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纪念馆参后感 年仅20岁却患神经官能症
张瑞华是聂荣臻元帅的夫人,他们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感情笃深,但聂荣臻元帅每每提到自己的夫人,除了赞誉以外,还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情来自于自己夫人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而且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张瑞华到晚年。
根据现代医学的解释:神经官能症又称神经症或精神神经症,它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神经症的发病通常与高紧张的环境有关。
而张瑞华之所以患上神经官能症,主要跟聂荣臻元帅在1930年5月后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有关。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当是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在白色恐怖下很多人或主动投敌,或被捕后叛变投敌,这些叛徒掌握着党的机密,国民党利用这些叛徒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
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在叛徒告密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人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经过党中央的慎重考虑,决定派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而且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党性原则非常强。
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但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他让聂荣臻负责行动。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聂荣臻一方面要担负特科的行动,另一方面还要和顾顺章作斗争,对内对外都需要坚决的斗争,由此可以想像工作难度之大,远不是在和平年代下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所想像出来的,但是张瑞华始终陪伴在聂荣臻元帅的身边。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2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经常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张瑞华是1909年出生的,1928年4月与聂荣臻在香港结婚。结婚时张瑞华是机要交通员,具有非常强的对敌斗争工作经验,但即使这样,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压力之下,她得了神经官能症,而且1932年张瑞华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直到出狱,可想她承受的压力之大。
特科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聂荣臻、陈赓等人的一齐努力下,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使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天择认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在牺牲奉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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