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寒柏最新书法作品欣赏（汉关墨妙）

疼你好辛苦 2023-07-02 08:20:38

崔寒柏最新书法作品欣赏（汉关墨妙）(1)

先前，由江汉关博物馆、书法报社主办，书法报互联网承办，《汉派书法研究》杂志协办的“汉关墨妙——刘涛白谦慎薛龙春极目江天书法展”在武汉江汉关博物馆开展。近期，陈志平、毕罗、方波、毛先唯、沈必晟、许伟东、张文博、朱中原等专家学者为展览撰写“笔谈”，特此刊发！

“汉关墨妙”——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书法展笔谈

（发言以英文字母先后为序）

陈志平（暨南大学教授、博导，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元郝经《论书》论述了“书学”产生的历史进程——夫书一技耳，古者与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计夫工拙，而不以为学，是以无书法之说焉。自包牺氏画八卦、造书契，皇颉制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而为之。初无工拙之意于其间也。世变日下，渐趋简易，故变古文为篆文，变大篆为小篆，又变小篆为隶，为楷，为八分，为行，为草，为真行，为行草，为章草，为正草。废刀用笔，废竹用帛，废帛用纸，皆与世变而下也。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始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为人，専门名家，始有书学矣。

郝经认为，从“书道”到“书学”整体上呈现下衰之势，那么“道”、“书”和“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东汉王符《潜夫论》卷一《赞学第一》：“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这里的“道”是自然天道和儒家圣贤之道，“书”是指先圣留下的“经典”。“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经典”既包括书本知识，同时也涵盖基本技能，古代“书学”一词即暗含此意。郝经在“道不足则技”之后做出了两个判断，一个是“始以书为工”，这一倾向发生在汉魏之际，指书法的艺术化；另一个是“始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为人”，这一倾向大约发生在唐代，指书法的人文化。在艺术化的背景之下，“技”得到凸显，“天然”与“工夫”成为品赏书法的关键词；在人文化的背景之下，“性情”与“学问”成为支撑“书学”的根本。唐代以后，讨论书法的框架就在“技巧”“学问”“性情”三者之间展开。书中有“道”，上者天性成之，可得“圣神之神”；中者学以致之，可臻“道妙之妙”，下者习而得之，可跻“贤能之能”。然而一以贯之的则是“学”，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学者之书，可贵在此。《广艺舟双楫》卷四碑品第十七：“夫书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为冠冕。自余偏至，亦自称贤，必如张怀瓘先其天性，后其习学，是使人惰学也，何劝之为。”天才和达观如康有为者尚且如此重“学”，更遑论一般的习书者。性情本乎学问，似为古今之通论，诚如诸葛诫子云：“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覆瓿集》卷六《书钱舜举画后》：“然书之为道，性情则存乎八法，义理则原乎六书，昔之习书者，未必不本乎此，无他术也。”

然而，“性情”和“学问”毕竟是“人”而非“天”，从此书道去“天”愈远，必然引发后世“下衰”的感叹，所谓“世变日下”即是此意。

按照历史的逻辑，笔者尝试归纳出书法“去道日远”的一般进程。汉代以后，“道”降为“技”，是一变也；唐代以后，天之“自然”降为人之“情性”，是第二变也；宋代以来，“学问”代替了“精熟”，是第三变也；清代已降，“心学”转为“形学”，是第四变也；至于当代，再变为“美术学”，愈发不可究诘。信哉，“书道”之难能也！

在此背景之下再来看当代以来的“学者”之书，其意义有三：第一，凸显了“学”的重要，此“学”既是“学术”，也是“学问”和“学养”；此学，既是手上学，也是心上学，同时也是性上学。所谓“即此是学”，“学”不尽在书，而妙有在书之外也，所谓气息渊雅者得之。第二，按照“先其天性，后其习学”的标准，“学”之于书，并非书法的第一义，然而“学者”之书，亦有自得者，与得之天然并不矛盾。上方“神品”不足，下比“能品”有余，佳者可臻于“妙品”。第三，当代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二分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即使同为书法创作，写行草和写篆隶的相互看不起；同为书学研究的领域，考据派和美学派也貌合神离。然既同属“书学”，理应镕一炉而冶之，不必相轻，更须勉之以“学”。

所谓“先其天性”者，亦“存乎其人”。至于白谦慎教授从国际政治领域转入书法研究，学治明清而书近唐人；刘涛教授以历史学筑基，出入魏晋而专精楷隶；薛龙春教授则年富力强，学擅数家而兼撮众法，性相近欤？习相远欤？则不可知。所可知者，白之疏朗，刘之古质，薛之倔奇，别裁别趣，尽在其中，非积学深至，亦难以至是。要之，汉关墨妙，洵为当今书坛之清流，足可烛照将来、针砭时弊而引领一时之流风者也！

（意）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

武汉是一座不一般的城市。几年前第一次到武汉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它不仅仅是在长江两岸建造的大都市，也位于中国大地正中间的核心位置，历来享有特殊的意义和城市功能。大致可以说，绝大部分西方人来中国留学、交流，基本上都首先选择北京或者上海、南京、杭州等东部城市，只有一少部分人会先到武汉或其他内地城市。我自己也不例外。不过，随着对中国历史与书法文化渐渐全面了解，以及与中国学术界开始更紧密的交流，我很快意识到武汉的重要性。尤其在古代楚国和六朝时期，武汉一带的文化充满着对生活品质的极高追求。第一次在湖北文博机构近距离地看馆藏文物，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审美寄托。有了这么一种人文大背景，武汉地区理所当然也会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书法文化，难怪中国最早的书法刊物——《书法报》——也是创立于武汉。就个人近20年的书法研究经历而言，武汉与我真正的结缘在于，我请教和拜访最多的两位学者——刘涛先生和张天弓先生都是武汉人。可以说，除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的《法书要录》以外，刘老师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几乎是我翻得最多的一部跟书法史有关的书了。刘老师不仅仅学问渊博，而且个性率真。因此，只要跟刘老师合得来，交流就非常痛快。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刘老师家里拜访，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就聊到十二点多了！

这次在江汉关博物馆举行的“汉关墨妙”书法展，除了刘涛先生以外，还有跟我关系同样十分亲近的两位来自江南的学者参加——白谦慎先生和薛龙春先生。

众所周知，与中国历史、文学、经济等研究领域不同，在西方认认真真地关注中国书法学术研究的学者不是很多，幸亏有白老师在这三十几年当中起了典范作用。好多人都不知道，2003年夏天我考上意大利汉学博士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了白老师一篇介绍欧体在当代国际书法影响的论文。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欧体，对欧阳询很感兴趣，就冒昧给白老师写了一封信，我忘了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写的。虽然白老师不认识我，他还是很快回信并且把他那篇文章的纸质本邮寄到意大利，他促进书法研究的积极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后来跟白老师还见过几次面，还参加过他组织的不少学术活动，应该说他是最支持我的学者之一。

薛龙春先生跟白老师一起组织的很多活动我都参与过。其实最早关注他是2005年我在浙大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孙过庭《书谱》，通过同学贺文荣和姚宇亮了解到薛老师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张怀瓘书论，正好跟我研究领域很有关系，所以还特意复印了贺文荣那本复印件。后来，薛老师研究方向转到明清书法史，与我关注的中古时期不同，但无论在具体的学术课题研究上还是在参加学术活动等方面，我们都有着相当频繁的交流。

这次展览我无法线下参加，但是从图片和介绍来看，展出的作品都是三位学者结合学术精神进行审美探索的直接写照，在武汉展出有代表武汉接纳与融汇的人文精神的重大意义。

方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导、美术学博士）

当代书法的公众化倾向，使书写者面临着娱己与娱众的选择，影响着书写者的心态和书写状态，发生了从个人自然状态的书写与心灵诉求的需要到公共空间的言说与展现的转变。当代很多书家未能处理好这种变化，出现明显的人书分离现象，甚至走入伪饰与仿书的误区，缺乏艺术品格、风格趋同的机械式书写大行其道。当代书法创作面临着艺术品格失落、思想缺乏、作品难以打动观众的窘境，而作品中书家的“不在场”，是造成这种窘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毛笔早已退出实用书写领域，在当代，以毛笔书写，实际上就是一种刻意的行为，即呈现在观众视野中的作品与书家形象并非是真实对应的，常常是书非其人，暗含着伪饰的成分，存在着人书分离的现象。观众面对的通常仅仅是单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书家常常是“不在场”的，书家的思绪、情感、趣味等并没有通过书写物化为作品，没有温度、没有趣味、没有情感的机械式书写的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野。很多时候，所谓作品，展现的是因特定的、潜在的利益而面向公众的虚拟形象而非作者的相对真实形象与心理状态、审美趣味。这种虚拟状态与真实身份的分离、与作品的分离，引来人们对当代书法是否能如其人、书法是否是书写者情感、趣味、心灵轨迹的再现、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作者的真实形象的质疑。

书家如何“在场”？“汉关墨妙”展览可以为我们考察人书合一、书家“在场”问题提供讨论的样本。从人、书关系的视角来说，这个展览是对如何做到自然书写与艺术表现的同步、如何体现作者真实的一种探索，展现的正是对人书合一状态的追求。

参与“汉关墨妙”展览的三位书家刘涛、白谦慎、薛龙春都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们在创作中对如何体现出作者的“在场”、如何处理主题与作品表现的关系等方面颇具匠心。不强求书写风格、式样的多样和变化，而在人书的合一；将对地域风物、人情的感悟、怀想与追忆，直接以文辞或通过文辞的引导，营造出古雅、淡远之境，显示书写者特定的审美情趣。虽然我们面对的仍然只是作品，但可以感受到温度，激发出情感，通过作品与作者共情，体味作者的所思所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三位书家的“在场”，感受到作者不与世俗同流的性格与审美趣味在作品中的呈现。

人书分离时代学者们的思考与书写，是喧嚣浮躁的当下的清凉剂。创作的主题、书写的内容、书家的理解以至作品所处的展示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是学者的日常书写与有意构思创作的合一，是对当代书法创作如何面对个人内心与社会的一种探索，使书法成为当代书写者情绪、思考的记录，留下真正的印记。这也正是学者书法的价值所在。

对书家“在场”的强调、对作品中人的因素的关注与表现，是纠正当代书法创作充斥伪饰、过于追求外在形式弊端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对人书合一之境的追求并不能替代其他可能的书法表现模式——三位学者也无意以自己的表现方式、审美趣味去替代其他模式与趣味，但这种追求以其独立的思考和美学意蕴，在当代多元化发展的书法生态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毛先唯（湖北省书协学术委员、武汉书协理事）

“汉关墨妙”书法展，三位作者都是研究书法史的重量级专家，展出作品法度森严、文雅俊逸，符合传统书法审美，好评如潮。“汉关”系列书画艺术展持续了数年，已然成为大汉口的新文化品牌。从展览的学术性来看，每一次都有新视角、新看点，或者是书法与地域文化的勾连关系，或者是书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得益彰，也或者是基于不同艺术群体对书法的诠释和呈现，与时下应接不暇的大众式的展览拉开了距离，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书法参与者的态度，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值得重视和思考。

书法的历史很长，从有文字就开始，当把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符号作为最原始的文字存在，书法就始终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最初的书法并不关注书写者的存在，魏晋之后，文人士大夫们进入统治阶层，掌握了文化发言权，他们将书法水平的高低作为可以相互攀比的谈资，正是这种风气的存在，客观上促成了书法的自觉与成熟。而科举制度的形成，更加保障了书法的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文化统治者的手中，书法参与的门槛也随之加高。这种现象持续了一千多年，尽管后世也出现了职业艺术家，但无一不是在遭遇科举失败、仕途受阻才走上职业书法的道路，他们往往也都和权贵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直至清代金石碑学的兴起，把无名者书写的碑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崇备至，并纳入学习取法的对象，甚至认为这些原始粗糙的工匠碑刻“无不佳者”，提出生动、朴实、稚拙的书法范式，这种书法审美理论的确立，将民间书写也纳入到了经典书法的范畴，大大降低了书法参与的门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建国以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使得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改革开放四十年，各类文化群体得到空前的发展，书法协会、院校学科、民间组织、展览比赛、书画市场等都成为参与者进入书法领域的通道，书法也早已不再是传统精英阶层专属的文化。

再来看今天展览的三位作者，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像都不以专业书法家自居，这种有意和专业书法家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应该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反观当下的书法领域最大的参与群体，一类是以艺术院校为重点的学院派，一类是以书协组织为核心的展览派，两者在参与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显然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有一类参与群体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在书画市场中赖以生存的经营者，他们扮演市场推手的角色，能量巨大。而这些群体往往不具备传统精英在文化底蕴、物质基础和个人天赋等方面的基础条件，他们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如何在社会上体面且骄傲的生存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闻一多在《说舞·社会的功能》一文中说：“在跳舞的白热中，许多参与者都混成一体。”如果把这句话换成“在书法的白热中，许多参与者都混为一体”，也很符合现实情况。

时代赋予了书法新的功能和范围，参与者的多样化必然会影响书法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参与者呢？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留给大家去思考。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谁知道呢！

沈必晟（华中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武汉书协副主席）

对近代武汉而言，江汉关不仅是一座建筑地标，更具城市文化意味。它在见证武汉近代百年风雨的同时，也将这座城市开放求新、勇立潮头的文化品格凝聚其间，成为武汉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内陆走向世界的一个时空坐标。武汉是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书法则是这扇窗口别样的一抹亮色。在近现代书法史上，张之洞、端方、张裕钊、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缪荃孙、陈衍、梁鼎芬、柯逢时、盛宣怀、黄士陵、王福庵、唐醉石等一大批硕儒名宿都曾在武汉居停交游，播书名于汉上，传艺林之风流，为文化武汉的发展标举了高峰、储备了力量、传承了文脉。

四年来，在江汉关博物馆这个平台上，我们先后举办了“汉关书境”“汉关至雅”“汉关壮游”“汉关墨妙”金石书画作品展，周韶华、徐本一、铸公以及这次参展的刘涛、白谦慎、薛龙春等，都是当代最知名的专家学者和书画艺术家，都和武汉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都通过吟诵挥写与武汉有关的诗词歌赋，再现武汉在近现代发展中的恢弘气势，展现武汉独特的城市魅力，为武汉在新时代的发展加油助威。这里面，有对时代风云人物的描绘，有对宏阔历史场景的叙述，还有对黄鹤楼、古琴台、晴川阁、长江大桥等江城景观和人文风物的独特表达，他们以斗方、扇面、书笺、屏条、对联等诸多形式为载体，挥柔毫于縑素，寄深情于腕底，在厚植文化武汉的同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和武汉一起成长、一起发展、一起飞翔，继续着扬子江的奔流不息，继续着楚文化的浪漫空灵、继续着武汉人的开放包容，成为这个城市活的精灵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的努力还不止于此。当标志性的江汉关与当下普罗大众式的书法在一起的时候、当坚硬的大楼和柔软的笔墨在一起的时候、当巴洛克式的建筑和传统中国式的文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永远希望这些人类的优秀创造物通过一体多面的图像碰撞出来、传递出来、生成出来，共同营造属于这个特定情景、特定语境的“知识”。这种“知识”，既具有审美视觉性，也应该具有文化视觉性，或者还会有政治及其他各个方面的视觉性。我们愿意发挥区域历史和知识建构的主动性，通过江汉关这样一个在武汉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建筑与一流人物互动，形成历史的重新叙述，形成“知识”的动态生成，形成物与汉派“新概念”的相互成就。我们相信，这个过程肯定不会是一个模式，也一定不是完全的单向性生成，当然，临时性的结果也一定不会固化，承担这种动态过程中的各种变异，向好或者向差、向多或者向少、向快或者相慢，都是我们愿意乐见的临时性成果。就像这次“汉关墨妙”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书法展所呈现的，一定是不同于纯粹的书法家的书法展、也不同于收藏家的书法展、同时还不同于画家的书法展，精神性的事物千变万化。今天这个特定展览所呈现出来的图像学与知识的生成，是江汉关建筑本身、江汉关博物馆的工作者、参展书家以及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的文本写作者们共同构建的，这个知识既向前延伸，直到杨守敬与江汉关第一任监督的交往，也“长高长胖”，会和张之洞、端方、张裕钊、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等一众高人在江汉关及其附近的活动相互关联，也向后延展，我们期待会更多。

许伟东（湖北美术学院教授、硕导、文艺学博士）

《汉关墨妙》参展者刘涛、白谦慎、薛龙春都是书法史领域优秀学者。他们的著作我大部分拜读过，十分钦佩。这里专门谈谈刘涛老师。

刘涛老师籍贯汉阳，出生地汉口，大学求学在武昌，与武汉三镇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武汉的山川风物，对他而言是“到处溪山如旧识”。这次的展场“江汉关”，是武汉的地标，是近代建筑杰作，武汉人又称其为“武汉关”，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刘涛老师临写的“江汉关”榜书，以颜体大楷的结构，以半颜半魏的用笔，巍峨屹立、雄壮果断，所本乃民国书家宗彝（1875—1935）留存在江汉关建筑上的匾额，我认为临本超过了原本。刘涛老师长期在中央美院任教。我在央美读书时，他给我们讲授《书法史》，上课的方式是座谈和聊天，我们自由提问，他即席解答。那一届书法研究生中，只有我来自国内，崔载锡、梁朝烈、金守珍均是韩国学生（高一届的日本人樋口将一和备考中的韩国人裴知恩参与旁听），他们的中文足以应付一般生活、学习，但是无法适应深入的学术讨论，刘涛老师的课程变成了两人之间的对话：我不厌其烦问，他耐心细致答。印象中最深的是，他细致地给我介绍了武汉大学、它的历史系、历史系大家唐长孺，以及唐先生的家学、师承、治学风格、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我完全没料到，两年后，我就来到武汉。来汉第二天，联系好湖北美院工作后，我就直奔珞珈山，在那个比北大和清华还要阔大的校园中逛了个遍。刘涛老师讲课中提到唐长孺治学既有大中见小，也有小中见大。我在游逛时就想到了这个说法，但第一次逛武大，不过观其大意而已，“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都做不到。后来，因为孩子长期求学于此，我无数次进出武大校园，并被武大某学院邀请作书法讲座，但是我还是感到“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都非轻而易举——那是成熟学者的境界。

刘涛老师与白谦慎、刘恒先生年龄相仿，1953年生，长我十多岁。在改革开放后“书法热”中，他们与1940年代出生的一批名家一道迅速崛起。坦率地说，1940年代的那批名家个性鲜明但是良莠不齐，有的后来渐渐淡出学界视野。他们几位相对年轻，受过北大、武大科班训练，在书法史领域持续输出，反取得了不菲成绩。到湖美任教后，给每一届学生推荐书目，我都不会落下他们的著作。单就刘涛论，我要说：书法入门读物数以百计，《字里千秋》是最佳者；《中国书法全集·二王卷》是《全集》较早面世者，无疑是卷帙浩繁的《全集》中的上乘之作；《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早已人所共知，与其他几卷一起被同行称道；至于《书法谈丛》《字里书外》和《魏晋书风》三部著作，则互为姊妹篇，貌似随笔，实则是精短的书法史个案研究选集，很好地体现了刘涛老师曾谈到的“大中见小”与“小中见大”。

张文博（湖北省书协学术委员、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汉关墨妙——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书法展”在江汉关这样的武汉百年老建筑面里面展出，非常和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很搭”。江汉关是见证武汉百年历史演进的标志性建筑，在这座具有浓厚历史人文气息的建筑里，展出三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史学者的书法小品，最可贵的是书写内容都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武汉的诗词，从展览角度而言，这就是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接地气，非常有看头的展览。这些年，国内不少博物馆和美术馆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深度研究的书画展览，有些侧重于地域史中书画文献的梳理和挖掘，有些侧重于个案先贤的研究，有些则侧重某一流派或地域群体风格的演变和影响等。总的来说，展览组织者越来越重视展览本身的知识生产与问题意识，观众也从这些高质量的展览作品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审美素养。

就本次书法展而言，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引起大家关注，那就是他们三位既是著作等身的书法史研究者，同时他们也是书法创作的实践者。刘涛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书法和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他不仅是王羲之及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北朝》卷的主编。近些年来刘老师更像是一位书法推广普及的写作者，出版了像《极简中国书法史》、《书法学徒记》等多部书法学习的普及性读物。白谦慎先生是傅山研究的著名学者，《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经出版，就掀起了海内外傅山研究的热潮，白先生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傅山的书法本身，而更多的是将傅山放在整个十七世纪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中加以分析和讨论。我记得2003年《书法报·兰亭副刊》曾用整版篇幅刊登《王小二一个普通人的书法》一文，那篇文章刊出后引起的关注与争论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关注文章的作者白谦慎先生，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书法研究的文章可以用类似小说的笔法来写，而且文中的现象和道理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共鸣。薛龙春先生是研究王铎的著名学者，也是百万字《王铎年谱长编》的作者，有一次我和他聊到王铎与汉中，他一口气就将王铎在汉中的行踪说的清清楚楚，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超强的记忆力与研究的深入程度。最近刚买了薛龙春先生主编的《中青年艺术史学者论丛》中的两本，这套论丛涉及书法、绘画、器物与宗教美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比对，可以看出书法在整个视觉文化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整个艺术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不同于大多数书法领域的研究者，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三位先生的书法个性独立，风格鲜明，他们的书法既有传统文人独有的对精神气质的内在追求，又有对传统书写技法的深入体悟。在不断追求视觉冲击，不断追求抢眼的展览时代，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三人的书法展在江汉关博物馆朴素的展厅内静静的展出，百年建筑内的各种老物件与一张张翰墨文词交相呼应、相得益彰，美美与共，让人读出了不一样的亲切。

朱中原（《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现代编辑部主任）

拜观“汉关墨妙”刘涛、白谦慎、薛龙春书法展，觉略有数言可陈于笔端者。

三位皆当今书坛学人，治学路径虽有不同，治学方法亦有相异者，然其治学精神则一。三人之中，刘涛先生长于魏晋南北朝书史，白谦慎先生长于清代士人书法史及书法社会学史，薛龙春先生则长于晚明书法史。刘涛先生纯用中学之法治中古书学，白谦慎先生则善以西学之法治晚近书史，尤以西人社会学方法治晚清书法社会史，且游走于书学内外，多有奇论出焉，薛龙春先生治学门径则从乃师黄惇先生出。此三人之治学门径，皆我辈之所歆羡者也。三人之中，因编辑工作之需，我仅与薛龙春先生有所接触，一派学人之风，此前更多是读其学术著作，诸如新出之《王铎年谱长编》，其史料之浩博，搜罗之宏富，考校之精详，实年谱长编之佼佼者也。今拜观其书，隶、楷、草、行四体皆备，融机趣与文雅于一体，尤以隶、楷二体为擅场，隶法汉魏正宗，又于访碑之中观摩汉魏碑石，其楷法钟王，又略参北朝真书，而脱略其形迹，出以己意焉。吾与刘涛先生素所未识，然钦佩其学问风骨，其多深居简出，其学问之渊深自不待言，然其素不问书坛之事，尤令我歆羡。其于魏晋南北朝书史考索精详，尤于北朝书学之源流多有精深之论，某之治北朝书史，对其著述多所措意焉。其言简意赅，不故作高深，文不求晦涩之意，与当下之院体八股论文，多有出入，吾喜其清脱之文风，与其清脱之书风，正相仿佛矣。盖学人之书，清通空灵，蕴藉渊雅，刘涛先生当之矣。其书多从颜鲁公出，又出入于汉晋之间，故有清奇之气。白谦慎先生素为书学界所关注，其学术视野广博，多与西学相衔接，虽国中多有争辩者，然其为书学界别辟一新径，则殆无可疑。其书多从老辈学人来，尤亲炙于民国才女张充和先生，张氏一手妍妙澹然之小楷，多有魏晋间遗意，白谦慎多蹈袭之焉，而其专究于古质之内蕴，又与今日孜孜于钟王之形貌者相异者也。故白氏能取钟王及张氏小楷硬朗之质，而弃其妍丽，是为学人书法风骨之所呈现也。

故学人书、文人书与书家书，自略有相异者也。今之学人书，虽有学养之气，然亦不免学究之气，文人书虽多空灵蕴藉之气，然亦不免随意散漫，书家书虽技法完备，然亦不免匠作之气，三者各有所短，亦各有所长，且亦有气质之异，可互为补益焉。故吾谓学人之书脱略学究之气，文人之书脱略散漫之气，书家之书脱略匠作之气，则书无不佳矣。古之学人多善书者，尤以清人为最，民国以降渐有衰退，今之学人不善书者夥矣。此为吾侪所不能不认之事实。然书法学人，善书乃为其必备之素养，舍此无以为精深之书学，此吾之谓以学养艺、以艺养学者也。顾三人之书可为吾之论相佐证乎？吾诚请诸公试断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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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寒柏最新书法作品欣赏（汉关墨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