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朝名将墓志铭（身为敦煌千古罪人）

“敦煌水涸龙驹伏，未央厩前秋草绿。驴驼负石玉门关，旧苑空馀三十六。”这是明人诗中凋敝的敦煌景象，而这种凋敝景象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孤城遥望玉门关，横越几万里的长风，再也没能吹开嘉峪关紧闭的城门。

长烟落日孤城闭，敦煌的光彩早已湮没在昔日的繁华中。敦煌也曾车马如龙、胡汉交融，上元夜、燃灯会、舞席歌筵、火树银花、大启千灯之夜，盛极一时。然而岁月终有起伏，时光未曾因繁华稍作停歇。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煊赫一时的大唐王朝分崩离析。而敦煌，就此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摇。千年文明交汇处的敦煌，从此再也听不见声声驼铃，再也看不见车马交错。它安静地坐落在祖国的西北边陲，尘埃满面、两鬓如霜，倔强地等待着下一缕曙光的出现。

敦煌莫高窟在沉睡了百年之后，它没有等来一个得以使它安然无损的文物爱好者，唤醒它的是一个逃荒农民，名叫王园箓。后来因入道教，就是那流传千年的王道士。

隔着百年沧桑，当再提起王道士，很多人都说自己懂王道士，懂他的为蝇头小利变卖佛经文卷、佛画刺绣，更懂他暮年之后的凄惨生活产生的原因。但如果王道士真的只是这样一个为蝇头小利变卖那些历史文书、佛教经卷、绢画刺绣的见钱眼开者，又怎会被后代又爱又恨呢？又为何为他修建了一座敦煌最大、最高、相对气派的道士塔呢？

咸丰六年（1853年），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昔日的辉煌如余晖一般默默地没入地平线。西北边陲的敦煌已无人问津许多年，昔日喧哗热闹的敦煌，依然存在于清朝的版图上。然而，仅仅只是记录。

1853年夏日，没有聒噪的蝉鸣，只有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驱着庄稼走向凋落，颗粒无收的状况驱着人们远离故乡，年幼的王道士就是离乡大军中的一员。

长河渐落星辰低垂，衣衫褴褛的王道士带着一身风尘，走在东方天际逐渐亮起的晨曦里，漫长的时光把他带到了甘肃酒泉。风沙满面衣衫褴褛的王道士，在漫长的路上早已是饥肠辘辘。大旱之季，各地均已弹尽粮绝，只有一处，尚有粮草，王道士为满足口腹之欲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

肃州地区向来道教盛行，道士习惯在驻军兵士中传播道教教义。王道士在军中便已皈依道教。岁月悄然流转间，王道士已到退役之时，从甘肃酒泉到湖北麻城，对于他来说，这未必是一个好的选项。不如蓄发受戒成为真正的道士，即可解决衣食住行之问题。

王道士并没有经世治国的梦想，也没有留名青史的愿望，他只想过吃饱穿暖、衣食住行有保障的生活。可命运总会被历史催着前进，王道士也许天生就该属于敦煌，而敦煌的辉煌仿佛也只能通过王道士才能再次耀眼东方。

道士自古就有云游四方的传统，王道士也不例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云游至敦煌三危山时，偶然间发现了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惊喜之下，王道士惊呼“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从此，王道士便定居于敦煌莫高窟。

沉寂了数百年的敦煌，终于等来了一缕曙光，透过飞扬的尘土和被光阴封存的石墙，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了。那只是一方小小的石室，却堆置了十六国至北宋七百多年间的历史文书、佛教经卷、绢花刺绣等五万件文物。

每每看到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我便幻想，如果王道士未在敦煌驻足、未曾清理流沙，藏经洞也许就不会被发现，敦煌文物也不会流落国外，至今未归。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为胜有为，对于敦煌文物而言，让它继续沉睡在流沙之下，继续活在苍凉萧瑟的西北边陲，活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这便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吧。

可没有王道士，还会有李道士、张道士、周道士……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也是中国敦煌文物颠沛流离的开始。鸣沙山畔千年莫高，它曾将汉魏隋唐风骨看清，也曾痴缠过异邦人离去的背影。但如今只能带着回忆开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在离开那一刻曾有叹息声入耳，那不仅是王道士的叹息声，也是时代和光阴的叹息声。

“王园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这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对王道士的描写。

许多人得知王道士与敦煌的关系，也是从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得知。也正因为《文化苦旅》，王道士被认为应该对敦煌文物的流失负责。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余秋雨先生写出了敦煌莫高窟文物的苦，可王道士的苦却被遗忘在了历史深处，被戈壁的风沙掩埋，不见其踪，无人问津。

藏经洞被打开后，王道士曾四处奔走上报消息，请求文物保护，却无一位官员和学者，重视于此事。对于敦煌莫高窟而言，王道士应该算是第一位敦煌守护人。藏经洞发现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从王道士认识到藏经洞经卷文物价值那一刻起，他便开始了匹马孤征的艰辛的文物保护征途。他曾徒步行走五十里，怀揣两卷经文，奔向时任敦煌县令严泽，试图祈求县令引起重视，保护敦煌文物。可愚昧无知的严泽，把这两卷经文看作是两张发黄的废纸罢了，寥寥两语便打发了王道士。

两年之后，敦煌又来了一位新来的县令，王道士再次带着戈壁的风沙与几卷经文向县令报告，可得来的不过是好好保护一句空话，顺便还顺走了几卷佛卷经文。至此，敦煌文物开始了它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可王道士并不甘心，他从藏经洞中精挑细选了两卷经文，骑着毛驴奔赴酒泉，800多里的路程未曾让他灰心，风餐露宿的生活也未曾使他回头，他深知敦煌文物的价值，他不敢停下，亦不敢回头。

不知经历了多少日的提心吊胆，他终于见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延栋，可延栋潦草浏览经卷上的文字之后，只得出一句，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便了却此事。

之后，偶有人来到莫高窟，但来者皆是掳取，今日失一经卷，明日丢一画像，王道士有心保护文物，却无能为力。漂泊的乱世，冰冷的戈壁，人如草芥，来者皆是达官贵人，王道士一个逃荒的农民，又如何护得住这千年文明呢？

三次求助当地政府无望，无奈之下，王道士只好上报于帝都。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风雨飘摇的年代，清王朝内部早已自顾不暇，又怎会理会远在戈壁的敦煌呢？又怎会注意一个小小道士的请求呢？不知戈壁上交替了多少个昼夜，远在西北大漠的王道士，始终没有等来帝都的回复。

1900年，这是中华民族沾满血泪的一页，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中华大地陷入水火，北京城沦陷，顷刻之间民族危亡。而远在西北戈壁深处的敦煌，也即将开始一场令人心碎的文物迁徙。

从1900年开始，到1907年，长达七年的奔波，王道士靠着四处募捐，积攒钱财，聘请伙计帮助清除洞窟中常年淤积的沙子，修补毁损建筑。在光绪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仅仅两年时间，就已耗费白银一万余两。上报帝都的消息尚无回复，对于接下来的修复，王道士再也难以筹集到钱财，这时，斯坦因来了。

斯坦因以二百两银子，从王道士处骗买走古籍二十四箱、佛画刺绣品五箱。次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各类古籍佛画六千件。之后日本人、美国人接踵而至，可王道士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也在其中。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的价值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才认识到了敦煌文物的价值，可并不是千方百计保护敦煌文物，而是绞尽脑汁将其窃取、占为己有。这是敦煌文物遭受到的最大的伤害，就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参与其中。曾经的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而如今，却处处残缺破败。完整的壁画故事，有一块被方方正正的剥落，只剩光秃空洞的石壁。

1910年，清政府下定决心保护敦煌文物，将敦煌剩余的经卷送往北京保护，可每到一处，经卷便流失一部分，等到帝都的时候，所剩经卷寥寥无几。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祁连山冷峭的雪线还在，石窟里端坐的佛像还在，而藏经洞中的经卷刺绣却所剩无几。面对官府的不作为，无理掠夺，王道士痛心不已。

在官府未曾注意到敦煌文物时，藏经洞在王道士的管理之下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即使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也是持有当地官府开的许可证，并且一路受官兵保护，王道士并没有能力阻拦。

鸣沙山畔千年莫高，举世震惊的藏经洞内，经卷文物所剩无几。王道士看到被粘走整块壁画后的墙壁，光秃裸露，深感无能为力。

1914年再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曾记载到王道士对这次事件的看法：“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他爱敦煌文物，他将保护敦煌文物、修缮毁损建筑为己任，择一事终一生，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可到晚年，他却因变卖敦煌国宝，成为敦煌的千古罪人，被当地村民辱骂、索要钱财，可那七百两银子，他从未占为己有，他全部用在了修缮庙宇上。

在高度的思想压力和舆论压力之下，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装疯卖傻，伴着佛教经卷度过残年。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勤勤恳恳一辈子的王道士溘然长逝。

他是一个小小的道士，是一个逃荒的农民，是一个文化素养不高的人，这样的人，在960万平方公里上，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而在敦煌，他却成了战士，成了西北土地上一块顶天立地的丰碑，风吹不倒，砂石不催。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清朝的嘲讽。我们从来都不是冷漠的历史旁观者，我们身处其中，一睹其相。

面对第一位敦煌守护者，我们错怪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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