们两个人的学历，放到一起来比较，对方会更光彩吗？

匪夷所思。

二

假如不是迫不得已，我不会主动来谈论自己仅有高中学历这个事情。因为这容易树起一个坏榜样。

为了避免可能让人产生“学历无用”这种错觉，这个话题，我还得多说几句。

首先必须说得非常明白的一点，就是——

我当年的选择是错误的。

我高中毕业是在2005年。那个年代，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红遍大江南北。社会舆论对教育制度也是普遍持反思与批评的态度。使得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点才华的少年，都变得无比轻狂，幼稚得可笑。

当时很流行退学。好多文学青年都这样做了，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位（不包括最有名的韩寒在内）。别人具体怎样，我不敢妄说。我自己当年则完全是出于盲目自信。十七八岁写了两个长篇小说，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结果是，这些小说根本就没有出版的机会。

多年后回看，当时所写的小说也确实不够好。少年时代的作品，虽说不至于见不得人，但如果是现在才拿出来，就会很不好意思了。

由于出版不顺利，我自然也就当不成作家。只好埋头读书。这样一年，两年，三年……十几年下来，我就变成一个“野生学者”了。

我初中时代，本来各科成绩都很好，中考时物理曾拿到满分（我自己的记忆是这样，但时隔多年，已无法查证了）。到了高中，我开始故意偏科，上课不听讲，只顾埋头写小说。高二以后，数学与英语就都跟不上了。高考时，这两科我干脆是乱填的。最后只过了三本线。

当时我觉得学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于是决定在家自学。如今转眼过去了十多年。回头再看，我当年的决定，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我的盲目自信，支撑我自学下去。我的天赋，使我侥幸无师自通。但无师自通这一点，细说起来，完全是运气。假如没有网络，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那么多典籍资料，还谈什么无师自通，根本是死路一条。

假如说，我有比别人强的地方，是强在哪里呢？

就强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

从2005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十七年了。这十多年里，我真的去看了那些典籍，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混过去就算。

也因为我一直没有知名度，平时不很忙，所以能够静下心来好好读书。而且，也只能这样。我一个高中生，假如没有真本事，还怎么可能混得出名堂呢？

我已充分展示自己的学力，他们都要来嘲讽我学历太低。假如我也是个水货，还不让他们笑死了。

所以，有才华的少年们，千万不能轻易退学。学历真的很重要，越高越好。有一个好的学历，就多一条退路。你的师长和同学，也会成为你的人脉。而像我这样不走寻常路，想混出名堂，让人认可，所要付出的努力，是比走寻常路要多得多得多的。这是地狱级的难度。

当然，也有好处。这可能是唯一的好处。那就是，我作为一个无门无派的高中生，不会被卷进人情社会里。在与学者名流争论各种问题时，只要我确定他错了，就敢说出来，不怕得罪人。

他们想查出我的真面目，找到我的领导或师长。究竟要干什么，我不敢妄猜，总之这一点他们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我无门无派，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 _ ^

三

燕京书评在批评我时，曾提到一个词，叫“费厄泼赖”。

我记得“费厄泼赖”，是说要光明正大，要公平，不能用非正当手段的意思。

我的三篇文章，一直都是在谈《喜》的错误本身，清晰地指出其错误在哪里，并举出了充分证据。我从来没有主动拿自己的高中学历，来与“教授”做极不相称的对比。这还不是“费厄泼赖”吗？

现在是燕京书评憋着阴坏，在正文里对我所举出的那些错误，全都不认。然后又在评论区放出评论，指出我仅有中学学历。用意无非是想让那些还不太了解事件来龙去脉的读者，仅依据二人身份来判断对错。这也能算是“费厄泼赖”吗？

一个人说话作文，并非言辞激烈就怀有恶意，也并非假装“温柔醇厚”，就是怀有善意。

燕京书评那篇文章，全文没说什么激烈的话，但是满篇都透着恶意。

比如说，我第一篇文章曾指出《喜》错误九处，鲁西奇教授本人都已经承认其中三处，但燕京书评不承认，宣称有争议。这三处，我跟鲁教授之间都没有争议了，他燕京书评还有争议，你说这是一件多么诡异的事情。

鲁教授8月7日的回应

燕京书评8月19日的狡辩

燕京书评那篇文章的作者唐山先生，假如他连鲁教授已承认三处错误都不知道，他怎么就好意思来评论是非呢？假如他明明知道，却还要这样说，那不就是在故意欺骗读者吗？

你看，他明明知道的。但他就是要把水搅浑。

而且他转述我的观点时，也是在故意曲解。

大家可以把我此前的三篇文章都保存下来，然后尝试检索“情理”二字，就可以知道，我文章里根本不曾出现“不合情理”这个词。

我在批评《喜》时，从来就没有说过鲁教授的解读只是“不合情理”。我说的是，他解错了，那都是常识性错误，是低级错误，错得离谱。我的措辞极其明白干脆。

被燕京书评那样含含糊糊一转述，说得好像我还很不确定似的，只敢说是“不合情理”。

燕京书评的反驳，等于是先编个谎，然后再来反驳自己所编的谎。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基本立论，是要说《喜》那些错误都只是有争议，根本不算硬伤。假如他承认鲁教授解错了“亡”字，那就不得不承认，有些错误是真的没有争议。

而他如果准确转述我的观点，又想要加以反驳的话，就不得不举证来说明，那些低级错误究竟对在哪里。这是他根本办不到的。于是他只好把我的话曲解成“博文作者认为鲁西奇的解释『不合情理』”，然后大谈什么——

但语言从来不完全合“情理”，且不同时代“情理”也不一致。文献互释常假设不同作者对一个词的理解完全相同，有唯一的“正解”，未必是事实。这些争议处不能算成“硬伤”。

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居然还好意思提起“费厄泼赖”这个词。

四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替鲁教授辩解的人，往往表现出极不认真的特质，连我所举出的那些错误，到底是错在哪里，他们都没搞清楚，就开始反驳了。

比如燕京书评这一段：

鲁教授将“沛公”解错了，才出现“沛翁”这个怪词。而燕京书评竟真的以为存在“沛翁”这个词。^ _ ^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界面文化的那篇采访，里面维舟说：

他竟真的以为，鲁教授算错刘邦年龄是因为“看错了行”。

我原文说鲁教授“看串行了”，是在讲清楚他究竟错在哪里之后，开的一个玩笑。要理解这个玩笑，得知道《史记》和《汉书》不是一本书。我没想到这也有难度。^ _ ^

五

我的文章，指出鲁教授的《喜》存在大量低级错误，每指出一处，都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狡辩的人，对这些错误视而不见，只想着如何推卸责任。

他们要么不承认有错，要么弱化其性质，说那些错误只相当于笔误，要么指责编辑，怪编辑没有帮教授把错误都挑出来。

最神奇的是，燕京书评竟开始指责读者。怪读者没有直接忽略书中的错误。说这是“只会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黑暗”。

一本由名教授撰写的专业书籍里，出现了如此多的低级错误。结果编辑有责任，读者有责任，唯独作者没有责任。你说这事稀奇不稀奇。

燕京书评那篇文章槽点极多，我曾想过要逐一反驳，顺便把他转述《喜》的那一小部分内容中已经显示出来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来。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那位唐山先生，他一面宣称自己每年读书120本以上，一面又装得跟个小白痴似的，在那里问“『亡』可不可以解为『死亡』，必须释为『逃亡』吗”。可见他要么是根本没有判断对错的能力，要么是想故意把水搅浑。无论是哪种情况，我跟他辩论，都是在浪费时间。

燕京书评说，钱锺书《管锥编》的错误率，至少是《喜》的十倍。

这话令我相当震惊。燕京书评既敢这样说，想来是有根据的，是能负得起责的。

接下来，我将继续列举《喜》这本书里的低级错误。期待燕京书评将《管锥编》十倍于《喜》的错误也都列举出来，让大家开开眼，长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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